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治淮

大地回春，万物复苏。春天，明媚怡人。汉代，人们在正月初七“人日”到郊外踏青，正月十五元宵节去观灯、舞龙，三月初一寒食节去踏鞠。在唐代，则有盛世空前的拔河活动，“常以正月望日为之”（《封氏闻见记》）。唐、宋的寒食、清明节期间，则“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唐王维《寒食城东即事》）。明清时，元宵观灯、清明荡千、郊游踏青、舞龙舞狮、放风筝、博棋弈……节令活动令人目不暇接。春天，是中国古代民俗节令活动最丰富多彩的季节。

郊游踏青

郊游活动由来已久。《论语·先进》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七八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结伴郊游已是人们的一大乐趣。虽然郊游的时间历代不尽相同，但春天踏青无疑是最盛行的。春天，“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清高鼎《村居》），诱人的春色，使多少“游人出禁城”，“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唐赵璜《曲江上巳》）;多少“少年羁络青纹玉，游女花簪紫蒂桃”（唐杜牧《长安杂题长句》），“游子寻春半出城”（南宋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历代诗人的吟咏，留下了古往今来人们游春踏青的身影。

春天，不待春意浓，早早地就去踏青的当数汉代，他们正月初七“人日”就出门了。唐代，正月十五就有人“探春”，此后，一直有人踏青直至清明。唐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旧唐书》载，唐代宗“大历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踏青”。唐李华作《春游吟》：“初春遍芳甸，千里蔼盈瞩。美人摘新英，步步玩春绿。”而最热闹的还是在寒食、上巳（农历三月初三）、清明节，“唐上巳日，赐宴曲江，都人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谓之践青履”（《秦中岁时记》）;“上巳之节，彩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剧谈录》）;“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唐顾非熊《长安清明言怀》）。

宋代一如唐代，“春游特盛焉”。据《武林旧事》载，那时偌大的杭州西湖，“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其盛可以想见”。不过，宋代的踏青大多还是集中在清明节，人们借清明上坟的机会，踏青、聚会。《东京梦华录》载：“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

明、清时，不论是宫廷还是民间，踏青依然盛行。明代有诗云：“东风渐次步青阳，龙过抬头蛰不藏。水出御河凝鸭绿，柳摇金屋变鹅黄。”这是官宦人家的踏春。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载：“岁清明，桃柳当候，岸岸遍矣。都人踏青高梁桥。”清代在老北京，百姓人家的郊游踏青往往在三月三蟠桃宫庙会达到高潮。清震钧《天咫偶闻》中有对当时桃宫庙会的描述：“春波泻绿，软土铺红，百戏竞陈。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摇飏春风，凡三里余。”

郊游踏青流传至今，成了我们今日的“春游”“远足”，依然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爱的节令活动。

荡蹴秋千

关于秋千的起源，众说不一。《古今艺术图》載：“秋千，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趫者。齐桓公伐北戎还，始传入中国。”《缃素杂记》则认为：“秋千，汉武帝后庭之戏也，本云‘千秋，祝寿之词，语讹，传为‘秋千。”还有人认为，秋千源自古代人类揪苇条（或藤条之类）荡跃迁移的行为动作。应当说，大多数体育活动都能从古代人类的生活、战争实践找到源头一说不无道理。正因有这样的生活实践，之后才会有“以习轻趫者”的“北方山戎之戏”。而它传入中原的时间，“齐桓公伐北戎还”的春秋时期当是可信的，因为这样一项有着远古渊源的活动，不至于到西汉才突然出现。至于它的名称，“秋千”或“千秋”，或许就是因为汉武帝时盛行和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而出现的。但不管怎么说，荡秋千活动自西汉以来，因“秋千者，千秋也。汉武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千之乐”（唐高无际《汉武帝后庭秋千赋》序），被赋予了美好的含义，从此在宫廷、民间流行开来，并成为历代最受女子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

唐、宋时，荡秋千活动盛极一时。唐天宝年间（742-756年），“宫中到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开元天宝遗事》）。唐诗宋词留下了许多吟咏女子荡蹴秋千的美丽诗篇：“秋千争次第，牵曳彩绳斜”（唐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花笼微月竹笼烟，百尺丝绳拂地悬。忆得双文人静后，潜教桃叶送秋千”（唐元稹《杂忆》）;“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南宋李清照《点绛唇》）;“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东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南宋俞国宝《风入松》）……而唐代王建的《秋千词》，更是细腻逼真地描绘了少年儿女比赛荡秋千的动人情景：

