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际贸易理论是从国际贸易实践发展的总结出来，用于揭示和诠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流向、贸易结构以及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等。“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古“丝绸之路”和国际贸易新内涵，是当今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的国际贸易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当前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发展必然趋势，是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对国际贸易理论拓展深化及延伸的结果。反过来，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内涵又成为“一带一路”实践的指导原则。

关键词：国际贸易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 新型经济全球化

2000多年前，欧亚大陆的人民探索出了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通道，形成了广为人知的古“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理论是从国际贸易实践发展的总结出来，用于揭示和诠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流向、贸易结构以及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自古典贸易理论出现以来，历经200年多年的发展，先后出现了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等国际贸易理论阶段，作为最古老的经济理论体系之一，国际贸易理论是在开放条件下伴随国际贸易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的。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丝绸之路”和国际贸易理论新的内涵，是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对国际贸易理论拓展深化及延伸的结果。

一、“一带一路”是当今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国际贸易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发展过程中自身的重大需求与科技的矛盾是催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内在动力。人类交换物品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国际贸易的产生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过程中产生的国际分工，分工促使世界贸易得以快速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国际分工大形成、国际贸易大发展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交通运输工具的巨大变革使国际贸易从过去局部地域性的、相互割裂的、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区域性运动过程变为全球范围内的运动过程，初步形成了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的、统一的世界市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国际分工的深化阶段，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最有影响的力量，促使有形商品、资源以及无形商品及资源的跨国界流动大大增强，也促使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融合进一步深化。19世纪科技、政治上的种种变革，使全球各地经济体的结合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同时也使得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在财富、政治权利上的差距达到前所未有的悬殊。1800年，掌握全球约35%土地的欧洲人及其后裔，到1900年掌控了全球约85%的土地，全世界最发达的贸易路线大部分经过西欧各港口。但在其他一些地方，机械化工业和国际金融业开始发展，到20世纪末期，每年横越太平洋的贸易量远大于横越大西洋的贸易量[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

如今，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互联网革命。现代互联网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历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延续，但其作用范围远远超过前几次科技革命，它将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国以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陈文玲，颜少君.“E国际贸易”的理论内涵与理论体系[J].全球化，2017（11）.。几百年前，世界贸易由少数几个国家控制，随后，世界贸易主要由发达国家控制，过去50年里，世界贸易主要由全球6万家左右的跨国公司控制，如今，互联网可以实现全球生产者、供应商、服务中间商、个体消费者之间的链接，在一个互联网平台上实现聚合与分流，全球每个消费者都有权利买到或者卖出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商品，每个个体、每一家中小企业都可以国际贸易平台足不出户地直接参与世界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体，凸显出全球性和普惠性特征，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大市场。“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全球软硬基础的互联互通，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体系，加快推动全球范围内各种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的速度，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并加强要素、资源与市场的深度融合，共同打造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大平台，是适应当今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的国际贸易实践发展需要的。

（一）“一带一路”提出是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格局演变的客观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生產格局和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国际分工日益向纵深发展，一种产品的生产分工由原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完成逐步转变为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分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生产全球化加速发展;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更加多元化，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商品贸易从产业内贸易逐步向产品内贸易转变，国际贸易重心从最终商品贸易逐步向中间产品贸易转变，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所占比重逐渐加大，据统计，自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中约有60%来自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

从世界经济增长长周期看，上一轮科技进步、高投入、以及传统经济全球化资源配置机制推动的持续10多年的全球经济高速增长和持续大繁荣阶段已经结束，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型之中，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兴起，但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尚未形成势头，世界经济与世界贸易增长依然存在“低增长陷阱”风险。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掀起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从未来重振全球经济与贸易发展看，要扭转世界经济持续性放缓甚至衰退的根本在于创新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模式。“一带一路”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将有助于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为全球经济增长开辟了新道路，成为创新和引领全球新一轮贸易增长繁荣的新引擎。

