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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施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的资金需求研究

2019-06-25柴麒敏傅莎温新元刘冠英徐华清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年4期
关键词:适应

柴麒敏 傅莎 温新元 刘冠英 徐华清

摘要 充足、稳定的资金投入是中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实现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本研究以自主开发的自下而上系统优化模型PECE为基础,耦合适应模块,扩展和构建了自下而上的气候资金需求综合评估方法学框架,从低碳能源、节能、森林碳汇、基础设施、农业、水资源、海岸带和相关海域、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人体健康等领域出发,系统评估了中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减缓和适应资金需求,并结合对现有气候资金投入的评估,识别了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的潜在资金缺口,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2016—2030年,中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总资金需求规模将达56万亿元左右,年均约3.7万亿元,相当于201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3%。其中,平均每年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分别约占57%和43%,分别达2.1和1.6万亿元。且随着减缓气候变化力度的提高和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的增加,年均应对气候变化资金需求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将从目前“十三五”的年均约2.9万亿元,上升到“十四五”的约3.8万亿元和“十五五”的约4.5万亿元。与现有资金投入规模比,中国每年将面临约1.4万亿元的资金缺口,提高气候资金投入和撬动气候投融资的需求非常迫切,既要不断扩大气候投融资规模,也要进一步调整气候投融资结构,加大对非水可再生能源、建筑和交通部门节能、智能电网和储能、可持续基础设施、防灾减灾等领域的投入,强化气候投融资工作和能力建设迫在眉睫。

關键词 国家自主贡献;气候资金需求;减缓;适应

中图分类号 P467;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04-0001-09   DOI:10.12062/cpre.20181124

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是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核心制度设计,气候资金是支持国家自主贡献实施最重要的要素机制。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将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作为积极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机遇和内在要求。自“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成效”的定性目标以来,中国政府进一步分别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17%和18%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目标(即碳强度目标)。2015年底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达成了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全球气候治理史上的里程碑”的《巴黎协定》和一系列相关决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截止201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97个缔约方签署了《巴黎协定》,其中193个缔约方递交了165份预期国家自主贡献(INDC),覆盖全球90%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181个缔约方已通报了153份第一次国家自主贡献(NDC),马绍尔群岛已于2018年11月份提交其第二次国家自主贡献。中国也已于2015年6月30日提出了国家自主贡献方案,承诺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并努力尽早达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以及2030年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m3左右。同时承诺将继续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在农业、林业、水资源等重点领域和城市、沿海、生态脆弱地区形成有效抵御气候变化风险的机制和能力,逐步完善预测预警和防灾减灾体系。方案展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至2030年的低碳发展蓝图,也突显了中国政府对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负责的自主、自信与自强。习近平总书记等国家领导人在多个场合重申了中国将与各方同心协力、共同坚守协定成果、共同推动协定实施、建设一个清洁美丽世界的坚强决心,也向世界释放出中国将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百分之百承担自己义务、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信号。

资金议题一直是全球气候治理中最为重要的关切,气候资金规模、来源及其管理模式一直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与合作的核心,《巴黎协定》第二条特别提出了气候资金发展的长期目标,即“使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路径”。如何评估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需求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持和差距问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发达国家承诺提供的每年1

000亿美元资金支持也因出资意愿和发展中国家需求不明而仍未能充分履行。中国在国内加快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有效实施国家自主贡献,也需要明确绿色资金投入的规模和缺口,从而更广泛地动员公共和社会资本,更好地运用多双边渠道的国际资本,有针对性地创新气候投融资机制。但目前有关气候投融资和资金需求的边界和口径模糊,统计和研究基础薄弱,相关研究报告的结论争议很大,亟需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索科学、合理的方法学和开展创新性、系统性的需求评估。

有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资金需求的评估存在多个维度和口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曾对其进行过初步的梳理和评估[1-2],但相关研究较为有限。

