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倩月

(湖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运用多重证据法立体释古，有助于揭示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一些疑难问题。其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实践，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所具有的濡化性、独特性与稳定性等重要特征。广袤的武陵山区群峰绵亘，峡深水险，不利耕作，历代人民生存环境十分凶险，但是土家族先民古代巴人却在这里世代繁衍，不仅创造了巴人的历史与文化，也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建构。虽然古代巴国早已不存，但从古至今，武陵山区族类繁衍从未断绝，人们对于“巴国”“巴人”历史的集体记忆从未丧失。世居武陵山区清江河流域的土家先民，代代相传与巴人祖先廪君有关的神话及传说。对其进行多重证据分析显示，廪君巴人的图腾信仰存在一个由“巴蛇”到“白虎”的变迁轨迹，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一致。巴人的白虎崇拜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人以鲜明的文化性格创造了神奇瑰丽的民族文化，体现出刚健有为、开放进取、崇尚和平的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中应得到弘扬。

一、巴人古史及廪君神话史料钩沉

在对巴人古史做民族志研究相对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将王国维先生开创的立足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二重证据释古法与考古及民俗材料结合，可在一定程度上走近巴人古史。

夏、商、周三代，传世史籍及出土文献均记载了与巴人、巴方、巴国有关的历史信息。据《左传》《华阳国志》所载，约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夏代，“巴”已有其名，即与“巴”有关的氏族群落就已经存在。《华阳国志》中的《巴志》一篇，系统梳理了与“巴”有关的历史，说明夏禹置九州后，巴之地望属于梁州。《巴志》在“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之后，省略了商汤灭夏桀至商亡之前这段时期殷商王朝与巴方有关的史事，直接接上了“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1](P4)。此事本于《左传·哀公七年》中所载之大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

据《尚书·牧誓》《史记·周本纪》所载，周武王伐商时，在距商都朝歌二十里的牧野誓师，武王誓词中提及会师诸侯中有“庸、蜀、羌、髳、微、卢、濮人”，它们便属于所谓“巴师八国”[3]，可见，周武王伐纣，实赖巴师。又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商周鼎革之际，巴方参与到周武王伐商纣的战争之中，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被周天子赐“姬”姓，巴方也被西周封为子国，其地望在周之西南。西周时期，巴国地望范围为“东至鱼腹，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境内族群众多，主要有“濮、賨、苴、共、獽、奴、夷、蜑之蛮”。[1](P5)巴人种类繁衍，族群发展，渐渐形成古代巴人的一些分支，比如后世所谓“汉中巴”“板楯巴”和“廪君巴”之属。

新历史主义的广义史料观及当代神话学的“神话历史”理论都认为，神话传说材料同样可资证史释史，了解巴人古史，也可以从巴人神话传说中窥探有价值的信息。由于廪君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有文献记载其名号及生平重大事迹的最早巴人祖先，所以，对廪君神话的解读，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探究巴人古史，从而理解巴文化及土家族文化的历史内涵。

“廪君巴人”是古代巴人中的一支，主要繁衍于长江中上游一级支流清江河流域，廪君神话讲述的就是这一支巴人的族源故事，它叙述了巴氏子务相率五姓族民开疆拓土、称君夷城的传奇经历。由于叙述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又见载于史籍，故可将其定性为巴人的一段“神话历史”，具有史料参考价值。在自然地理上，清江河流域介于巴山楚水之间，文化地理上也归属巴文化。1956年清江考古发现的长阳人，距今不少于19.5万年，是“更新世中期的后期”古人类化石，被视为考古学意义上的巴人祖先。可见，分析廪君神话材料，有助于窥探巴人古史。

学界引述廪君神话一般以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为据，而范氏所记应源于《世本》[注]《世本》为先秦史官所修撰，至南宋末年时已全部散佚，今天所看到的传世《世本》为后世学者所辑补，比如清人秦嘉谟等所辑《世本八种》，本文所据版本为宋衷注、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年版。。《世本》之后，东汉应邵的《风俗通义》中也提及廪君之事。应劭之后二百余年，才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神话式的历史记载[4](P1918)。根据这些古籍的记载，结合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文献考据、清江考古及实地调研，对该神话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实证型研究，带来的问题主要有：廪君巴人的族源到底是怎样的？廪君及五姓族民所出的武落钟离山究竟在何处？廪君迁徙途中所到达盐水是指哪条河段？廪君所立“夷城”在何处？为什么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这些问题扑朔迷离，论者各有见解。而关于廪君巴人的族源问题、巴人图腾信仰“白虎”如何而来的问题，是理解这一神话传说的历史内涵的关键。

