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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装饰”到“资源”:关于中国西部地区传统文化传播的思考

2019-06-22陈静常川

声屏世界 2019年3期
关键词:广播电视传统文化装饰

陈静 常川

摘要: 在互联网时代,受众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文化作为资源的优势逐渐彰显。但目前西部地区媒体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仍然流于肤浅、表面,使其越来越经常地被作为装饰品和快餐看待,遭到消费、解构甚至是破坏。究其本质,在于用一种惰性的、缺乏创造力的甚至是排斥创造力的思路和手段来处理文化资源。文章认为,对传统文化合理、充分的利用,首先需要考虑其自身作为资源的特质,进而从互联网传播的特点出发,找到目前理念与实践中存在的误区与盲区。

关键词: 资源闲置 中国西部 广播电视 传统文化

当前,西部地区传统文化的传播面临着相当大的困境。由于优势资源无法发挥,在竞争中西部包括电视在内的所有媒体普遍处于弱势地位,传播现状堪忧。现有的相关研究普遍将解决问题的焦点凝聚在经济、人才引进、政策支持等方面,这就形成了“有钱才办事,办事才挣钱”这样的逻辑怪圈。

事实上,如果媒体仅仅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将自身视为外在环境劣势的一般参与者、承受者乃至受害者,而将守望社会、传承文化遗产等基本的社会责任看作等到充分发展后再去履行的义务,进而顺沿这种思路将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对收视率、关注度、广告效益等经济指标的追寻之上,就势必会因为缺乏创造性而出现盲目跟风、同质化竞争、公信力喪失等弊端,而无从谈及发展。因此,本文认为,大众媒体,尤其是广播电视媒体,不仅仅是内容生产、推广、传播的普通企业,只有在作为媒体根本属性的社会性充分体现,媒体的社会功能得到良好发挥的前提下,媒体自身才有可能实现发展。换句话说,社会责任既是媒体和媒体人作为社会组织存在所与生俱来的义务,也是他们获得报偿和酬劳的内在机制。

就当下互联网传播环境而言,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是:互联网时代需要的只是所谓时尚的、新兴的、充满解构意味的、戏谑的传播内容。传统文化被有意无意地解读成了一种边缘化的、非主流的、只具备承载社会责任内涵功能的事物。而正如前文所提及,社会责任也被默认为与经济利益相冲突、排斥的一种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出现了少部分优秀的影视节目,将传统文化中富有魅力、吸引力、感染力的内容准确、有效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也缺乏系统化、立体化、可持续的传播策略和体系,无法形成气候。西部地区一方面存在独特、稀缺资源被高度闲置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面临互联网时代价值生产与话语权争夺的巨大挑战,所产生的无力感和焦虑仅仅试图通过对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的争取来解决无疑既不治标也不治本。

西部地区广播电视对传统文化资源利用现状

认知:饰品化。传统文化在初级层面被解码,最具有识别度的元素(民族元素、传统元素、宗教元素等)被简单提取、归纳待用。作为传播过程本身的解码和编码环节这一行为本身不存在价值评判的空间。然而出于商业利益、行政便利以及传播主体自身的认知局限等诸多原因,目前这种解码和编码环节正在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核心环节。所有的对文化认知、解读、加工和生产都以对高识别度的文化元素的提取为目的和终结。以藏文化为例,在今天的电视媒体呈现中,哈达、转经筒、藏袍、磕长头成为固定选择,而在广播媒体中,除了藏式高音女腔之外,就是《坐上火车去拉萨》等极为有限的曲目。真正造成消极影响的,并不在于文化元素提取的所谓俗套、因循守旧,在于用一种充满惰性的、缺乏创造力的甚至是排斥创造力的思路和手段来处理本身就是创造性结晶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的利用本身就具有创造属性,这一点恰恰是被普遍广泛的忽略了的。

生产:机械化。在行业内形成以元素、符号为主导的机械化取向,但凡涉及传统文化题材,便由惯性驱使采用固有的、具有的、便捷的“套路”进行操作。传统文化作为完整、丰富、博大精深的体系本身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在一部分所谓的具有高识别度的元素被给予过度强调的前提下,必然会导致另一部分同样包含着大量、丰富、深刻信息的文化实体被忽略,甚至被遗忘。这种来自媒体的忽略和遗忘又会通过大众的媒体接触产生误导,从而改变文化本身行进的轨迹。以西藏电视台近年来推出的藏文化歌唱真人秀节目扎西秀为例,藏族音乐文化中所蕴含的对自然、灵性、生命的感知和思维逻辑从设计理念到实际操作完全被忽视,取而代之的仅仅是服装、配饰和一些表演性的方言展示。评委对歌手的表现也全然基于流行音乐和通俗文化的标准,藏族传统文化既没有提供核心的审美价值取向,也不能够营造独特的娱乐体验,不产生“欢乐”也不产生意义,只是作为点缀而存在。这档节目在区外收视率低,影响力小,但更大的消极影响发生在区内。本地区普通受众从直观收视体验中接受到的信息是传统音乐文化本身的弱势,文化自信力的消解是一种不可逆的损失。

