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与苏兆征关系新探

2019-06-22李岚

红广角 2019年2期

李岚

【摘要】苏兆征和叶挺，一个是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个是广州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总指挥。广州起义失败后，苏、叶二人相聚苏联。在共产国际为广州起义失败而追责叶挺时，苏兆征挺身而出，在当时莫斯科“左”风日益弥漫的氛围中，倾力维护叶挺，他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身份，与向忠发联合发表声明，客观评价叶挺在广州起义中的表现，坚决抵制和纠正将广州起义失败单纯归咎于军事原因、向叶挺等起义领导人追责的错误做法，给饱受不公平待遇的叶挺以关切和鼓励，两人结下了一段难得的革命情谊。

【关键词】苏兆征;叶挺;声明;广州起义;莫斯科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2-0099-05

2013年，笔者随单位赴莫斯科搜集广州起义和黄埔军校的档案资料，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找到一则1928年3月26日由苏兆征和向忠发亲笔签字发出的联合声明。①声明主要内容是苏、向二人代表中共党组织对叶挺在广州起义中的表现提供证明，现摘引部分文字如下：

广州起义期间，叶挺同志表现消极，究其原因，是因为他只是在起义即将开始的时候才到达广州，无法了解起义的详细指挥计划，而不是什么有意的或者故意的懈怠。

然而，必须指出，叶挺同志缺乏足够的军事知识来领导起义，他在起义中的工作证明了这一点。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央没有针对叶挺同志作出任何党内处分的决定，只是指示他去莫斯科出差。

我们需要声明，叶挺同志在军队的一切工作中都服从遵守党的决定。

1928年3月26日

中国共产党代表：苏兆征

向忠发

这则声明中涉及三人，向忠发暂且不提，苏兆征和叶挺，一个是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个是广州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总指挥。它使我们注意到了一个鲜为人知、但是却极为重要的史实：广州起义失败后，苏兆征和叶挺这两位广州起义的领导人都于1928年2月间来到苏联，在共产国际为广州起义失败追责叶挺时，苏兆征挺身而出，倾力维护叶挺。本文拟以这则声明为基点，依据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所查阅到的相关史料，对这段史实做一简要的叙述和分析。

1928年2月，叶挺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从日本到苏联休养，“深切学习革命理论，考求苏联经验”。让他没想到的是，在莫斯科，“叶挺在广州起义中表现消极”的言论正在蔓延。1928年1月17日，在共产国际召开的中国问题会议上，海因茨·纽曼做了《广州起义的意义与教训》演说。他提到“指挥军事行动的共产党将领叶挺表现出了不可饶恕的软弱和失误，党委不得不撤销他的职务。”②2月1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提交了一封信，称“曾参与讨论广州暴动计划的叶挺同志在暴动开始前就临阵脱逃了”。2月15日，安德列在《关于广州起义的报告》中称，“这位‘中国将领根本不是雄才大略，他不懂得革命运动，他奉行机会主义的消极路线，并不相信起义能最终胜利。这次起义最艰难时刻，就是由进攻转为防御，防御对于任何起义来说就意味着灭亡。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责任主要由叶挺承担”，并将之列为广州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①这些言论引起了苏联高层，特别是斯大林的注意。纽曼和安德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他们同声一致的指责对叶挺极为不利。尽管斯大林看到了叶挺于2月20日呈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报告《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②他仍在3月22日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决议，“鉴于有人谴责叶挺在领导广州暴动期间消极怠工，认为有必要调查这个问题，为此成立由莫林、沃龙佐夫、莫萨尔斯基和一名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调查结果向中國委员会下次会议报告。”③

这个调查委员会迅速组建并运转。3月26日，纽曼向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叶挺在广州起义中表现的书面报告，列举了叶挺在广州起义中的九项过失，包括“故意让红军中的工人干部去送死”“形势特别危急的时刻，胆怯逃跑”、根本违背党的决定、“完全擅自发布命令”等。④3月31日，安德列也向调查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叶挺将军》的报告。这篇报告语气相对温和，在列举了叶挺“对胜利缺乏信心”“犹豫不定”“不懂起义策略”“暗中抵制革命军事委员会决议”等四个方面的表现后，总结说，“在我看来，叶挺将军是擅自行事，这不能责难他，他是个中国将军，他不懂起义的策略之类，这是他的不幸”，“唯一需要指明的、可以定他罪名的，只是这一点，即他没在指挥部值守，没有指挥有组织地撤退。”⑤