减缓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评估主要包含以下两个视角:一是从成本视角评估资金需求,侧重对实现既定温室气体减控排目标的成本/经济代价的评估,包括温室气体减排成本、边际减排成本、经济和消费损失等[3-4]。评估结果一般用于减排力度/公平性的评估,减排责任/努力的分担和作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要求公共气候资金支持规模的依据[5];二是从投资视角评估资金需求,包括总投资规模和相对某一基准情景的增量投资[6-11]。与成本视角相比,对投资需求特别是总投资规模的分析更有助于了解应对气候变化前期资金需求的全貌,也是与推动气候投融资的激励政策进行有效衔接的必要前提。综合现有研究,各个机构对全球和中国减缓气候变化未来投资需求的评估结果差异巨大。例如,在全球尺度上,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评估[6-7],2017—2040年新政策情景和可持续发展情景下年均投资需求分别为2.50和2.88万亿美元,年均增量投资需求为3 800亿美元。其中,新政策情景(New Policies Scenario)考虑既有政策和已经公布的规划,可持续发展情景(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enario)综合考虑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与能源相关的目标。新气候经济学(NCE)和麦肯锡评估[8-9]的2015—2030年基准情景和2℃情景下的年均投资需求则相对更高,分别为5.9和6.2万亿美元,年均增量投资需求为2 700亿美元。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评估[10]介于两者之间,侧重强调2℃情景相对基准情景虽然在可再生能源、输配电、固定资产、CCS、核能等领域存在增量投资需求,但由于可节约大量能效投资和化石能源投资,总投资需求反而有所降低,2015—2050年的年均投资需求可从基准情景的3.3万亿美元下降到2℃情景的2.0万亿美元。而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2]和彭博新能源财经[11]仅分别评估了2010—2029年2℃情景相对基准情景的年均增量投资需求和2017—2040年的年均清洁能源投资需求,分别为4530亿美元和4 250亿美元。在中国尺度上,相关研究报告给出的年均投资需求差异也非常大,范围从1.3万亿~2.9万亿人民币不等[12-17]。

上述结果的差異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一是气候投资的核算边界和口径差异。比如是仅仅考虑了低碳能源投资,还是同时考虑了化石能源、能效和碳汇投资等。目前大部门的研究考虑了能源供给和交通、建筑、工业等终端部门,但仅有极少数的研究考虑了碳汇和非能源相关CO2的投资需求。同时,对气候投资的定义也对评估结果有影响,如IEA计算低碳能源投资需求时用的是隔夜投资(OvernightInvestment)的概念,即假设建设期为零,而彭博新能源财经采用的则是考虑建设期的实际投资的概念。二是方法学、假设和情景设置的差异。投资评估结果还对模型的设计、关键参数假设以及目标情景的规定(比如不同的温升情景、不同技术选择、采取减排行动的时机等)等高度敏感。

相比减缓,目前有关适应资金需求的研究更为有限,不确定性也更大[1,18]。虽然综合评估模型对气候变化的损失/成本有所评估,也在很多情况下被视同于适应资金需求,但目前有关适应资金需求的信息普遍引自仅有的三项研究,分别是2007年和2008年更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关于气候投资和资金流的评估[19-20]、2010年世界银行适应气候变化经济学项目(EACC)报告[21-22]以及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适应资金差距报告》[23]。其中,第三项《差距报告》评估结果相比较更详实,其结论是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年均适应气候变化资金需求约为1 400亿~3 000亿美元,到2050年则可能达到2 800亿~5 000亿美元,是世界银行评估值700亿~1

000亿美元的2~5倍、公约秘书处评估值280亿~670亿美元的5~10倍,结论差距非常大。与减缓一样,适应资金需求的评估结果也受覆盖范围、目标量化方法、时间尺度和未来排放路径、适应的力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相关研究方法都比较简单、模糊且缺乏普遍认可。同时,有关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资金需求的可靠研究几乎为空白。

为实现2030年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将面临多大规模的减缓和适应投资需求?与现有气候投资规模比,中国仍面临多大的资金缺口?这些投资需求将给中国气候投融资机制带来哪些额外的要求和挑战?中国应如何应对?本文将试图通过构建统一的方法学框架对上述问题给予回答。

