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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

2019-06-20黎江

青年文学家 2019年15期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

黎江

摘  要: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中国游记》因多处描写了中国的破败之景以及表达了对当时中国的不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批评热潮。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慢慢被读者所接受。本论文将通过分析中国游记中出现的景物、人物描写,从而更客观地来分析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

关键词:中国游记;芥川龙之介;中国观

作者简介:黎江,男,中共党员,江西师范大学日语语言文学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日文化与文学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5-0-03

序论:

芥川龙之介作为日本大正时期的代表性作家,在日本文学界享有“鬼才”之称。他从 1914 年到 1927 年的 13 年创作生涯中,共创作短篇小说 148 篇,还有大量的小品、随笔、诗歌、游记、评论等。1921 年,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报社的海外特派员前往中国,由海路自上海入境,周游江南一带后,溯江而上,遍访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再驱车北上,游历京津一带,最后经由朝鲜半岛回国,回国后创作了《中国游记》。这部游记将芥川龙之介推上了风口浪尖,文中对中国的批评、讽刺、嘲笑之语引来众多中日学者的批判。在中国旅行途中作者一面努力试图寻找古典文学中刻画的那个神秘、浪漫的中国,一面却是无情的中国社会现实,在面对理想与现实中的中国的差异中芥川最终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从而明确了自己的中国观。本文将从对理想与现实中的中国的差异的态度转变、对中国文人的态度以及对在华西洋势力的态度三方面来分析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

一、从对理想与现实中的中国的差异的态度转变来看芥川的中国观

芥川龙之介的养父母精通琴棋书画,家庭充满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芥川自幼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对中国古典文化逐渐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仅熟悉唐代诗人李白、白居易等的诗词,而且对作为中国四大名著的《西游记》和《水浒传》也非常热爱,芥川甚至能将《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名字全部背诵下来。通过不断了解中国古典文化,芥川也逐渐产生了来中国旅行的想法。在1921年来中国之前,芥川曾多次想来中国,但是由于经济原因,一直也没有实现。所以,芥川在得知自己可以作为大阪每日社的记者来到中国时,心中是无比激动的。但是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初到中国后见到的一幕幕让芥川大失所望,随着旅行路线的推进,芥川的中国梦彻底破碎,直到来到文化底蕴浓厚的北京才得到了些许安慰。所以总体来说,芥川对中国是又爱又恨,爱传统的中国文化,同时又恨当今的中国。下面,我将结合中国游记的具体内容来谈谈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首先来到了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给芥川的第一印象却是“然而中国的车夫,即便说他是不洁的化身,也不为夸张。而且乍一看去,人人长得奇模怪样,这样的家伙前后左右团团围上来,伸出形形色色的脑袋,大声地吼着什么,刚刚上岸的日本妇人之类,自然显得颇为惊惶。”[1]这第一印象让芥川的理想开始破灭。除此之外,在進入咖啡馆时芥川认为最倒霉的老妇人,却在他们出咖啡馆时给了芥川很不好的印象。他这样说道:“在我们身旁,不知何时那个卖花的老妇絮絮叨叨的申诉着什么,乞丐似的伸着手。看来老妇人在得到银币之后,似乎还打算让我们的钱包再次大张海口。我怜悯起被这贪得无厌的人所叫卖的、美丽的玫瑰花来。”[2]这一所见所闻让芥川的理想再次破灭。

来到上海城内,本想感受传说中每有见闻的湖心亭,却不禁发现一位身穿淡青布衫、辫子长长的中国人悠悠地冲着水池撒起小便来;本想感受在彩色明信片上早已熟识的、名闻遐迩的城隍庙,却在此之前看到了只着一身旧报纸为衣,或是舐着腐烂如石榴般的“罗曼蒂克”的乞丐。因此,芥川不禁感叹到,除却《文章轨选》与《唐诗选》,便不知道别有中国存在的汉学趣味,在日本也大可以休矣。

来到杭州西湖,本想感受白乐天“半醉闲行湖岸乐,马鞭敲镫辔玲珑。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的西湖时,却只看到了类似于水田的西湖;本想感受“段家桥外易斜曛,芳草凄迷绿似裙。吊罢岳王来吊汝,胜他多少达官坟”的苏小小墓时,却只看到了上面盖以瓦顶、四周涂着类似白灰之类,全无诗情画意的土馒头。