3月26日，即与纽曼提交报告的同一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苏兆征、向忠发联名发表了声明。声明认为，叶挺在广州起义中表现消极，“究其原因，是因为他只是在起义即将开始的时候才到达广州，无法了解起义的详细指挥计划，而不是什么有意的或者故意的懈怠”，指出“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央没有针对叶挺同志作出任何党内处分的决定，只是指示他去莫斯科出差”，并严正声明“叶挺同志在军队的一切工作中都服从遵守党的决定。”⑥这份声明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在当时共产国际内部“左”倾盲动路线甚嚣尘上的责难氛围中为叶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后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在1928年3月初组建的。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中共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全权代表，以便及时反映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为此，临时中央政治局致函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决定由苏兆征、向忠发和李震瀛三人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苏兆征为书记，李震瀛为秘书。这三人中，向忠发、李震瀛已经身在莫斯科，苏兆征则于1928年2月底3月初率领中国工会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了3月18日开幕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⑦他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职工问题的报告，引起了各国代表的重视，被选为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从这份声明的签署人来看，向忠发于1927年11月即抵达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活动，他对12月爆发的广州起义并不了解，却曾在2月送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的信中声称，叶挺在广州起义时“临阵脱逃”，①可见对叶挺是持反对态度的。与之截然相反的是，苏兆征是在起义失败后坚持正确评价广州起义领导人功过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作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苏兆征虽然没有亲身参与广州起义，但却对起义影响甚巨，正如邓中夏所说：“兆征同志实际上是广州公社指导者之一，是东方第一个苏维埃的创始者之一”。②1927年11月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决定由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苏兆征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共同起草广州起义计划。11月17日，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苏兆征、张太雷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决议案对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如宣传教育、组织、军队等各方面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并立足广东当前形势，指出广东省委应利用粤桂军阀在广东爆发战争的有利时机，“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兵士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③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苏兆征虽身在湖北，但他在工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影响力，“全部广州工人都是他的追随者”，④被推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未能到任前由张太雷代理其职务。广州起义失败后，苏兆征也是中共党内坚持正确评价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坚决反对广东省委清算广州起义领导人的错误做法。1928年1月，在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主观片面地指责广州起义的领导机关“完全没有发动群众”“而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宣布对广州起义的9位领导人，分别予以撤职、调下层工作、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叶挺虽未与会，但也受到了处罚。在决议的《政治纪律》部分，写着“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以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以苏兆征、瞿秋白等人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指出李立三将“省委会讨论和注意的中心，寄托在查办当事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这一问题上去”，是十分错误的，“这次广州暴动，指导机关以及负责同志不仅在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而且对于这一伟大创造，实尽了一切的力量”，如果惩办他们，“事实和理论都讲不通”，⑤否决了广东省委的错误决定，并调李立三返回上海，派邓中夏前来贯彻中央决议。叶挺的留党察看处分，也因苏兆征等人的坚持而得以撤销。

可见，无论是从在代表团的地位，还是对广州起义的态度来看，这份声明的内容及其能够快速发布，苏兆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声明是对中共中央决议的坚持和贯彻，在当时莫斯科“左”风日益弥漫的氛围中，为叶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维护。