长长丝绳紫复碧，袅袅横枝高百尺。

少年儿女重秋千，盘巾结带分两边。

身轻裙薄易生力，双手向空如鸟翼。

下来立定重系衣，复畏斜风高不得。

傍人送上那足贵，终赌鸣珰斗自起。

回回若与高树齐，头上宝钗从堕地。

眼前争胜难为休，足踏平地看始愁。

元代女子沉迷于秋千活动，“上自宫苑，中至宰相，下至士庶，俱立秋千架，日以嬉游为乐，女红之事殆庶几矣”（元熊自得《析津志》）。明、清时，秋千活动仍然流行不衰，“秋千一架名园里，人隔垂杨听笑声”（明瞿佑《清明即事》）;“最是春闺识风景，翠翘红袖蹴秋千”（清乾隆诗）。时至今日，秋千仍是中国延边朝鲜族、云南阿昌族等少数民族欢度新春佳节时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

流传了2000多年的秋千有多种形式。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植木为架，上系两绳，下拴住横板，人立于板上”，像钟摆一样来回摆荡。这种最常见的秋千也有横板离地高低之分，高架秋千的难度较大。又有“担子秋”（也称“二人秋”），即“竖长柱，设横木于上，左右各坐一个，以互落互起而飞旋不停”，类似跷跷板游戏。还有“车轮秋”，即“植大木于地，上安车轮状圆轮，在呈辐射状横木上，系绳于下，以架坐板”，人坐板上，以脚蹬地使车轮旋转，然后悬空转动。比赛秋千时往往以荡高为胜，诚如唐代王建诗中所写，“回回”欲“与高树齐”;也有比谁荡的花样多、难度大的。

放飞风筝

风筝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墨子》），又有“墨子为木鸢……至能使木鸢飞”（《韩非子》）。这种以竹木制成、能迎风升空的“木鹊”“木鸢”，当为风筝的前身。至汉代，据传韩信“制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欲以穿地隧入宫中”（宋高成《事物紀原》），这是纸鸢的出现。但有资料表明，放纸鸢在唐代以前并不是一种娱乐活动，而是一种军事辅助手段。如前述韩信用于“量未央宫远近”。又如据《南史·侯景传》载，梁武帝时，侯景作乱，围困京城。梁武帝为召集勤王部队，曾将求援诏书绑在纸鸢上放出去。

放纸鸢的军事功能逐渐消失，成为一种娱乐活动并流传开来始自唐代，当时主要由儿童参与。唐采在《纸鸢赋》中有这样的描绘：“饰素纸以成鸟，象飞鸢之戾空，翻兮将度振沙之鹭，杳兮空光渐陆之鸿，抑之则有限，纵之则无穷，动息乎丝纶之际，行藏乎掌挥之中……”唐元稹《有鸟》诗云：“有鸟有鸟群纸鸢，因风假势童子牵。”纸鸢之始名风筝，至迟当在唐末。唐末高骈有《风筝》诗，云：“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这“风筝”，有的人认为是在纸鸢上附有丝弦的弓形装置，放飞时发出宛如筝的声音，故名。至五代，又有人在纸鸢头部安装竹笛哨，“使风入竹，如鸣筝”（明陈沂《询刍录》）。从此，“纸鸢”这一名称常由“风筝”所代替。然今日之风筝，其实大多是无声的。

宋代放风筝的活动比唐代还盛行，不仅儿童参加，成人也参与其中，还出现专门制作风筝的手工作坊。且放飞时间从元宵就开始，这从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百子戏春图》中可以看出。宋代宰相寇准还有一首名为《纸鸢》的诗：“碧落秋方静，腾空力尚微。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

明、清时期，放风筝的活动更为普及，并多集中在清明节前后。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担酌挈盒，轮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随着放风筝活动的普及，还逐渐形成了北京、天津和山东潍坊三大风筝产地。

由于放风筝有强身健体的功用，且有技术的讲究，自唐以来，一直受到历朝历代人们的喜爱，长盛不衰，直至今日。如今，放风筝已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民俗活动了，美国、日本、英国等国也已流行。1989年，在山东潍坊还成立了国际风筝联合会——风筝已走出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