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张慧超

2019年3月12日上午9时，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向大会作报告。10点9分，报告介绍至用心做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时，一分钟内，会场响起了三次掌声。其中，“一号检察建议”为收获掌声尤为热烈的一处。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认为，“一号检察建议”对加强预防性侵安全教育、教职员工队伍管理、安全管理规定落实、预防性侵协同机制构建、学校安全督导检查等方面工作有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近年来，面对性侵儿童案件多发、高发现状，针对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议案提案及建议，历来是两会上的热点内容。代表委员们纷纷呼吁加快落实儿童防性侵教育制度化，促进儿童防性侵机制建设，推动保护儿童相关法律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网络猥亵儿童等性侵新形式高发

2 0 1 8年1 0月1 1日是第7个“国际女童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布的《新时代女童及家庭网络素养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儿童首次接触互联网的年龄集中在6岁～10岁，占比达61.4%，儿童触网年龄逐渐走低。

“女童保护”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17起，受害儿童超过750人（表述为多人受害但没写具体人数的，按3人计算）。其中，网络猥亵儿童等性侵新形式呈高发态势。

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例中，与网络密切相关的案件主要包含三种类型：网友约见儿童后性侵、通过网络聊天拍摄儿童裸体视频、哄骗儿童拍摄色情视频后上传网络牟利。犯罪嫌疑人利用社交软件、网络游戏等对儿童实施侵害，尤为值得警惕。

由于网络具有隐蔽性，网络犯罪涉及受害人数更多、范围更广，儿童被侵害次数也更多。对于犯罪发现和查处难度相对于现实生活中实施犯罪更加复杂，这也对家长、学校以及网络平台和监管部门，对于预防犯罪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和要求。

5月13日，北京市西城区实验小学组织学生放学 摄/田宝希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是一名执业20多年的律师，同时也是一名长期关注儿童妇女方面的法律工作者。今年两会她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加网络安全相关条款，获得广泛关注。

方燕称，在走访调研中发现网络安全已经渗透到未成年人保护的各个角落，目前法律层面亟待对网络猥亵儿童方面立法规制。方燕认为，加强网络空间立法，不仅仅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包括刑法的修改，“比如增设网络猥亵儿童罪；立法明确网络运营商、网络开发商加强保护未成年人的强制性法律责任”。

目前最高法、最高检有一些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但这些还不够，比如现在对于儿童保护的范围中，对14岁至18岁的未成年儿童的保护还存在缺失。同时对儿童受性侵之后的赔偿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表示，今年两会他联合其他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关于网络游戏立法的建议。“因为网络游戏里面的暴力尤其是色情问题，和儿童遭性侵和猥亵关系非常密切，影响面现在越来越大。”赵皖平说。

多渠道开展防性侵教育

“总体来说，教育部门、家长和社会的防性侵安全知识和意识还相当缺乏，这样的现状亟待改善。”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于欣伟说。

于欣伟作为民主党派，自2015年参政议政的提议就是关注农村儿童防性侵建设。“经走访调研发现，农村儿童受性侵情况非常严峻，他们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特别是被性侵之后不敢讲。”于欣伟说道。

去年12月，教育部印发《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工作，深入开展预防性侵安全教育等工作。

“我今年有一个提案是建议把防性侵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常态化教育当中，我也呼吁国家教育部门组织专家系统地研究预防性侵教育课程和教材，能够更加规范高质量地带入课堂；同时也要研究面向家长的教程。要全面落实教育部的这个通知，出台具体可行的方案，尽快推广。”于欣伟说。

实际上，家长们也对此很期待。在“女童保护”公益组织调查的16152位家长中，有98.71%的家长支持学校对孩子进行性教育、防性侵安全教育，有94.03%的家长支持公益组织进校园开展相关教育。

“去年我提的五个议案建议都得到了有效回复，其中有一条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遗憾的就是‘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这个建议没有达到理想效果，所以今年希望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呼吁。”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市丽行公益慈善会发起人刘丽说。

调动全社会力量破解儿童防性侵难点

“对于校园性侵受害者而言，不仅仅需要自我保护，更需要的是制度的保护，是司法的保护。检察机关在关键时刻体现出了应有的检察担当。”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定州市西关南街小学副校长柴会恩说。

柴会恩认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任重道远。检察机关应与教育部门共同努力，对侵害学生的教职员工从严处理、坚决清除，加大惩治和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力度，努力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力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预防儿童性侵，也需要强化家庭责任，我们将大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我已经建议加入并加强了防性侵的内容。国务院妇儿工委将要对妇女发展纲要和儿童发展纲要实施修订，在其中会特别提到家庭，会把很多代表委员提出的关于家庭责任的问题进行解决。”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胡卫跟随政协委员到各地调研发现，农村地区尽管被曝光的性侵数量、立案数量很少，但熟人性侵、甚至家庭成员的性侵频发；城市家庭虽然重视子女教育，但有些监护人未能履行监护职责，没有跟孩子互动，不知道孩子需要什么。

“儿童保护首先要呼吁建立完整家庭，通过家庭教育，通过父母对孩子的关爱，真正让儿童保护落到实处，这也是我的提案当中最迫切希望呼吁的。”胡卫说。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三级高级法官赵俊甫表示，人民法院近年来对性侵害儿童犯罪持续严厉打击，也审结了一批在网络空间实施的猥亵案件，有力震慑了犯罪。鉴于猥亵犯罪出现的新情况，司法实践中，有几个问题应当引起关注：首先，这类案件客观痕迹物证少，相当一部分案件依赖于被告人的供述与被害人的指证，对司法人员如何准确审查认定事实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网络性侵儿童案件发生后，对被害人伤害的评估，需要更新理念和技术支持。

“应对儿童受到网络性侵而导致的精神抑郁、情绪低落等身体损伤之外的伤害，给予更多关注，需要心理治疗和评估机构有更多的技术支持和帮助，以便于评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准确量刑，并对被害人进行有效救助保护。”赵俊甫说，希望得到更多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支持，司法、政府、社会协作，共同发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李薇介绍说，在办理未成年案件中，检察机关发现性侵问题比较突出，网络猥亵是新型犯罪。从犯罪认定来看，非身体接触型性侵也能构成猥亵犯罪。2018年最高检发布关于网络性侵儿童的典型案例，也是为了指导和支持地方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打击猥亵儿童犯罪。

“家长发现网络猥亵情况要及时报案，相信司法机关。同时，要注意收集证据，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固定证据收集是一个难题。对于受害儿童，家长要站在保护孩子的角度多给予关心帮助，必要时对孩子进行心理治疗。”李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