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骋，张福良，雷晓力，赵元德

(1.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37；2.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北京 100120;3.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一地质勘查院，河北 三河 065201)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被先后写入民法总则、党章、宪法，现已成为民事主体的行为准则、党的主张、国家的意志，生态文明战略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资源勘查与开发领域，评价矿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经由过去的以“资源优先”为主导的地质、经济、技术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升级为“以资源与环境并重”为主导的地质、经济、技术、环境“四位一体”评价模型[1]。

现行的资源/储量分类标准是典型的“三位一体”的评价模型，没有将环境因素进行充分考虑，根据当前面临的形势来看将来应有所调整。若将环境因素纳入，会对找矿发现产生一定影响，1999年大调查以来(改革开放的后20年)全国重点成矿区带中提交的大中型矿产地占比约为79%[2]，之后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全国重点成矿区带的重叠比来扣除，得出的结论是：叠加上环境因素，近20年来至少要减少7%的大型、中型矿产地的发现。因省级以下自然保护区和各种专项保护地的数据获取困难，实际情况要大于7%。

禁止在保护区开展地质勘查工作只是众多环境保护政策的一方面，它要求我们对工作布局进行调整，调整到保护区以外，但这并不意味着保护区以外的地质勘查工作可以延续传统的模式，因为还有更多、更细、更严格的环境政策将影响着勘查行为、工作手段、工作设备，甚至需要对以往的勘查规范以及预算标准进行调整来适应这种新的变化[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