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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贬官文化的积极意义

2019-06-20陈惠玲

青年时代 2019年14期
关键词:积极意义

陈惠玲

摘 要:本文以岭南地区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贬官对象为例,探讨贬官文化的积极影响,由此促进人们对于贬官文化更深入、完整的认知,发挥贬官文化的价值,将会推动岭南地区乃至中国社会文明传统的进一步传承,引导社会文化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贬官文化;积极意义;岭南地区

提到中国古代,我们会发现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历史上不曾间断,那就是贬谪。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的封建朝廷,大凡做官之人,几乎都或多或少地不免要遭受贬谪罢黜,“贬官文化”也由此应运而生。而我想将视角对准自己所在的这片岭南大地,以几位代表性的贬官为例,去探讨贬官文化在一方水土中所积淀的意义与价值。

古代中国,宦海沉浮,官员稍有不慎,就会遭到贬谪。而官员被贬原因复杂,但最主要的还是因罪或蒙冤而被贬,比如唐代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就是刘禹锡、柳宗元等改革派因永贞革新失败,被政敌保守派造谣诽谤而被贬。而流放贬逐之地又多是荒涼闭塞的偏远边地,经济文化落后,尤其是岭南地区,地处南蛮,古属百越之地,历史上开发较晚,常被人称作化外之地,瘴疠之乡。谪宦之人,流放被贬,仕途失意,人生也就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与打击,内心苦闷可想而知。在交通不便、路途艰险、前程未卜的古代,每一次远行都有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此生可能再难与亲人故乡相见,更何况是被贬到气候湿热、瘴气横行的岭南,一路上,官员们都极有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韩愈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即写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可见诗人对于被贬潮州早已抱着送死的心态,苏轼被贬儋州,亦做了最坏的打算。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向来是古代读书人最高的政治理想。而一旦遭受贬谪,对于官员的政治生涯来说将会是巨大的不幸,人生也会因此蒙上了苦难与沉重的阴影。但透过苦痛与悲愁的表层,我们也应看到贬官文化的背后,其实也蕴含着积极的意义与深刻的历史价值。

贬官群体当中,并非所有人都是贤良之士,都值得我们同情与肯定,但贬官之人中亦不乏德才兼备之士,他们来自文明较为发达之地,拥有较高的文化层次修养,为政一方,为民谋福祉,干实事,政绩斐然,为当地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譬如刘禹锡,由京城被贬至笔者的家乡连州当刺史,在任四年半,励精图治,治理社会虚浮的不良风气,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深入民间,与当地的瑶族百姓同劳作,共娱乐,极大地加强了汉瑶两族间的团结,使连州社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图景;当连州出现疫情时,他又向柳州的柳宗元及湖南道州的薛景求援,将好友寄来的救命药方编成药书《传信方》,并广为传播,济世救民,解决民生疾苦。更值得一提的是,刘禹锡在连州期间,重教兴文,亲自执教讲学,开启了连州一代之文风,当时甚至吸引了荆楚吴越一带的儒生远赴连州求学,为连州日后“科第甲通省”奠定了重要基础。而韩愈贬潮期间,劝课农桑,释放奴隶,在当地广施善政,解民困苦,同时兴办学校,培育人才,亦极大地推动了潮州文教事业的发展。海南儋州也在苏轼的治理下,面貌发生极大的改变,民生改善,文明开化。

曾有人说“东坡不幸海南幸”。或许在许多人眼里,包括贬官他们自己看来,流放被贬是人生之大不幸,但对于当地百姓而言,这些有着卓越才干的官员的到来却是极大的福音与幸事。正是他们的努力,造福了一方黎民百姓,为当地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更深一层意义上,也推动了中原文明在岭南地区的传播,使岭南地区的文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影响深远,惠及后世。

许多被贬的官员,其实都是有着深厚学识与较高文学造诣的读书人,这些文人士大夫在谪宦期间,虽历经凄风苦雨,颠沛流离,却始终坚持文学创作,迎来他们文学创作的高峰。他们或投向当地山川景物的怀抱,寄情山水,排解内心苦闷,写下了众多灿烂的游记诗篇,或著书论述,思考哲学问题,探究社会人生。贬逐带给他们的不只是寂寞艰苦的环境,也给了他们平心静气的机会,让他们能沉下心去追问,去思考,在艰难困苦中磨练自己的人格,让它获得一种升华,在对人生得失的反思中,积淀思想的深度,从而促成内在心灵与精神境界的提升。