2 计算资金需求的方法学和口径

本研究测算的资金需求包括实现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的减缓(峰值、强度、非化石、森林碳汇)和适应目标新增所需投资,且所有投资采用“隔夜投资”的定义。为系统评估中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研究以自主开发的自下而上系统优化模型(PECE)[24-25]为基础,耦合适应模块,扩展和构建了自下而上的气候资金需求综合评估方法学框架。

2.1 模型工具和情景设置

PECE模型是一个以自下而上的包含能源供给和终端消费技术模块(PECE-ES)、基于生产函数的社会经济模块(PECE-SE)、基于计量分析的能源需求服务模块(PECE-ESD)的混合模型。其中,能源技术模块(PECE-ES)涉及电力(PECE-EL)、工业(PECE-IN)、交通(PECE-TR)和建筑(PECE-BU)四个部分。模型模拟了经济中的价值流、能流和物质流全过程,从经济产出到能源供应,从一次能源和原材料供给,通过加工转换到二次能源和材料供给,再到终端用户需求。模型含有丰富的技术信息,每项技术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不同设备的组合,在考虑各种约束(包括对最终能源服务需求的满足、能源和材料的供给情况以及其他系统约束等)的前提下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完成技术选择(过程见图1所示),可计算得到不同减排方案或政策情景下的重点减排领域、技术选择、投资和成本需求等。其中,系统成本包括技术成本(包括固定投资和运行成本)、能源成本和政策成本如环境、资源、能源、技术税费、补贴等)。PECE模型描述和求解的是大型复杂的动态非线性优化问题,是基于通用数学建模系统GAMS(General Algebraic Modeling System)平台开发的,模型求解选用 CONOPT求解器[24-26]。

本研究主要利用PECE模型中广泛的技术细节,分析了不同情景下电力、天然气供给部门和工业、交通和建筑等终端部门的新增/改造设备需求,并据此估算相应的投资需求。

研究模拟了两类情景,即现有政策情景和国家自主贡献(NDC)情景。其中,国家自主贡献情景以中国向联合国递交的国家方案中承诺的碳排放达峰、非化石能源比例和强度目标作为约束条件,在充分考虑已有政策基础、未来发展趋势和长期低碳发展需求的前提下模拟中国未来发展和排放趋势及成本最优的减排技术组合。现有政策情景为2015年政策不变情景,通过与国家自主贡献情景的对比识别低碳能源供应需求和节能需求。研究以2015年为基年,以2016—2030年为模拟区间。

2.2 计算减缓资金需求的方法学和口径

本研究的减缓资金需求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投资测算时间从2016年至2030年共计15年(分为3个“五年计划”),测算口径包括三大类:新增节能投资、新增低碳能源投资和森林碳汇投资。投资额采用2015年不变价。其中,节能投资指的是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所需的包括能源供应、工业、建筑、交通领域在内的所有产生节能效果的直接投资以及节能工作所需的间接能力建设投入。低碳能源投资指的是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新增非化石能源装机、配套电网、储能等基础设施和新增天然气上游开采、管道、装机或终端使用相关投资。碳汇投资指的是为提高森林蓄积量投入到造林、再造林和森林管理等方面的资金。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低碳能源资金需求测算,通过PECE模型模拟,中国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到2030年低碳能源体系中所需新增技术数量,结合对未来各技术单位投资成本的估计,测算新增低碳能源资金需求(LCF)

。通过新增非化石装机(FC)和单位装机投资成本(UFC),新增天然气需求(NC)和单位天然气投资成本(UNC),以及新增风能和太阳能投资(WS)和配套输配电/储能设备投资比例(TSR),可以计算得到未来t期i技术的总资金需求,计算公式为:

LCF=∑(i,t)FCi,t×UFCi,t+∑tNCt×UNCt+

∑i,tWSi,t×TSRi,t

(1)