传播:快餐化。快餐化是文化作为产业的重要特征。一方面文化产品以产生经济效益为核心和最终目的,另一方面,受众的需求也仅仅被作为推动商品销售的动因而考虑。客观上来说快餐化作为商业行为本身对传统文化并不存在绝对的消解作用。传统文化既具有社会价值也具有商业价值,其商业价值的开发如果得当并不会对社会价值造成解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本身所包含的丰富、深刻信息足以提供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的解读利用空间。但是,仅仅以商业价值作为出发点来判断、主导传统文化的价值甚至是发展、保护策略就不能不被认为是一种短视。换而言之以商业的视角去对文化价值进行判断、取舍、决策,是一种一元化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所具有的多元化特征背道而驰。

以四川的民间传统文化代表——川剧为例。作为古老的民间剧种,川剧无论从唱腔、调性、肢体等表现形式上,还是题材内容和思想观念上都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在对作为中国所有传统剧目的一个重要领域——阴间、鬼怪题材的表现上,川剧做出了极具代表性和创造性的突破,“变脸”这一技艺是标志性元素,以抽象化、程式化、静态化的表演与道具辅助来展现阴间与阳世的强烈差异性和鬼怪精灵的存在状态,以达到娱乐和教化的双重目的。另外,川剧还借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杂耍、魔术乃至民间巫术的技巧元素,将之导入舞台表演,产生了变脸、吐火、刀山等一系列特殊表演技艺,从此对超自然世界的描摹进入了强调视觉震撼的具象和动态的时代。

通过技术的革新来将艺术表现导向纵深,是川剧作为传统文化的突出特质,而“变脸”作为一个技巧只是这种特质的符号和表征。脱离了文化内涵和表现语境的“变脸”被人为地打造成川剧的唯一符号,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包装下被电视媒体以割裂的、碎片化的形式疯狂消费,造成了只要电视上出现“川剧”,必然就是变脸+吐火的“套路”。而这些符号本身所依存的内在叙事逻辑、美学结构以及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被完全忽略。短时间内,大众传播表面上让川剧获得了高强度的曝光率,但事实情形是:一、在行政体制的管理与运作下,“变脸”成为所谓的文化品牌被推广到更广的区域。短期的经济利益驱使体制内外的大量川剧团开始将“变脸”“吐火”等外在技巧视为正途,源远流长的川剧叙事体系被矮化成为纯技巧性的杂耍,艺术传承遭到空前破坏。二、受众,尤其是非川剧传播区域内的受众,在接受意识上自然而然地将“变脸”等同于川剧。在这样的刻板印象下,当“变脸”作为一项外在技巧的魅力被电视在短时间内疾速地去魅之后,川剧的吸引力也随着审美疲劳的产生而消失了。三、文化政绩判断评估的短期性导致“变脸”的临时走红被解读成文化战略的成功。

西部地区广播电视对传统文化资源传播策略

从本质上把握传统文化逻辑。多年以来,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生态、文化传播媒体接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但长期以来,“学术归学术,实践归实践”的误区在各学科领域普遍始终存在。只有建立在对文化根本特质有抽象性、本质性、理论性的把握之上的文化实践和传播实践才可以避免表演性质的“文化弘扬”。因而,在厚实的理论、思想积累之上如何有系统、成规模、可持续地提炼萃取传统文化中的潜在价值,并形成具有操作性的制度规范,是中国文化、宣传体制应该也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培养文化底蕴与文化触觉。中国境内的传统宗教,无论是覆盖广泛的佛教、道教,还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诸多原始宗教,作为完整的文化体系无一不具有多样、丰富、立体的内涵。在意识形态层面之外,其哲学、历史、审美层面都蕴含着取之不尽的信息财富。而这些信息因为符合互联网传播多元化的本质,是具有广泛价值的资源。如果因为所谓的政治敏感而放弃这些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丰富积累不能不说是因噎废食之举。然而,在具体操作上如何正确、有效、精准地从哲学、历史、审美层面把握精髓,而不给别有用心的反动势力以可乘之机,则需要文化、媒体队伍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敏锐的文化触觉。难行然而可行,这就对我们长期以来存在的传播惰性提出了挑战。

重启“闲置资源”。具体到中国西部地区广电媒体来说,西部地区丰富、独特、深刻的民族传统文化在互联网传播时代是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但目前的传播现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文化资源本身所包含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自身的创造性无处施展,广大传统媒体从业者、管理者、文化参与者多年以来所积累、沉淀、持有的理念、经验无法运用,文化责任被漠视,文化资源被严重闲置。

在这样的视角下,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本身就是电视媒体发展的机遇。传统文化作为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等思维、生活方式形成逻辑的总体表征。本质上,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民族的原因和依据。中国经济在二十一世纪的奋然崛起,需要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坚忍、务实、包容与进取等品质中追寻其必然性。而对广播电视媒体来说,如何将这些抽象的品质具现成直观的图景呈现出来,无论就对外传播还是对内传播都具备着深刻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西藏日报社)

参考文献:1.张 怡:《文化与符号的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林 南,张 磊:《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李西莉:《少数民族地区电视传媒发展的思考》,《今传媒》,2011(9)。

4.杨 洁:《少数民族地區电视传播效果的几点思考》,《视听》, 2013(11)。

5.姜 飞:《传播与文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6-113页。

6.姜 飞:《跨文化传播与后殖民语境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赵启正:《向世界说明中国》,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郭 可:《国际传播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9.[美]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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