二、廪君巴人族源与图腾变迁之谜：从巴蛇到白虎

追踪廪君巴人的族源问题，必须抓住古代巴人的图腾信仰，追根溯源，寻绎其变迁轨迹，才能发现其中包含的历史内涵。巴人后裔多以白虎为图腾，巴人后裔、今天的土家族也以白虎为图腾，巴人崇祀白虎之说首见于《后汉书》。但是，《后汉书》之前的古籍文献，都不能证明巴人以白虎为图腾。多方面史料显示，在崇祀白虎之前，巴人还有一个漫长的崇祀巴蛇的阶段。巴蛇信仰的失落，或者说白虎信仰对巴蛇信仰的覆盖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而这个旷日持久的民族融合过程，恰恰承载起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即“和合”精神。

典籍所记显示，廪君巴人源于巫氏，其始祖应为大皞(太皞、太昊)伏羲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廪君之先，故出巫诞。”此说本于《世本》(秦嘉谟辑补本《世本·氏姓篇》)，张澍稡云：“《南蛮传》注引首句，巫蜑作巫诞。”[5](P79)任乃强释《巴志》所谓巴地属民“濮、賨、苴、共、獽奴、夷、蜑之蛮”之“蜑”云：“《寰宇记·峡州》‘长阳县’引，又作‘巫蛋’。《山海经》有‘臷民之国’，称为‘巫臷’。臷、蜑、诞、蛋皆夷语异译。巴族本出于臷，今沿海水居之‘蛋民’，亦出于此。”[1](P10)这里说今沿海水居之“蛋民”是出于“臷”，比较武断，但将“巫诞”与“巫臷”联系起来却颇有价值。《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臷民之国”，云：“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巫臷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6](P316)所谓“巫臷民盼姓”，是说巫臷民即“巫盼”的一支，而“巫盼”又见载于《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谓“灵山十巫”之一，即“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袁珂认为“盼”与“凡”音近，“巫盼”即是“巫凡”，也就是《山海经·海内西经》所谓“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中的“巫凡”。[6](P263)巫氏又从何而来呢？《世本·氏姓篇》云：“巫氏，伏羲氏之后，伏羲作卦始有筮，其后裔巫咸善古筮。”[5](P177)《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这里的“大皞”就是“太皞”，晋人郭璞注疏《山海经》，认为大皞“为之始祖”。[注]中国当代神话学家袁珂案云：“大皞，吴任臣、郝懿行注均以为伏羲，是也。然大皞(太皞、太昊)与伏羲在先秦古籍中，本各不相谋，至秦末汉初人撰《世本》，始以太昊与伏羲连文，而为太昊伏羲氏。故《吕氏春秋·孟春纪》云：‘其帝太皞。’高诱注云：‘太皞，伏羲氏。’或即本于《世本》之说也。此经无伏羲而唯有大皞，若非大皞、伏羲各不相谋，即作者直以大皞为伏羲矣。从其发展观之，后者之可能性尤大。考‘伏羲’一名，古无定书，伏羲、宓牺、庖牺、伏戏、包牺、伏牺、炮牺、宓戏……均是也。”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380页。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中，针对此条，引《世本·氏姓篇》(秦嘉谟辑补本)中关于廪君神话的材料后，案云：“《路史》作者罗泌及《世本》辑者之一雷学淇均以为廪君姓巴氏，即太皞伏羲氏之后也，姑存以俟考焉。”[6](P381)王梓材撰本《世本集览》“帝世二”云：“太昊□(此字缺)世：分封郝胥，咸鸟巴人之先。”[5](P15)“帝世四”云：“二昊后……巴人。”[5](P17)“太昊后，巴。”[5](P37)可见，将太皞伏羲氏视为巴人始祖本有渊源，而当代学者董其祥也认为《山海经》中的相关记载“是一条巴族世系的原始记载”[7]。