（二）“一带一路”提出契合了国际贸易业态与方式发展新趋势

国际贸易业态与方式的演化是随着科技发展和国际贸易实践发展需要而不断变化和演进。互联网革命引发了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代表的E国际贸易业态。这种贸易方式是建立在互联网、物联网、云服务、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新型贸易形态，亦即国际贸易的E化，是科技革命创新与贸易形态创新的深度融合，解决了国际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时空阻隔的问题，突破了传统的地理行政疆界，使无形网络链接成为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的推进器，使现有国际贸易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的面临巨大挑战，推动下一代国际贸易朝着公平、自由、便利、普惠、共享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契合了国际贸易业态方式发展新趋势，通过输出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代表的E国际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抓手，将欧亚大陆上那些被割断或阻隔的地理疆界与经济关系重新联通或建立链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贸易提供发展新机遇。目前阿里巴巴与敦煌网正在依托我国已经形成的先发优势，通过各种双边合作在沿线国家复制新型贸易业态与模式，实践证明，E国际贸易方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培育、发展和壮大，远远快于传统贸易方式，并正在推动下一代贸易规则与治理体系的重塑。

（三）“一带一路”是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主动选择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蕴含深刻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冲击，世界贸易增长率连续多年低于全球GDP增长率，传统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受阻，世界各国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为新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增长提供了可持续的发展力量。

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可以把世界通过虚拟空间连接起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为更好地共享合作利益，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了双边或多边的贸易协定、以及各种区域合作组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属于世界，旨在通过各国共同努力，通过软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将欧亚大陆广阔腹地上由于长期民族战争、民族隔离和政治地理边界之争造成的资源、生产、服务和消费的分散、割裂和断裂重新连接起来，加强各国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接轨，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二、“一带一路”是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国际贸易的拓展反过来又会促进国际分工，推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发展。因此，国际贸易发展史也是国际分工的发展变迁史。“一带一路”是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发展必然趋势，当前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推动了“一带一路”的发展进程，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格局也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超越传统自然禀赋的制约，服从于各国的发展需要。

国际分工形成于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大机器工业的诞生使得社会分工包括国际分工迅猛发展，这种分工创造和扩大了市场，又通过国际市场贸易打破了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封闭的状态，使处于国际分工中心地位的国家——英国成为农业世界的国际贸易中心和世界工业中心。同时，这种分工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组织形式。大工业的发展把世界分成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业区和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区。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垂直分工体系把世界大量的落后国家变为发达工业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庸，并被动卷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这一时期的国际分工具有掠夺性、剥削性、和不平等性的典型特征，垂直型产业间分工是国际分工的主要模式。

国际分工体系的大发展起源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并且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商业上的相互依赖性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到全球市场之中。贸易一体化的一个传统衡量指标——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在1800年仅为2%，到1913年达到22%。交通运输和通讯革命大大提升国际贸易的规模，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成本，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重塑了世界贸易版图。据统计，1815-1850年，横越大西洋的大部分货物，每镑运费大约下降了80%，1870-1900年间，又下降了70%，累计共下降了将近95%。同时，随着国际分工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垂直型产业间分工模式也不断演化发展，水平型产业内分工开始出现。

二战后，跨国资本的生产与贸易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同时科技与文化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际分工进入深化发展阶段，旧的国际分工体系部分遭到破除，跨国公司开始出现并快速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最佳分工结构来组合和配置垄断资本，实现生产和贸易的全球规模经营;传统的垂直型产业内分工逐渐被市场主导的水平型产业内分工取代并成为国际分工主要模式;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地区）等均共同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当然，尽管传统殖民地国家通过经济民族独立部分改善了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但由于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和技术实力上力量对比悬殊，南北矛盾依然突出，国际分工体系依然由发达国家主导控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生产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际分工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生产的全球化和生产要素的跨国界运动使国际分工深入到产品的生产环节，国际分工不再以“产品”为界限，而是以要素为界限，一件最终产品的生产分工由原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完成逐步转变为全球范围内的要素优化配置、共同参与的结果。另一方面，最终产品的价值链不断分解、分散，生产工序的分散化和工序中生产任务和生产活动的国际分工催生了无国界的生产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不同生产环节和流程按照不同的要素密集度特征，被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一个覆盖全球或跨区域的有顺序的链条或是复杂的网络，它们通常被称为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的新发展与全球价值链的融合使国际分工不断发展演变为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主的水平分工。据统计，2011年国际贸易总额占世界总产出的近60%，其中，半成品和服务贸易战到全球贸易总额的60%。同时，随着国际分工深入发展，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在世界貿易与总产出中所占比重不断提升。