(2)节能资金需求测算,通过PECE模型模拟,计算出国家自主贡献情景下各终端部门相对现有政策情景的节能量,并基于新增技术组合直接和间接投资需求,计算得到单位节能成本,测算新增节能资金需求(ESF)。通过分部门累计节能量(ESQ)和分部门单位节能量投资成本(UES),可以得到未来t期i行业的总资金需求,计算公式为:

ESF=∑i,tESQi,t×UESi,t

(2)

(3)森林碳汇资金需求测算,通过分析2015年森林蓄积量与国家自主贡献中森林碳汇发展目标的差距,结合对未来单位森林碳汇增加所对应的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投资成本预测,,以新增森林蓄积量数量(FQ)和单位森林蓄积量投资成本(UF)测算未来t期新增森林碳汇资金需求(FF),计算公式为:

FF=∑tFQt×UFt

(3)

2.3 计算适应资金需求的方法学和口径

本研究的适应资金需求同样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研究参照《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7],选取了基础设施、农业、水资源、海岸带和相关海域、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人体健康这六大重点适应领域,并基于各领域的重点适应任务,从《中国固定资产统计年鉴》[28]筛选得到相关行业的固定资产数据。根据各行业与气候变化适应的相关性和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结合专家判断和已有文献[1,29],提出适应投资占相关总行业投资比重,计算得到适应领域的投资现状。具体的行业选取和资金占比考虑如表1所示。

IPCC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温升大约为高于工业化前水平1℃,按照目前的増暖速度,到2040年全球平均温度左右将达到高于工业化前1.5℃,2030年全球和中国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将在现有水平的基础增加一倍[1,30]。因此,本研究假设2030年中国的适应资金需求也将同步增加一倍,并在2016—2030年间呈近似线性增长。

3 中国实施国家自主贡献的资金需求分析

3.1 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

为有效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提出的四大减缓目标,即峰值、强度、非化石、森林碳汇目标,中国政府需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低碳转型升级,建立健全绿色节能低碳的产业体系;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有效控制建筑和交通领域排放;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努力增加碳汇,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低碳能源和森林碳汇领域的资金投入。

在低碳能源方面,基于PECE模型,在国家自主贡献情景下,需要新增的非化石能源装机和天然气需求及相应的投资成本如表2所示。同时,参考历史现状,配套输电设施投资按新增风能和太阳能等间歇性能源投资的30%计算,配套配电设施投资按输电设施投资的1.8倍计算。据此测算,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2016—2030年低碳能源领域新增投资需求约为17.58万亿元,其中非化石能源电源建设、配套电网和储能设施和新增天然气上游开采、管道、装机和终端使用投资需求分别达8.76、4.51和4.31万亿元左右。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和配套电网的投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占总低碳能源投资的比重将从“十三五”的约43%进一步上升到“十五五”的约59%。

在节能方面,根据PECE模型,国家自主贡献情景相对现有政策情景的分部门累计节能量和单位节能成本如表3所示。据此测算,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2016—2030年直接节能项目和间接能力建设投入的累计资金需求约为13萬亿元,其中能源供应、工业、建筑和交通部门的节能资金需求分别达1.97、3.33、3.90和3.79万亿元左右。随着高耗能工业低成本减排潜力的耗尽,建筑和交通领域将逐步成为节能投资的重点部门,占总节能投资的比重将从“十三五”的约51%进一步上升到“十五五”的约64%。

在森林碳汇方面,截止2015年,森林蓄积量相对2005年已增加26.4亿m3,为实现森林蓄积量目标,2016—2030年年均需新增森林蓄积量1.242

m3,单位森林蓄积量投资成本按2015年的701.9元/m3计算。据此可计算得到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中的森林碳汇目标,2016—2030年造林、再造林和森林管理等方面的累计资金需求约为1.31 万亿元。

综合来看,如表4所示,2016—2030年中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减缓目标的累计资金需求总量约为31.87万亿元(2015年价),相当于年均2.12万亿元左右。

3.2 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

为落实国家自主贡献中的适应气候目标,切实全面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中国需进一步采取积极主动的适应行动,提高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基础设施的安全运营能力,加强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提高沿海地区的海洋灾害防护能力建设和海岸带综合管理能力,强化森林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治理,完善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

