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雪

中国现代文学馆

李国文是一位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老作家。他于20世纪50年代出道，“文革”的沉寂并没有减损他对自己创作能力的信心。他的小说作品张扬着理想主义的风帆，以人民性为创作依归，为他赢得了无数赞誉，文坛也以各大奖项给予他最高的承认。

在复出后个人创作的旺盛期，他接手《小说选刊》，做起文学新秀的“摆渡人”，这源于他对曾经提携过自己的文学编辑的感恩与念念不忘。

20世纪90年代末，李国文告别小说的体裁，转而写作散文随笔，古今相连，中外纵横，嬉笑怒骂，其启蒙与批判的犀利，让人不禁联想到这是鲁迅精神在当代的丝丝不断。

这样一位文化矿产蕴藏丰厚的作家，为文学批评界的解读与认知留出了广阔的空间。李国文复出文坛后，他用三种风格迥异的字体和不同的工作、创作状态将自己的这40年切分成了三个时期，历历分明。

《我为什么这样活》

铁路、铁路！！

1979年对李国文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他从一名修筑铁路的工人变成了写作铁路的作家。当然，这名中国铁路文工团创作组的剧本创作员并没有将自己的创作局限在铁路主题与剧本体裁上。这个时候，他开始以一种细细的钢笔写一种类似隶书的字体，透露出心细如发的工整和郑重，查看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比如《花园街五号》，有的版本前面附有一张作者的手稿，上面的字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时期，李国文给朋友写信的信纸上会印刷有“中国铁路文工团”的logo。铁路，仿佛他生命中得一段烙印，再也无法挥去。

初次跟铁路有缘还在多年以前，24岁的他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到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宣传部做了一名文艺编辑，在这里他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改选》。作品经过崔道怡之手编辑，登载于《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头条位置。今天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当时在《人民文学》发表文章对一名青年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李国文日后回忆道：“当时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一步竟决定了我的一生。”（舒晋瑜：《李国文：我为何早就不写小说》）他一直保存着崔道怡写给他的编辑来信，激动的心情写成文章反复表达。他用“文学摆渡人”的形象赞美编辑，他是真心实意的，很多年以后，他也拿起了总编的笔，在文学新人和文学新星之间，做起了不辞辛劳的摆渡人。

左：《花园街五号》

右： 《花园街五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扉页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改选》出名，也因为《改选》遭祸，李国文随即被划为“右派”。既然他原属铁道系统，很自然地就成为了一名修筑铁路新线的劳工。他的汗水和韶光，都抛撒在川、黔、滇、晋、豫、湘和东北等地的荒山野岭上，抛撒在向前延伸的铁路的前端——原本没有路的所在。每一条铁路都有起点站和终点站，而这个劳工的生活，既没有新的开端，也没有旧的尽头（叶楠：《李国文印象》，载《中国作家》1989年第3期）。这个时候陪伴他的有两个人，不离不弃：一个是崔道怡，另一个是曹雪芹。崔老师给了他自我肯定的信心。自己有文学才华，这个信念是他的依靠，在这个信念的鼓动下，他忍不住手痒，用别人的名字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直到最后一篇被著名批评家李希凡发现，寻找作者，发现原来是一个“右派”冒用别人的名字。李国文这才停止了“玩火”的游戏。而曹雪芹，用一部《红楼梦》给了他精神上的滋养。劳动之余，睡在泥地上，饿了，喝过一碗酱油兑的水充饥。在一片呼噜声中，偷偷摸出一小本线装的《红楼梦》，每个字都熟悉到成为好朋友。这个时候的李国文是不是偶然会想起几年前在朝鲜战场，自己在战斗间隙翻阅《契诃夫短篇小说集》的心情。

青年李国文

22年时光，弹指一挥间。1979年，李国文得到了平反，来到了中国铁路文工团。在铁路文工团的七年（1979-1986）是李国文收获的七年。此间他以催人泪下的短篇小说《月食》轰动全国，并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又以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1982）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

《冬天里的春天》是李国文被流放22年以后，在蜗居里一字一笔写出来的60万字的大部头。他不能忘记自己看到这部手稿变成样书时的情景：

我还记得1980年的春天，有点冷，有点风，有点沙尘暴的一个傍晚，我从社里的发行部拿到刚从印刷厂拉回的样书，这是我平生的第一部铅字印刷，而且是人文社出版的，是我自己写出来的书，那份难以言表的激动之情，可以想象得知。管书库的一位大姐，看我愣在那里发呆，关心地问，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吧？接下来，我来到出版社拐弯的南小街一家小饭馆，时值下午，客人尚未上座，我选了一个避人的角落，要了一小壶酒，一小碟花生米，捧着那本带有油墨气味的新书，尽管我努力压制住自己，但眼泪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李国文：《楼与人的记忆》）