3月24日，叶挺致信苏兆征、向忠发，称抵苏不久肺病就复发了，“或者是因为肺病加重的影响，或者是因为我在国内担任军事工作太久，精神弛张无度导致发生精神衰弱的毛病”，而在苏联“因天气的不良及语言不通，已无社会生活的乐趣，更无家庭私情的安慰。对于肺病及精神的疗养是很难有成效的”，⑥希望能到新加坡兄长处休息几个月，再回国工作。然而，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在共产国际启动调查的同时，斯大林也下达了让叶挺到“疗养院住一个半月，然后给他一个机会提高军事素养”的指示。⑦叶挺随后被安排到克里米亚半岛的马拉特疗养院疗养。他陷入身体病痛和精神衰弱的双重折磨中。单调悠闲的疗养生活非但不能减轻症状，反而令他的失眠愈加严重，情绪也愈加焦躁。4月5日，初到疗养院的叶挺致信卜士琦，请他“代向兆征同志商定”，同意其“留俄学习期限至多两个半月”，“于八月回国去”。①4月13日，叶挺致信苏兆征，称“我现在的精神和身体的病状万难忍受现在的无聊生活，也不能接受继续留俄学习的党令。请党格外原谅我，允许我的请求，由西欧回中国去。”②4月15日，叶挺再度致信蘇兆征，称“我的精神过敏的病日见加重，现在每天夜里都不能安眠。且这里风风雾雾的天气对于我的身体也没有好的影响。所以我决心无论如何要求回国去”，并断言“如果尔以为在党的责任和纪律上，绝对不能允许我的要求，就请党以抗命之罪马上开除我。”③4月16日，叶挺第三次致信苏兆征，仍是希望能批准他离苏回国，称 “我现在完全为身体的病及苦闷的感情所支配。非有自由的休养，绝难谈恢复元气。我觉得过这种生活不如老实进监狱去还好些。所以不顾一切再三向尔请求，希望即刻给我一个确实的答复”，“如果尔对于党的责任和纪律上觉得绝对不能允许我的请求，就请尔同党的负责同志商量即刻开除我的党籍。”④在短短的四天时间里，连发三封信，叶挺精神上的苦闷抑郁，达于极点。然而，就当时的形势分析，针对叶挺的调查刚刚启动，他在苏联的行程又是斯大林亲自安排的，苏兆征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最高负责人，即便同情叶挺的遭遇，也不可能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意叶挺回国的请求。他非常关心叶挺的情况，及时给叶挺回信开导。在信中，苏兆征首先指出“南欧空气净静，山明水秀。最适宜于休养，真世界的安乐土”“我们亦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下能如此享受”，随后分析了西欧、国内的严峻情形，“你想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何处是革命者安身休养地方，中国么！遍地白色恐怖，要拘捕枪杀我们。西欧么？妖魔社会，革命者大牢狱，不容我们寄身”。他严肃地拒绝了叶挺在情绪冲动之下的自请被开除出党的请求，“一个共产主义者，党是它的生命，脱离了党，无异失了生命，失了政治生命，岂不行尸走肉，人生有何意义？你更知只有党员对党负责，没有党对党员负责，只有党开除不愿前进，不忠实于党的党员，没有忠实党员要求党无故开除他”。他在信中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残酷形势，“中国的伟大革命，还在艰难困苦中发展着，在非常残酷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中国工农的赤血，染红敌人的两掌，他们为的什么？为了推翻凶残的现存政权，谋被压迫人们的解放。千百万的中国劳苦群众正在激战着，期待先锋队去领导”，他鼓励叶挺“安心休养，加力学习理论，于最短期间得最大结果”。⑤苏兆征的回信，既说理，又严正指出了共产党员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循循善诱，可见其良苦用心。

对叶挺而言，客观形势愈加恶化。4月16日，调查委员会开会决定将纽曼和安德列的声明告知叶挺。叶挺得知此事，极为愤怒。他显然拿到了声明的原文，在随后写的两篇回应报告中，他针对这份声明逐字逐句进行了反驳，每个观点、每个事例都没有漏下。叶挺义正词严地否定了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我不能苟同的是，不能将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军事技术层面的错误（尽管这些错误是存在的），我也不能承认葬送起义的原因在我”，“我在起义开始前四五个小时才到达广州，此前的所有准备会议我都未能参加。直到起义开始前，没有人告知我起义的整体计划。同样，也没有人告知我，广州城里有多少个机关、有多少兵力、有多少革命群众组织等种种细节。据此，我郑重声明，我对广州起义失败所负的责任再大，也不会大于安德列和纽曼同志。”他进一步指出“纽曼同志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隐瞒了一些关键的环节，恰恰是这些环节导致了起义的失败（比如，起义的时机，起义计划中许多地方没有细化等等）”，并郑重声明，“我不是一个军事独断专行者。从未有过我拒不执行党的决定，不服从党的决定的情況”。他呼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我进行正确的批评”。①字里行间，流露出他饱受不公平责难时的愤懑心理。