既然“廪君之先，故出巫诞”，那么廪君巴人的始祖应是太皞伏羲氏。廪君巴人的祖先应源于巫山(今三峡大巫山地区)一带的巫臷国，为巫臷中盼(凡)姓一支。“巫氏、凡氏于事，巫、卜、匠、陶也。”[8](P506)由于巫氏拥有神巫卜筮之术，其中的巫臷一系又特别擅长行舟渔猎，故具有沿长江三峡水道上下，向周边地区开拓发展的能力与条件。

廪君巴人活动于清江流域，即古夷水流域，故又称夷水巴人，其祖先信仰与白虎发生关联，应在殷商之后，因为必须要有廪君巴人从崇蛇过渡到崇虎的时距和地缘变迁。在巴蛇信仰失落与白虎崇拜滋生的过程中，殷商时期的虎方文化的西进与西北方尚白崇虎的文化的东进风云际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

商王武丁伐巴方，亦伐虎方。《殷墟甲骨文摹释全编》“06667”曰：“□□卜，□，贞令望乘暨举，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卜，□，贞令望乘暨举，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卜，□，贞令望乘暨举，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11](P678)这三条卜辞说的是商王武丁欲伐虎方，以“望”和“举”两个氏族的兵力为辅，告于祖乙、祖丁、大甲，希望能得到保佑。然而武丁的这一次伐虎方以失败告终，说明虎方实力强大。巴方位于殷商西南已得到学界的论证，虎方在何处？学界主要有“淮水上游说”(郭沫若、丁山)、“赣鄱地区说”(张长寿等)、“汉南荆楚故地说”(吴其昌、项英杰、李学勤等)，三说都可以在虎方与巴之间建立联系。

淮水上游、赣鄱地区及汉南荆楚故地，构成了一大片区域，位于长江流域中游，在夏时期，属九夷之西南及三苗地区，商周时代便是虎方，在考古上可以统称为虎方文化区。这一文化区的西部，是秦时期所置南郡，为巴文化区，长江水道将虎方文化区和巴文化区紧密相连。考古发现，虎方文化区以虎形象作为装饰艺术的母题是特有的文化现象，醴陵出土的象尊，鼻、身躯、四足上饰有13只虎，衡阳出土的牛尊盖纽作立虎形，宁乡老粮仓北峰滩出土的兽面纹大铙器内有4只伏虎。这些都揭示，对于虎的崇拜，当以虎方最为典型。重庆市博物馆杨铭认为，巴人是先秦东夷中徐人的一个分支，巴氏最早的居地在今淮水流域，后迁徙到山西南部与四姓结盟，形成巴族，商周之际南徙豫、陕、鄂之间，春秋战国之际辗转徙入今重庆地区。[12][注]杨铭又有《晋南访古记：廪君传说的历史地理考察》《巴子五姓晋南结盟考》等文，均持此观点。此说将巴人迁徙线路的起点置于东夷，并将廪君五姓结盟之事置于晋南，提示了这样一个信息：虎方东北与东夷交界，形成虎夷，商周之际向西南方向迁徙，其中的一支形成了白虎复夷(即板楯蛮)，一支则有可能进入夷水流域。因此，虎夷之民的西迁，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土著巴人的崇虎观念。早在1986年，学者何光岳就提出：“周灭商后，(虎方)曾遭到周王朝的几次征伐。春秋末期，又受到楚国的征讨，便逐渐循着江淮之间，由东向西迁至大复山一带，再由汉水以东南渡长江，又循江南西上至宜都，沿清江缠三峡而至川东，形成了白虎复夷，其中有一支和巴人相结合，还有一部分则南迁于川鄂湘黔边境而成为土家族的一支主要的先民。”[13]他大致上找到了殷商时代虎方与巴人白虎一支之间的联系，此时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大批青铜器尚未出土，故其关于虎方迁徙的准确线路还应参以赣鄱地区的虎方文化后，再加以考论。