如果说这两部有影响的作品是他过去几十年生活的结晶，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1984），则紧扣时代脉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这部小说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一时间成为国人的热点话题。尔后他又创作了由系列短篇合成的长篇小说《危楼记事》，其中《危楼记事之一》又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累累硕果见证了李国文蛰伏后的爆发。恰好，80年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那时，还真有些盛唐景象，我赶上了新时期文学开始以后的一个小说旺季。那时候，与今天的这种全社会对于文学的淡漠，大不相同。斯其时也，一篇东西问世，立刻产生回响，今朝金榜题名，明日衣锦还乡，作家成名的速度，称得上立竿见影，比蒸馒头、烙大饼还来得快。”（李国文：《李国文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就这样，茅奖过后，李国文一跃成为知名作家。他在1987年受邀为德高望重的《收获》杂志创刊30周年题词。当仁不让，李国文总结了自己取得成就的两个法宝：勤奋与天分。

虽然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句老话，但人们却常常寄期望于收获者多，埋头于耕耘者少。如果说近年来文学有所收获，可能因为较之以前略懂些耕耘。如果说，我们的文学收获还未有应该的，或者想象的丰硕成果，恐怕也和尚不善耕耘有关。为了《收获》更能体现出我们文学的收获，希望从事文学的一切人，努力耕耘，而且，耕耘得法。

这些创作成果和创作心得，很多都写在印有“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稿纸上，它们一半来自修了22年铁路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压抑，另一半也跟这里相对清净的创作环境有关。虽然这里曾经主办中国铁路文学奖，文友们可以借此互通有无，但基本上还是比较封闭。“那时我所属单位为中国铁路文工团，与首都文学界少有来往，偶尔碰到一起，寒喧几句，姓氏、名声、面孔、职务，常常吻合不到一起。”（李国文：《我为何早就不写小说》）没有满座的高朋和若市的门庭，对一位作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也做摆渡人

正所谓“雨馀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1986年，李国文正式到中国作家协会履新，担任《小说选刊》主编，直至1990年。这个时段他的字体变得豪放，多用粗笔，浑厚又洒脱。

说起《小说选刊》，其出生时曾风光无两，茅盾为它亲笔题写刊名，并赠对联一副：“名标金榜，尽是后起之秀；披沙拣金，功归无名英雄。”面对这样一本刊物，李国文秉持的也是对写作的态度，既要勤奋也要靠天资的聪颖。勤奋源于对刊物的珍重，聪颖则来自于用人上的“得法”。

初到《小说选刊》时，李国文与著名评论家阎纲“联合执政”。闫纲是当时评论王国的骄子，文坛拨乱反正阶段他与刘锡诚并驾齐驱成为英勇无敌的骁将。李国文为选刊定下一条不可更改的规矩：不准选他的小说，一篇都不选！刊物因二位贤能掌门而声威大震。1987年李国文编发了刘震云的《塔铺》（《小说选刊》1987年第9期），刘震云一炮而红。叶楠这样评价自己的好友：“国文有才华，他也珍爱人的才华。他主持《小说选刊》编务，再合适不过了。他的主张：不以名取文，兼收并蓄，不以己之偏爱而薄百家，特别是对有天才的年轻作家，重鼓大拔，不惜余力。山西的李锐、山东的李贯通等，都由《小说选刊》推举于世的。”（叶楠：《李国文印象》，载《中国作家》 ，1989 年第3期）

刊物的发展离不开得力又德才兼备的人才，用人问题从来都是大事。1988年，李国文动议调任《光明日报》文艺部评论组长、《文学与艺术》专刊主编冯立三来《小说选刊》做他的左膀右臂。小冯之所以能入李国文的眼最初来自于一次采访。那是1987年9月，李国文仍住在铁路文工团的宿舍。冯立三拜访了李国文，写成《理想、信念、追求》一篇，刊发在《光明日报》迎接国庆专版上。李国文看后咂嘴评论：“像抻面，筋道。”已无需再多言。

紧接着1988年《光明日报》举办了一次有奖征文，冯立三请李国文担任评委。虽然只是评委会中的普通一员，但李国文得以全程目睹了冯立三办奖办会的种种方式方法，暗暗相中了他。

不久，李国文老将出马了。他亲自找到冯立三面谈，说了这样几层意思：一、你是作家，在报社大部分宝贵的是时间都不接触文学，却要做选稿和编稿的工作，可惜；二、作家有作家的标准，更自我，求自由，在这一特质不能被欣赏的环境中，自己和别人都会很难受；三、你若到我这里来，是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四、来了以后就是副主编，副局级。我一切由你做主。遇到为难事，放心推给我处理；五、我看中你就是因为这次办会，你办事干练、认真、公正，深得我意；六、你来我这里也是我为你的前途着想。请你体恤作为老哥我的这一片苦心；七、报社若不放你，我和你一起想办法，我就等你。

冯立三无法不为所动。但事情的进展却如最后一条所说，没那么顺利。冯立三去找自己报社的总编谈调动的事。总编一听二话没说直接拒绝：“不行！不可能放你走！不就是给个副局吗？我给正局！”事情僵在这里了。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这位总编没几个月上调新闻出版署任署长了。继任者是李国文的朋友，李国文请求通融的信立刻寄来。事情成了！

当冯立三来到后海大翔凤胡同曾经的丁玲小院走马上任后，院子里的主编让出了自己的办公室和办公桌给新来的副主编，自己搬到旁边和会计一屋对面办公。“贤者在其位，能者谋其职”，李国文御人有术，可见一斑。