来到苏州,即使苏州因为尚未染上老美情趣被芥川称为江南第一,却也没有让芥川在心灵上得到很大的满足。本想感受“月落乌蹄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寒山寺,却只见到了悉数涂上赭红色,俗不可耐的重建的寒山寺;本想在虎丘感受“岩岩虎丘,沉沉剑池,峻不可以仰视,深不可以下窥”的情趣,却只见到了荒废至极的虎丘和似垃圾场一般的剑池。

来到扬州,虽然扬州给芥川的第一感觉是破败不堪,两层以上的建筑几乎见不到,但凡映入眼帘的,也都显得贫贱粗陋。街道上,路石凹凸不平,到处积满了泥水。在见识过苏州、江州的人眼中看来,说感到悲伤也不为夸张。可是坐在画舫中的芥川不禁感慨杜牧的诗中“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所描绘的并不一定是夸张,仿佛扬州的风物之中,有着甚至能将自己也感化为诗人的、某种快意的烦恼。面对五亭桥,芥川更是发出“可是大体的感觉,是极尽中国式的风雅,几乎到了与蔓延于四周的柳树、芦苇多少有点不尽谐调的地步。看到这座桥的娇资在幽蓝的天空烘托下,展现在柳树之中时,我不禁面露微笑。西湖、虎丘、宝带桥——这些固然不能说恶,然而使我沉浸于幸福之中的,至少自上海以来,便首推扬州了。”[3]与在其他城市不同的是这次扬州之旅芥川对中国的态度由不满转向了心怡。

来到北京,芥川不仅对北京的名胜古迹颇为赞赏,而且对北京的戏剧也赞叹有加,更是将《蝴蝶梦》列为自己在中国所观六十余部戏曲之最。可见芥川来到北京后少了埋怨,更多的是享受旅行。

那么,为什么芥川对上海、杭州等江南城市的态度和对北京、扬州等的态度如此截然不同呢?其实答案显而易见。上海作为当时具有西方特色的代表城市,无处不充满了西方的文化。这与芥川理想中的东方文化鲜明的中国形象出入太大。而杭州西湖随处可见的洋人和西式建筑也同样引起了芥川的不满。但是芥川来到不是那么发达的扬州之后,所见到的正是自己所憧憬的中国,所以虽然扬州在当时很落后,但是保留了传统中国的气息,这一点是芥川所希望看到的。于是芥川将扬州视为了江南之最。而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随处可见中国的传统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城市的代表。这与芥川所期望的中国很相似。所以芥川一改往日的文笔,选择了用文言文来写《北京日记抄》。这充分显示了芥川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爱慕之情。

纵观全文,芥川的中国观曾发生了多次转变。但是总的来说,芥川龙之介是热爱古典中国同时又厌恶现实中国的。

二、从对中国文人的态度来看芥川的中国观

芥川龙之介来到中国后先后会见了章炳麟、郑孝胥、辜鸿铭以及李仁杰等中国知识阶层的精英。正因为与这些精英的会面,芥川更加深刻地接触了中国的现状,一改在日本国内艺术至上主义的作风,开始对中国国内的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关心起来。而且,芥川在回国之后听取并吸收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很多观点,开始对中国的未来变得忧虑起来。

芥川来到中国后,在上海首先会见了章炳麟。章炳麟作为清朝末期的革命家,一直致力于中国革命,与孙中山、黄兴并称为“革命三尊”。章炳麟对芥川的思想影响颇深。在《中国游记》中芥川这样写道:“先生的话题彻头彻尾,全是以当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社会问题”[4],并指出了辜鸿铭的一系列观点。一方面,芥川龙之介指出了辜鸿铭从始至终都围绕着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两人的对话。从仅此一次的会谈中,芥川精确地捕捉到了这位革命家的观点,并总结了章炳麟对中国现状的认识是“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政治堕落,不正之风公然横行,比起清朝末期来,也许更为猖獗”。[5]另一方面,关于中国的赤化问题章炳麟指出了赤化是无产阶级革命,但热爱中庸的中国人不会选择这条道路,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选择了这条道路,这让他颇为惊讶。芥川通过倾听章炳麟的这一观点,在之后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然而中国的国民性原本不喜欢走极端,只要这一特性存在一日,中国的赤化便不可能。诚然,部分学生欢迎工农主义。可是学生并不等于就是国民。而即使是他们,哪怕赤化了,有朝一日也一定不会抛却其主张。这是因为国民性,热爱中庸的国民性,远要强于一时之感激的缘故。”[6]由此可以看出,芥川并不是单纯地只从自己梦幻中的中国像来看当时的中国,也结合了当代中国的现状,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中国观。