“赣鄱地区说”认为，在彭蠡以西、洞庭以东的平原地区，继“三苗”而起的就是以吴城类型和费家河类型为代表的虎方文化。其主要依据是，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了480余件铸造精美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上的虎形象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人们据此提出赣鄱地区乃虎方国之说。江西新干和吴城先后出土了4件卧虎耳方鼎和8件卧虎耳圆腹鼎。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圆腹鼎的扁足、曲内戈的内部也作变体的虎形，出土的伏鸟双尾青铜虎，腹底有联、中空，两耳高耸，作半卧欲起势，张口咧嘴，凸目粗眉，背脊突出，上伏一短尾鸟，尖喙圆睛，双尾后垂。这些器物上的虎形象多作行走状，以圆雕或高浮雕的形式出现，带有写实倾向，与中原地区以饕餮形式出现的富有夸张意味的虎形象明显不同，而更倾向于西南地区考古发掘的虎形象。

“汉南荆楚故地说”的考古研究则显示，商王朝势力退出江汉平原后，虎方有可能乘机向西北方向挺进。湖北阳逻县香炉山遗址出土的早商段文物与中原殷商文化完全一致；晚商段文物则带有明显的南方的地方文化因素，譬如切绳纹粗且深、袋足鬲、几何形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等，与虎方出土的同类器物如出一辙。

综上，由于虎方文化的西进，崇虎的观念影响甚至覆盖原本崇蛇的巴人的信仰，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巴人之所以崇祀白虎，还受到了西北部文化地区尚白崇虎观念东进的影响。

《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6](P261)开明王朝为古蜀国，开明兽为护山护国神兽，即《西次山经》中的神“陆吾”，其形象是人面虎身，它东向而立，开明以东是“灵山十巫”(《山海经·海内西经》)，所以蜀文化与巴巫文化的接触十分密切。《大荒西经》又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6](P344)开明西北为昆仑山，昆仑神山产美玉，有西王母处之，古来就是中原王朝觊觎之地，其神(即陆吾)人面虎身，色白，因其地位之特殊，显然具有统摄信仰的力量。民族志考证也显示，西北民族尚白的风气颇为典型。

如此看来，介于“虎夷”和“开明”“昆仑”之间的巴文化，由于历史进程带来的东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其图腾信仰由原始的巴蛇崇拜变成了继生的白虎崇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且，这一崇虎的文化影响进程甚至波及整个西南地区。1992年，云南江川县江城镇早街村后李家山的考古发掘入选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多种器物上也有虎的形象，它们与巴人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虎钮錞于上面的虎钮形象也是极其类似的。

潜藏于这一信仰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信息，是巴人的形成及演变都是社会历史进程中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时期，今湘鄂川黔交界地带的土著民族先后为：夏时期的“三苗”，商周时期的“濮”(西周时其东部为扬越，东北部为淮夷)，春秋时期的“百濮”(由于楚的渐渐强大，百濮、扬越范围均开始南移)，战国时期的“百濮”“九夷”(此时的“九夷”有两处，一为淮水流域的“九夷”，一为大巴山巫山一带的“九夷”，这里所指为后者，当为民族融合和分化过程中被进一步识别的)。[注]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在夏商时期，巴方的核心区应在大巴山巫山大溪文化一带，受殷商侵伐，商亡以后依附周王朝，被封为子国，势力颇为强大，其文化辐射屈家岭文化、香炉石文化。据《古本竹书纪年》，“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14](P4)所谓“三苗将亡”，便是亡于商周时期，被强大的中原政权及其附庸国势力所驱逐杀伐而亡(其族群被迫向西南大山区迁徙)。春秋至战国，巴国先依附于楚[注]周之季世，巴国有乱，请师于楚，许以三城。巴国既宁，将军巴蔓子割头授楚使而拒让三城，楚王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亦以上卿礼葬其身。事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后叛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1](P27)。“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梁载言《十道志》)在先后与楚、秦的战争中[注]据《春秋左氏传》《华阳国志·巴志》载，鲁桓公九年，巴楚联合败邓；庄公十八年，楚文王联合巴师伐申，后巴人叛楚而伐那处(荆门县)，十八年冬伐楚，胜；文公十六年，秦人、巴人从楚师灭庸；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围鄾(襄阳县)，败于鄾。此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巴人被迫向西南山区腹地迁徙，及秦惠王并巴中，巴国彻底不存，但秦世仍然“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4](P1919)。可见，巴人是通过民族融合的过程来繁衍子孙并延续其文化的。