纽曼和安德列对叶挺的指责，在今天看来，小部分是因他们沟通和观念上的分歧，②最主要还是由当时莫斯科的政治氛围所决定。广州起义遵循斯大林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起义爆发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广州苏维埃，提出“一切权力归工农兵代表会议”。然而，作为照搬苏联城市革命模式的一次伟大尝试，广州起义仅仅三天就失败了。与此同时，斯大林已经确立了他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为了表示对斯大林和苏式共产主义的忠诚”，共产国际“左”风日盛。从大环境来说，共产国际是不可能承认起义时机不对、苏联革命模式不适用于中国的，那只能从主观方面去找原因了。在这种情形下，叶挺作为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在起义中承担着军事指挥的重任，又恰在这时来到苏联，成为很适宜的追责对象。如果没有苏兆征在3月26日迅速发出声明，明确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叶挺的处境会更为不妙。黄平在谈到“叶挺是否在莫斯科受到批评，被开除党籍，被驱逐出境”这一问题时，曾明确说，“叶挺到了莫斯科，受到米夫、陈绍禹集团的严厉批评和无情打击，但是共产国际从来也没有开除过未经本国党要求或同意开除的某一个国家的党员，叶挺决不是这种分子。”③可见，中共中央的态度对共产国际在调查和处理叶挺一事上具有重要的影响。正是以苏兆征为首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顶住压力，倾力维护，以及叶挺本人的毫不屈服，据理力辩，使这场对叶挺的调查始终没有正式的结论，最后不了了之。

综上所述，在当时革命低潮时期，苏兆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坚持高度评价广州起义，坚决抵制和纠正将起义失败单纯归咎于军事原因、向叶挺等起义领导人追责的错误做法，对于提振革命信心，继续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叶挺案虽然不了了之，叶挺却一直未能摆脱被“冷处理”的尴尬境遇。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对叶挺的申诉搁置一旁不予理睬，与米夫关系密切的王明、康生等人仍然继续在各种场合散布叶挺在广州起义中严重失职的言论。王明没有参加广州起义，却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几万字的《广州暴动纪实》，攻击叶挺对广州暴动的“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极怠工”，并特别批判了叶挺将起义部队转移到农村去的主张，将起义失败的责任归咎到叶挺身上，甚至千方百计阻挠叶挺出席活动和公开露面。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身在苏联的叶挺却未能参加。1928年秋，叶挺终因难以忍受有冤无处申、投诉无门的难堪境遇，出走莫斯科，流亡德国。此后，苏、叶二人再无交集。在米夫的提议下，1928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团曾致信叶挺，请他回莫斯科筹备广州起义一周年纪念活动。但未查到叶挺有再次到苏联的记录，想来处于愤懑伤心中的叶挺，对于这一邀请亦未应诺。1928年8月，在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苏兆征因为长期紧张工作积劳成疾，突发阑尾炎。但他坚持工作，于1929年2月抱病回国。2月中旬，他主持召开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刚结束，便因操劳过度而旧病复发，就此猝然离世。

①该则史料已经收入由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主编的《广州起义档案文件选辑》一书，即将正式出版。

②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全宗514，目录1，案卷352，第1～26张，俄文打字件。

①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全宗514，目录1，案卷352，第54～74张，俄文打字件。

②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全宗514，目录1，案卷352，第2～8张，中文手稿。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④《纽曼致叶挺事件调查委员会》（2018年3月26日于莫斯科），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全宗514，目录1，案卷353，第79～82张。

⑤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全宗514，目录 1，案卷353，第93～96张。

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全宗514，目录1，案卷353，第89张，俄文打字件。

⑦见《索洛维约夫给布哈林的信》（1928年3月2日于莫斯科），信中提到，“我是同参加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前香港罢工委员会主席、武汉政府劳工部部长、后来是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苏兆征同志一起到莫斯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375页。

①《向忠发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的信》（1928年2月11日），转引自李玉贞：《共产国际为什么批判宋庆龄——俄罗斯档案中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之九》，《世纪》2014年第4期。

②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转引自卢权、禤倩红：《耕耘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页。

③《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