可以说,如果没有贬谪柳州跟永州的经历及受此影响而形成的心境的变化,那么柳宗元也就不会写出像“永州八记”这样的散文佳作,因为在锤炼的过程中,谪宦的经历已经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融入他的思想与情感当中,那些文字也因此方能穿越时空而不朽。而韩愈在宦游途中,除创作出经典的哲学名篇“五原”外,亦留下了大量像《鳄鱼文》这样的优秀诗文。刘禹锡被贬连州期间,写下15篇散文,73篇诗歌,苏轼迁海南,为我们留下了《居儋录》……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或许正如杜甫所说:文章憎命达。中国文人的不幸,却是中国文坛的大幸。如果没有贬谪的经历,也许他们也就不会创造出如此巨大的超越过往的文学成就。与此同时,我们会发现在那些诗文当中,许多都寄托着像思乡、离别这样的丰富的情感,承载着他们关涉社会人生的深刻的思考,而这正构成了中国文学永恒主题中的一部分,灿烂的贬官文学流传至今,早已成为中华文艺宝库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曾说道:“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时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与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亲,俱备声名。”从文章论述的角度来看,贬官文化何尝不是官员与谪宦之地的一种相互成全?贬谪的经历其实又何尝不是贬官们不幸中的幸运呢?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其实亦实现了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

正如柳州因柳宗元而闻名,潮州迎来过韩愈,连州因刘禹锡的存在更为人所知,惠州与儋州也同样拥有属于他们的苏轼。贬官的到来,留下了众多物质性的文化遗迹,亦为当地增添了文化韵味与历史涵养,像刘禹锡在连州建成的吏隐亭,岭南名园海阳湖,苏轼在惠州修筑的西湖苏堤,韩愈的灵山寺留衣亭等等,都成为了岭南今日重要的历史文化与旅游资源。但贬官文化的价值却不只是停留在这些看得见的文化遗迹之上,更深层更本质之处是一种内在精神、品格的贯注与传承,它会超越时空,深刻影响一方水土的文化涵养与精神传统,塑造当地百姓的文化性格,正如韩愈被贬阳山、潮州,刘禹锡被贬连州,苏轼被逐惠州、儋州,他们对于教化的重视发展,促使当地得以成为文明礼仪之地,当重视文教的传统被延续,必将泽被后世。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试想,若不是韩愈身上那种人格魅力的光辉,又怎会让百姓为他立祠纪念;如果不一心为民,刘禹锡、苏轼之辈又怎会赢得当地百姓乃至后世人的敬仰与尊崇。

而许许多多像韩愈、柳宗元一般的迁客骚人,也因为类似于潮州、柳州的存在,在困苦的境遇中完成了自我思想与人格的超越,实现道德文章的突破,在成就自我的同时,也赢得了世人的认可、景仰与纪念,成为了今天我们所认知的真正意义上的他们。

当人生的苦难接二连三地到来,当命运的玩笑一次次带给我们沉重的打击,我们该如何面对与承受?是保持住生命的达观,抑或是在颓废中沉沦?或许,贬官文化可以为我们带来情感、意志与精神上的启发。透过那些文字与故事,我们依旧能领略到它们的背后作者所隐含的的人格魅力与人生态度,并从中汲取力量,寻求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十几年的贬谪生涯,正是苏轼政治上最失败,生活遭受最多苦难的时期,而东坡先生却能用一种诙谐的语言总结自我,看似自嘲,其实也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背后的乐观洒脱、超然物外,令人动容。

一个人倘若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那么不论他遭受何种排挤打击,内心也会保持安然,不受影响;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柳宗元立下的“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的心志与誓言,也就会明白为何刘禹锡被贬却不消沉,相反能在蛮荒之地散播文明,继续坚定地施行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会体察到各种关于人生的哲学以及处世的智慧,其中既有儒家的坚持,也有道家的豁达与佛家的释然。未来的人生道路该如何选择,以何种心态面对未来,贬官文化其实也为我们的思考和选择带来了更多的启发与可能性。

身处现今这个浮躁喧嚣的社会,人们似乎已经缺失了一种耐得住寂寞的品德,过于功利,讲求实用主义,渴望功名,却又不愿忍受孤独与寂寞,对于人生也缺乏深入的追问与深刻的思考。而贬官文化,恰恰能在这一方面给予我们新的启迪,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个体人生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去反思,去感悟,不断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有所发现,从而有所改变,有所长进。

在有形与无形之中,贬官文化早已为我们留下丰厚的文化精神遺产。

时至今日,我们越来越需要以一种辩证的态度看待贬官文化,既要看到它所反映的人才受贬、政治黑暗等问题,也能认识其背后的积极意义,而这需要无数人的付出与努力。在对贬官文化进行研究保护的同时,积极开发利用有关资源,促进人们对于贬官文化更深入、完整的认知,发挥贬官文化的价值,将会推动岭南地区乃至中国社会文明传统的进一步传承,引导社会文化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曾纪鑫.韩愈贬潮州[J].同舟共进,2014(11):76-81.

[2]周正,张西爱.应重视海南“贬官文化”的开发利用[J].今日海南,2012(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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