芥川龙之介紧接着会见了郑孝胥和李仁杰。郑孝胥作为清朝的遗臣,一直在上海过着隐居生活。芥川与郑孝胥的谈话主要围绕当时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展开。芥川通过与郑孝胥的谈话,逐渐认识到郑孝胥对当时中国的未来深感忧虑却又无可奈何。受郑孝胥的影响,芥川不知不觉的开始谈论起了中国问题。在谈论过程中更是就当时比较流行的新借款团问题高谈阔论。而且在写游记的时候芥川对当时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思。总结了当时自己谈论中国问题不仅是因为自己轻薄的根性,而且与当时中国本身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由此可见,芥川在认识到中国现状后态度发生了转变。而与郑孝胥相反,李人杰则是信奉社会主义,上海‘青年中国的代表人物之一。芥川对李人杰也是充满了好感。不仅称赞其日语极为流畅,而且对他热衷于社会革命的想法称赞有加,称之为“觉醒的中国人”。在归国后,芥川更是否定了认为中国赤化是不可能的,持资本主义立场的章炳麟的观点;否定了清朝复辟,担任了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的郑孝胥的观点。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芥川并不是无视中国的现状,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分析指明了中国发展的情景。中国之后走上社会革命也印证了芥川当时的想法。

总的来说,芥川通过与持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观点的章炳麟、持清朝复辟观点的郑孝胥以及持社会革命的李人杰之间的谈话,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得出了中国必将走向社会革命的结论。由此可见,芥川在对当代中国不满的同时,也在关心着中国的发展。

三、从对在华西洋势力的态度來看芥川的中国观

落后、堕落的中国让芥川很是失望。但是,让芥川梦想破灭的不仅仅是落后、堕落的中国,而且还有在中国无处不在引人注目的西洋势力。特别是在上海游记以及江南游记中多处表达了对西洋人的不满。首先,在《西洋》这一小节中,芥川龙之介通过使用问答体来表达了对西洋势力的不满。先抛出“上海并不单单是中国,同时在另一面也是西洋”这一问题,紧接着以“只不过,此处的西洋,便是在不曾见过真正西洋的我看来,也像是赝品”作为结论,表达了自己西洋势力的反感。然后,在《车中》一节中,芥川通过描写“约翰牛认定倘不作道貌岸然态,便非绅士。山姆大叔断言倘无金钱便非绅士。而日本――至少在起草游记时――则以为倘非一掬旅愁之泪,沉醉于风景之美,做出游子之态,便算不得绅士。”[7]芥川通过描写美国,英国和日本人对绅士一词的理解,表明了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势力骄傲自大,看不起东方的自满之情。紧接着,在《杭州一夜下》一节中,芥川通过对秃头美国佬跌跌撞撞地在他们身旁刚一停下,便转过身去背对着正门,旁若无人地小便起来这一现象的描写,表达了芥川对在华西洋人粗鲁行为的不满,也表达了芥川对当时中国无力反抗西洋势力的惋惜之情。最后,正如前文所描述的那样,芥川在《寒山寺与虎丘》一节中写道“苏州是个好地方啊,依我说是江南第一。那地方不同于西湖,尚未染上老美情趣。光这一点就十分难得了”。表明了芥川对西洋势力对中国的破坏的厌恶之情。

总之,通过对一系列西洋人的行为的描写,表明了芥川对西洋势力的不满之情以及对当时中国无法反抗西洋势力的惋惜之情。

结论:

本文通过从对理想与现实中的中国的差异的态度转变、对中国文人的态度以及对在华西洋势力的态度三方面分析了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得出的结论是:芥川龙之介是热爱古典中国同时又厌恶现实中国的。而通过与代表着不同阶级的中国文人的交流,芥川开始对中国的现状担忧,并且分析得出了现实中国的出路是社会革命。此外,通过分析芥川对在华西洋势力的态度,更是可以看出芥川真正厌恶的其实是破坏中国古典文化的西洋势力。所以,无论是古典中国还是现实中国,芥川龙之介对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都是热爱的。

注释:

[1]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6页.

[2]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3-14页.

[3]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43页.

[4]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2页.

[5]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2页.

[6]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2页.

[7]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71-72页.

参考文献:

[1]张婷.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A].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9).

[2]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M].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3.

[3]陈天然,黄海燕,陈琦.由赞美至蔑视—从《中国游记》看20世纪初日本人的中国观[A].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

[4]张琢.芥川龍之介の中国観への再認識—『中国游記』を中心に[D].西安外国语大学,2014.

[5]齐秀丽,郭艳萍.评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的中国像和中国观[A].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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