巴人在迁徙的过程中，东与西进的虎夷(夷虎)相遇，通过民族融合形成了廪君蛮(白虎夷，居夷水流域，可称为夷水巴人)，西与由西北向东南方迁徙的氐羌人相遇，通过民族融合，与原居阆中渝水流域的賨民融合成为板楯蛮(即白虎复夷，弜头虎子)。由于巴人在历史上也曾与中原政权联手驱逐过“三苗”之民，所以苗文化与巴文化之间具有对抗性，其文化的异质性十分明显。巴人在南徙和西迁的过程中，先后建都于夷城(湖北长阳、巴东境内)、平都(重庆丰都)、枳(重庆涪陵)、江州(重庆渝州)、垫江(重庆合川)、阆中(四川阆中)。正是多次的战争和迁徙促进了民族的融合，甚而导致了巴人图腾信仰的改变——由远古的崇蛇变成了秦汉以来的崇虎。

三、巴人后裔土家族民族性格的形成及其现代表达

现今主要生活在湘鄂川黔交界地带的土家族人视巴人为先祖。廪君神话提示，巴人远祖应该始于夔巫地区，最初是一个氏族，周设子国后，子孙以国为姓。巴人在因各种原因发生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融合了三苗、百濮、九夷、氐羌之众，所以巴人并非纯粹血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而是既适应于古代巴国地望之民，又可在一定程度上视为巴氏子孙的通称。今天，在古代巴人生存相对集中的武陵山区，除了汉族之外，人口最多的是自称为“毕兹卡”的土家族。[注]1956年10月，国家民委通过民族识别，确定土家族为单一的民族。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土家族人口数量为8353912。土家族应是由武陵地区的巴人后裔不断繁衍，融合其他族群而形成的。古代巴人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延续群类、发展社会、创造文化，这一进程体现出的开放进取代表了土家先民的民族性格，崇尚和平的精神代表了土家先民的生存智慧。在今天的土家族人身上，凝聚了古代巴人开放进取的民族性格，其文化表现出沧桑旷放、刚健有为、崇尚和平的主导特征。

开放进取是巴人后裔土家族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性格。廪君神话中的主人公廪君率五姓族民开疆拓土，在英雄出发、遇挫、脱困、归来的叙事模式中彰显出巴人的开放进取精神，与历史上土家先民始终乐于接受中原文明、乐于土汉交流，在精神实质上是同构的。这种精神十分宝贵，是今天的土家族民族精神的内核，应该予以弘扬。土家族人开放进取的民族性格，可形象地描述为聪敏勇锐、质直好义、浪漫多情。

土家人聪敏勇锐。巫地盛产盐，著名建筑学家、巴文化学者张良皋甚至认为，河东盐源晚于巴东盐源，拥有巴东盐源的古人在发展过程中发现了河东盐源，并给河东带去了制盐技术。[15](P154～164)廪君神话中，盐水神女即以“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为地宜之利来挽留廪君。起源于产盐区的土家先民，很早就发现了盐对于生命的重要性，懂得了盐的防腐、医疗等重要功用，掌握了制盐的技术，也因为对盐资源的控制而得以聚落成群，发展成为三代时期赫赫有名的巴氏、巴方乃至巴子国。他们靠山穴居或筑干栏而居，得山之利；沿水而聚，刺水行舟，得水之便；又因民族迁徙与交融，积极吸收农耕文化，发展出了渔猎耕种混合型的农业文明。土家先民们在探山刺水的过程中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注]史载巴人身形高大，体格健壮，与南方很多少数民族不一样。在香炉石考古发现的一架人骨，身高1.76米，其墓葬中有长达42厘米的卜骨和一个骨匕，被认定为是该聚落的首领。、敏捷的身手和勇武的胆略，正因为巴师勇锐，在商周鼎革之际方能深得周武王信赖，成为助“正义之师”取得成功的得力部队。

土家人质直好义。《华阳国志·巴志》评价巴人:“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1](P5)所谓“有先民之流”，意思是“有中华先民流风余韵”[1](P8)，即待人质朴耿直，讲义气，重承诺。廪君之开疆拓土，所率部众为五姓族民，实为践行道义；盐神愿与廪君分享鱼盐之利并且殉情牺牲，本质上也是为其聚落留人而殉道。“巴蔓子”则是廪君之后又一个代表性的象征符号。《华阳国志·巴志》载云：“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1](P11)巴蔓子将军为了保全国土并且不失诺言，自刎以谢楚王的事迹，至今仍在清江流域广为流传，成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履信践诺的精神范型。