根据上文给出的方法学可以测算得到,如表5所示,2016—2030年中国累计适应气候变化资金需求约为24.08万亿元,相当于年均1.61万亿元左右。其中,基础设施、

3.3 中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总资金需求

综合来看,如图2所示,2016—2030年期间,中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总资金需求规模约为55.95万亿元,平均每年3.73万亿元左右,相当于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9.65万亿元)的6.3%。同时,随着减缓气候变化力度的提高和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的增加,年均应对气候变化资金需求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将从“十三五”的年均约2.93万亿元,上升到“十四五”的约3.76万亿元和“十五五”的约4.49万亿元。

4 中国实施国家自主贡献的资金缺口分析

为解决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中国政府在动员气候资金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通过直接赠款、以奖代补、税收减免、政策型基金、投资国有资产等形式,支持了大量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并撬动了广泛的社会资金。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着重提出了“出台综合配套政策,完善气候投融资机制,更好发挥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作用,积极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及绿色债券等手段,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工作”。但目前仍缺少对气候投融资资金规模的权威定义和系统统计。本研究采用相同方法学和口径对历史资金投入状况进行了回溯,估算得到“十二五”期间,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总资金投入约为7.95万亿元,年均投入1.59万亿元左右。同期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投

入约为3.9万亿元,年均投入0.78万亿元左右。“十二五”应对气候变化的年均资金投入约为2.37万亿元。

从具体用途看,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主要包括:一是优化能源结构和发展非化石能源,“十二五”期间新增投资约4.39万亿元。其中,新增水电、核电、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分别达1.03、0.16、1.01和0.42亿kW元,相应投资约2.73万亿元;配套增量电网投资约0.93万亿元;新增天然气相关投资约0.73万亿元。二是用于节能和提高能效,支持开展重点行业、重点用能单位、重点工程能效综合提升等,“十二五”期间累计节能约8.68亿t,新增节能投资约2.69万亿元。三是用于增加碳汇,“十二五”期间新增资金投入约0.87万亿元。此外,减缓资金的用途还包括:①调整产业结构,以通过设立基金和补贴等方式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②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对HFC-23等装置销毁予以补贴;③推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先进技术的可研和示范等。由于缺少统计,此部分资金投入并未纳入核算。

在适应领域,气候资金主要用于:一是基础设施领域,修订相关建设标准提高基础设施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建立和完善保障重大基础设施正常运行的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系统等,“十二五”期间新增资金投入约2.35万亿元。二是农业领域,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旱作农业、抗旱保墒与保护性耕作等适应技术、提高种植业适应能力、引导畜禽和水产养殖业合理发展等,“十二五”期间新增资金投入约0.28万亿元。三是在水资源领域,加强水资源保护与水土流失治理、保障水资源供应等,“十二五”期间累计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26.6万km2,新增资金投入约0.28万亿元。四是在海岸带和相关海域,加强海洋灾害观测预警和防灾减灾、开展海平面变化监测和影响评估、强化面向沿海重点保障目标的精细化预报、完善海洋渔业生产安全环境保障服务系统等,“十二五”期间新增资金投入约0.07万亿元。五是在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领域,实施湿地保护恢复工程、提升湿地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加强森林经营管理、有效控制森林灾害、加强生态保护和治理等,“十二五”期间累计新增资金投入0.74万亿元。六是在人体健康领域,完善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开展气候变化对敏感脆弱人群健康的影响评估、建立和完善人体健康相关的天气监测预警网络和公共信息服务系统、加强卫生应急准备、制定和完善应对高温中暑、低温雨雪冰冻、雾霾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卫生应急预案等,“十二五”期间新增资金投入约0.21万亿元。