近年来，互联网革命引发了社会、经济生活的颠覆性变化，互联网革命影响下的国际分工是基于平台共享的分工，分工主体更加多元化，个体消费者、个体生产者、以及各类小微平台型企业与传统大中型企业、跨国公司等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市场竞争，整个全球经济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体系。可以看出，在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一带一路”贸易畅通与贸易合作内涵和外延不断得以延伸，在世界范畴内能够交换的产品数量不断提升，“一带一路”国际区域合作平台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向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从而使得“一带一路”能够实现与世界各国间的互利共赢。同时，“一带一路”以全方位软联通和硬联通为先手棋，将重构现代国际贸易的地域分布以及商品结构，优化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布局。“一带一路”有利于帮助世界各国国家和中小企业平等、普惠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将加快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流跨区域和地区的便利化、自由化、国际化、高效化和共享化，将成为造福更多国家和人民的正确路径选择。因此，“一带一路”符合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演进特征，实际上是存在一定必然性特征的。

三、“一带一路”丰富和发展了国际贸易理论

（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创新合作模式

国际分工理论表明，国际分工会影响国际贸易地域分布以及商品结构，国际贸易是国际分工具体表现形式。在世界市场中，各国的地位是与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变化会带动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发生相应变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廊括活力四射的东南亚经济圈以及经济发达的传统欧洲经济圈，中间还连接着很多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延伸国家等更是在自然资源禀赋等方面具有多样性与多元化特征，经济上互补性很强，合作空间与潜力巨大。随着经济全球化、全球产业转移等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经济与产业结构也迫切需要调整变化。“一带一路”周边国家以及地区也同样需要通过贸易与资本流动提高自身在全球要素与资本流动中的配置效率来推动自身经济在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获得更好、更快发展。“一带一路”致力于通过软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形成“海、陆、空、网”多维度的丝绸之路，突破传统国家之间的行政藩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市场提供发展新机遇，使中国与合作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之间通过这一平台实现在特定行业、产业上下游间贸易投资空间的不断扩张。“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将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降低国际贸易投资壁垒，真正构建起新型优势互补、空间广阔、互利共赢的产业园区、集聚区贸易投资合作新模式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等创新商业与合作模式，并使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创新合作模式成为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主流。

（二）创新贸易业态，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我国跨境电商快速增长。据统计，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2010年为1.3万亿元，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4%，2012年为2.3万亿元，占比9%，2013年超过3万亿元，2015年为4.8万亿，占比超过19%。阿里巴巴研究院研究预计，到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将达12万亿元，占比约为37.6%。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一带一路”平台，有望依托现有的先发优势，有望通过各种双边与多边合作方式输出和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模式，推动跨境物流、跨境支付、电子认证、在线交易、信用体系等新型贸易业态支撑体系不断健全完善。通过支持和推动E国际贸易发展推动我国贸易方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率先转型和升级，使在传统国际分工体系下的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与广大中小企业能否平等参与下一代贸易，成为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代表的E国际贸易和数字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从而培育形成新的贸易增长点。

（三）构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共赢之路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发展受阻，各国发展分化，国际贸易投资格局酝酿深刻调整。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着力推行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就是要突破各種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拓展国际贸易的广度和深度，利用国际贸易实行服务、技术、商品以及生产要素间的优化配置，调整与优化各国产业结构。各国输出本国在资源与产品上较为富裕，换回本国相对稀缺的商品，这使得各国商品、产业结构以及总量平衡得到改善的同时，社会再生产规模有所扩张，贸易经济效益得以提升。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际分工、政治经济格局造成了世界各国贸易利益分配上的不均，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某种程度上存在“较为贫穷的国家受到富有国家的剥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是要继续发扬光大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国家间相互协作、努力，互利互惠，通过软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海陆空网通道建设，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提升以及自由贸易区等的构建，与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建“一带一路”符合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世界潮流，符合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内在要求，符合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沿线及周边各国的内在要求，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也是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共赢之路。

四、国际贸易理论为“一带一路”实践提供指导原则

（一）“一带一路”贸易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全球贸易格局出现新变化：传统国际贸易动能弱化，贸易增长新动能还待培育成长。世界经济进入全面深刻调整阶段，传统国际贸易增速放缓。首先，传统依靠资源、能源、土地和环境等要素投入形成的贸易高增长模式显然难以持续。一方面，随着中国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另一方面，随着高端制造业回流欧美，中国产业迈向中高端的转型升级，中国与发达国家以互补为主的产业关系将向互补与竞争并存的产业关系发展，中国产业和出口产品将面临发达国家更严苛的遏制。其次，“逆全球化”思潮，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贸易风险显著增加，自由贸易发展受阻，WTO等多边贸易体制亟待改革，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恶化。再次，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型贸易业态和贸易增长新动能正在蓬勃发展，但广大发展中国家软硬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亟待培育发展。