土家人浪漫多情。廪君神话中，廪君一行从夷水至盐阳，遇到盐水神女，盐神以“鱼盐之利”诱惑廪君，不仅自荐枕席，还施用巫术阻止廪君继续迁徙，却被廪君射杀而死。这是一个由巴人讲述的浪漫悲情的爱情故事，由于它十分动人，所以很早就被记载于《世本》，是比高唐神女更早的爱情神话，成为巴土儿女敢爱敢恨、浪漫多情的民族性格之文化基因。

“刚勇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左思《蜀都赋》)古往今来，巴人及其后裔们创造的文化风习代代相传，在总体上呈现出沧桑旷放、刚健有为、崇尚和平的特征。比如源远流长、形式丰富的土家族歌舞艺术最能体现出这种民族文化特点。

土家族歌舞艺术发源于古老的巴巫文化，巫歌巫舞是土家族歌舞艺术的主要原生形态。廪君神话中，盐神为了阻拦廪君迁徙，“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即是以女巫首领的身份在施行巫舞。在古代社会中，人们认为巴巫歌舞具有移魂夺魄、感天动地的神奇力量。早在商周之际，巴巫歌舞就已经名震一方。《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1](P4)至汉晋期间，这种歌舞在古阆中一带仍能见到，如《华阳国志·巴志》载：“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汉高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先秦时期，巴楚之间往来密切，巴或附楚，或叛楚，但巴楚文化的异质性却十分突出，典型者莫过于楚歌之雅与巴歌之俗。在《宋玉对楚王问》中，宋玉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形：一个擅唱的外地人在楚地郢中唱歌，先歌《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再歌《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又歌《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已也”，再以“引商刻角，杂以流徵”的形式按乐律而歌，“国中属和者，不过数人”，最后他总结出了“曲弥高者，其和弥寡”的道理。宋玉之对楚王问，是为了标榜自己的高雅，无形中却说明了下里巴人所唱之歌受欢迎的程度。由南北朝入隋唐后，巴歌发展出了极为著名的竹枝歌，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夔州竹枝词》所云：“楚水巴山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巴人刺水行舟、祀神扫瘟、倾诉离情别意之时，都会唱竹枝歌，且其音乐风格以婉曲凄怆为特色，闻听者莫不动情。

土家先民创造的歌舞文化流传至今，如摆手舞、哭嫁歌、撒叶尔嗬等，都是土家人精神秘史的典型表达。摆手舞以突出的仪式感、奔放热烈的舞蹈动作、浓厚的生活气息，反映了土家先民的社会生活与劳动经验。哭嫁歌以超乎寻常的哭嫁形式，反映了土家人的婚姻观念，承载了土家人深刻的生命意识。撒叶尔嗬是流传于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巴东及长阳一带的丧仪歌舞，体现了土家人豁达开朗的生死观。同治版《长阳县志》“风俗·丧祭”云：“诸客来观者，群挤丧，擂大鼓唱曲，或一唱众和或问答古今，皆稗官漫义语，谓之打丧鼓，唱丧歌，儒家不贵也。”[注]参见陈惟模修、谭大勋纂：《长阳县志》，清同治五年(1866年)刻本影印，第467页。今天，我们还能感受到这种丧葬歌舞的独特魅力，当抑扬顿挫、响彻山峦的鼓声响起，淋漓酣畅的高腔唱和之声就开始在山谷之间回荡，其舞蹈动作神韵极类老虎的纵横腾跃，今天的土家人在跳这种丧舞时，神态如入醉梦之境，都显示出十分豁达超然的生命观。

三峡成就、武陵养育，巴人及其后裔创造的文化，在当代社会中以鲜明的特色得到识别，成为发展文化产业、旅游经济、文创事业，造福一方民生的宝贵文化资源。当人们乘坐游船在如诗如梦的清江画廊上沐风破浪，仰观奇峰竦峙，环视翠峦绵亘，追寻巴人开疆拓土的足迹，怀想先祖创制人文的胆略，那一段段亦神话亦历史的讲述，总会勾起人们无限的感慨。过去的历史渐行渐远，新的历史由今人创造，而那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就是联系古今、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