以历史资金投入为基准,与上文测算的2016—2030年年均约3.73万亿元的气候资金需求相比,中国今后每年仍将可能面临约1.36万亿元的气候资金缺口,提高气候资金投入和撬动气候投融资的需求仍然迫切。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系统优化模型(PECE)和自主构建的自下而上的气候资金需求综合评估方法学框架,系统评估了中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减缓和适应资金需求,并结合对现有气候资金投入的评估,识别了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的潜在资金缺口。研究发现,2016—2030年,实施国家自主贡献面临年均约3.73万亿元的气候资金需求,其中减缓和适应资金分别约占57%和43%,与现有资金投入规模比,每年仍有约36%的资金面临短缺,难以满足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需求。为填补上述资金缺口,一方面气候投融资规模亟待扩大,另一方面气候投融资的结构也必要调整,需要进一步加大对非水可再生能源、建筑和交通部门节能、智能电网和储能、可持续基础设施、防灾减灾等领域的投入。有鉴于此,强化气候投融资工作和能力建设迫在眉睫。

具体而言,一要构建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针对气候友好型项目周期长、收益低、政策不确定性较大的特点,通过制定激励政策、实施配套政策和保障政策等,逐步建立一套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以帮助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灵活的选择最符合项目特征的投融资方式和工具;二要健全气候投融资机制安排,建立健全针对气候变化投融资领域的评估和报告体系,探索完善气候资产定价机制,建立气候友好的投资效益评价标准;三要推动气候投融资工具创新,在設置和利用引导基金、发行气候债券、发展气候信贷、推动碳金融和利用互联网+新技术等领域积极创新;四要强化气候投融资风险管理,建立起有效而全面的风险防范机制和气候投融资风险考核机制,制定专门的气候投融资审查体系;五要完善气候投融资信息披露,搭建气候投融资信息发布平台,建立信息审核发布机制;六要加强气候投融资能力建设,通过宣传、培训、实操和国际合作等方式,提高政府、企业和公众对气候投融资的认识。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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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needs in implementing Chinas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by 2030

CHAI Qimin1,2 FU

Sha1 WEN Xinyuan1 LIU Guanying1 XU Huaqing1

(1.National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ijing 100038, China;

2.Researc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Adequate and stable investments are indispensable preconditions for China to mitigate and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and achieve its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 Based on the system optimization model PECE, coupled with the adaptation module, the study expanded and constructed a comprehensive bottomup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assessed th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financial needs in implementing Chinas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Both mitigation areas such as lowcarbon energy, energy saving, forest carbon sink and adaptation area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agriculture, water resources, coastal zones and related sea areas, forests and other ecosystems, and human health have been covered. The study further identified the potential finance gaps by comparison with current financial inputs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between 2016-2030, Chinas total finance needs to achieve its NDC targets will reach 56 trillion yuan, an average of 3.7 trillion yuan per year, of which financial needs for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will reach an average of 2.1 trillion yuan and 1.6 trillion yuan respectively. With the enhancement in mitigation efforts and the increase in climate change risks, the average annual finance needs will increase accordingly, and will increase from the annual average of 2.9 trillion in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to 3.8 trillion Five Year Plan in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and to 4.5 trillion yuan for the 15th Five Year Plan.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scale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it will face a finance gap of 1.4 trillion yuan each year. It is very necessary and urgent to increase and stimulate the investment in climate change, not only to expand the scale of climate investment, but also to further adjust the investment mode and structure of climate finance, with more attention on areas as nonhydropower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saving in building and transportation sector, smart grids and energy storage,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climate finance needs; mitigation; adaptation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年  第29卷  第4期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ol.29  No.4  2019

收稿日期:2018-08-20 修回日期:2018-11-03

作者简介:刘玲,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与碳市场。Email: liuling@upc.edu.cn。

通信作者:周鹏,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与管理。Email: pzhou@upc.edu.cn。

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碳市场:信号传递、协同进化及对山东的启示”(批准号:R2014GM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能源经济与管理”(批准号:71625005);2018年度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低碳引领下城市政府社会网络协同演化分析:以青岛市为例”(批准号:QDSKL1801045)。刘玲,周鹏,高学贤.中国碳市场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4):10-17.[LIU Ling, ZHOU Peng, GAO Xuexian. Analysis on the time inconsistency of Chinas carbon market policy[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9,29(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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