2.大国博弈以及地缘政治风险较大。大国博弈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新常态，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对我国“一带一路”存在较大的战略疑虑，部分国家尚存疑虑或持观望态度，一些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认知存在偏差，甚至对中国在沿线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努力赋予了负面的政治含义或军事色彩。其次，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恐怖主义、内战、冲突等政局动荡和地缘政治风险，经济政策朝令夕改等也使“一带一路”贸易投资风险加大，加深了发达国家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疑虑。

3.贸易投资壁垒较高，便利化程度低。通过对资源跨境配置实现构建基于产业链的区域性产业体系，实现国际分工下产业的深度融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然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投资壁垒仍让较高，特别是全球战略性资源方面的投资壁垒非常高。另一方面，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尤其是网络基础设施等“软”建设严重滞后，国际贸易标准如贸易大通关等、贸易规则等亟待统一完善，不利于双边或多边发展的发展。

（二）以国际贸易理论为指导，构建贸易投资畅通新格局

1.加强“一带一路”供应链建设，提升软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当前，“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较低，基础设施、贸易投资营商环境、边境管理等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体系滞后，迫切需要整合各种资源，建立有效链接以降低贸易投资成本，提升物流效率，提高合作水平，夯实全球范围产业链合作和价值链建设的基础。

一是要加强软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設。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手棋和重要抓手，也是贸易便利化的基础条件和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建设滞后已经成为制约贸易投资便利化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的瓶颈。因此，需要各国共同合作推进跨国家、跨区域的重要通道与经济走廊建设，提升陆、海、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促进跨境电子商务、互联网等软基础设施建设，搭建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政府间公共信息平台、通关平台等软基础设施和平台的搭建与运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加强区域经济体间贸易投资合作。

二是加强国家之间的通关便利化建设。通关便利化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实现贸易畅通。因此，需要加强区域各国海关之间的合作，制定统一的制度和标准。要加强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推进跨境监管程序协调，开展“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信息互换”等方面的合作，提高跨境运输通关效率，达到“一次通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便捷通关目标，降低国际运输成本和提高贸易物流便利化水平。

2.加快“一带一路”价值链建设，提升区域贸易投资合作水平。最近50年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价值增值和利润的最大化。如今，互联网新时代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重塑新一轮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新机遇。构建“一带一路”价值链可以扩大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合作的规模，降低和规避贸易摩擦，降低各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提升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因此，各国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已经形成的比较优势，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抓手，不断健全完善价值链构建的基础条件，推动最终形成整体价值链。

3.构建“一带一路”自贸区网络体系，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一带一路”自贸区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路径。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发起了《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得到8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同时，我国已经与13个沿线国家或地区签署或升级了5个自由贸易协定，还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经贸合作协定等，但“一带一路”区域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依然不高，因此，需要各国共同秉承合作共赢发展新理念，加强政策沟通，不断提升现有自贸区水平，拓展双边或多边自贸区，拓展多元贸易投资合作模式，逐渐将中国与沿线重点、节点国家或城市的合作连成“链条”，形成“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与沿线国家开展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双边和区域合作，最终形成沿线区域开放型经济贸易合作新格局。

4.培育“一带一路”与新型贸易业态的深度融合，推动建立新型的全球贸易规则体系。当前，新旧贸易业态正在加速替代，服务贸易和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代表的E国际贸易有望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一带一路”也被认为将拓展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空间，将通过软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下一代贸易方式提供新机遇，因此，需要推进“一带一路”与新型贸易业态的深度融合，以全新的视角研究国际贸易新模式，建立适应国际贸易发展新实践需要的全球贸易规则、评价和治理体系。要加快推进“一带一路”与E国际贸易的融合发展，改革不适应国际贸易发展需要的现有WTO规则和治理体系，把握“一带一路”与国际贸易新模式融合发展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发展新规律和新趋势，推动国际贸易均衡发展、普惠发展，推动逐渐建立开放的、高效的、公平的、共赢的国际贸易体制。

参考文献：

[1][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第一版）.

[2]颜少君.下一代贸易——E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特点[J].中国经贸导刊，2018（1）.

[3]颜少君.跨境电子商务引领国际贸易革命——E国际贸易及引发的重大变革[J].中国经贸导刊，2018（8）.

[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E国际贸易——下一代贸易方式的理论内涵与基础框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3（第一版）.

[5]韩会朝.地理、贸易与新国际分工理论与实证硏究[D]. 东南大学，2016.

（颜少君，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