1990年之后李国文不再担任主编，他对冯立三说：“我回家写我的小说去了。”后来人曾这样记述李国文的这段历程：

他1986年出任《小说选刊》主编后，不吝惜气力，奖掖后进。他对文学的同辈和后辈倾注了无比的热情和宽容。由于工作的繁忙，那时自己的小说也许是“无”的（那是相对来说），但那一个“无”，已经注定往后的“有”。……过去关注过的小苗如今已经遮天蔽日，老树也枝叶尚茂，走在其间自然清爽。他的心境因此从容而美好，使他现在的创作始终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顾文：《李国文印象》，载《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5期）

文中提到李国文对文学的同辈和后辈都倾注了热情和宽容，是说他对同辈热情，对后辈宽容。查看李国文主编《小说选刊》四年间的成绩，除了奖掖后进，他也紧紧抓住知名作家，提升刊物的品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书信库里，就保存有一封1989年李国文在主编任上写给作家周克芹的珍贵信函：

克芹：

给你拜年！

大作《秋之惑》已刊选刊二月号。这是近年来我们所用的最长的中篇。

何时来京？

顺致问

好！

李国文2.28

周克芹的《勿忘草》与李国文的《月食》曾同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封写给作者的信精炼大气，李国文的魄力可见一斑。

专心任主编期间，李国文在个人创作上几乎交了白卷，很多朋友为他感到可惜。但李国文毫不后悔，因为这是他自己多年前的一个愿望。正如前文提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那篇曾受到崔道怡赞扬的短篇处女作《改选》，受到了点名批判，一篇题为《隐含的敌意》的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文章，一下子就把他置于死地，才20多岁的青春生命，从此就走上了“右派”改造的困顿之途。当他被发配到天南地北，冒着严寒酷暑，苦挣苦扎地修铁机、抡大锤时，曾发下一个誓言：

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够成为作家的话，一定要对年轻人宽容。如果能给青年作家帮一点忙，绝不吝惜力气。允许年轻人东碰西碰，不一定都要当妈妈的乖宝贝。谁学走步，不摔两跤呢?（韩小蕙：《给李国文“相面”》，载《小说评论》1998年第2期。）

李国文实现了自己的这个心愿，履行了自己的誓言。

瘦驴不拉硬屎

1990年，李国文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直到约2010年离休。这个时期他书写的字迹大都工整、紧肃。正所谓六十而耳顺，肆意汪洋的写作、追求自由彰显自我的气质与社会和平圆润地相处并不矛盾，李国文一面对批评者采取不理睬的态度，一面在信中对老前辈恭敬有加，在落款处书“李国文顿首拜”（《李国文致雷加信》，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做专业作家时期，有记者记述了这样一件小事，颇见李国文风范：

1996年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各种小道消息纷至沓来，李国文家的电话接二连三。第一个电话打来，有人说：副主席有你了！他听了，哈哈大笑；第二个电话打来，有人说：副主席没你了，是主席团成员！他听了，还是哈哈大笑；第三个电话打来，有人说：主席团成员没你了！他听了，仍是哈哈大笑。夫人听了纳闷：是什么事让他这么高兴？殊不知，对一些热衷于追名逐利的势利小人，官场的得失可以让他们大悲大喜，甚至于狂妄疯癫，可对于一心只醉于读书、创作的李国文来说，却是一场人间闹剧，送上门来的乐子，怎不令他开怀大笑呢！（弦子：《李国文印象》，载《啄木鸟》 2005年第12期）

洒脱不羁的同时，李国文没有忘记自己“专业作家”的头衔。1996年他的中篇小说《涅磐》荣获《小说选刊》“1996年度中短篇小说奖”、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以一位老将“宝刀不老”的英雄风姿为文坛所瞩目。

但光环后面的李国文却曾以贾政自喻：“处于两难境地，想重振雄风，苦于没有那份力气，想破罐破摔，又缺乏那份勇气。我很同情他，因为我也常常碰上这样的尴尬。在文坛上，也不乏诸如此类的人，毋庸讳言，鄙人即其中一员。看起来，还在挣扎，还在熬煎，其实，不过是困兽犹斗。要是索性承认江郎才尽，跟文坛拜拜再见，又不那么甘心。”（《李国文谈〈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怀着这样的心情，1992年开始，李国文逐渐转向散文创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识相一点，退出小说领域，不再瘦驴拉硬屎，在那里强撑着了”（李国文：《我为何早就不写小说》）。

1997年的《上海文学》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垃圾的故事》，是小说家李国文的最后一篇作品，之后再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散文家李国文了。对于李国文的散文作品，业界评价褒贬不一。批评家谢有顺说：“他是当代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统一得最好的散文家之一，颇有法国作家蒙田之风。”也有一些评论称其文章“仅得鲁迅文章讥诮调侃之皮毛，未得其峻洁磊落之风骨”。

2000年李国文的随笔集《大雅村言》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2003年《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

李国文对青年们说：“如果你需要我给你什么忠告的话，也就只有两个字：向前！”

回望从文六十余年，作家李国文走过了自己人生的三个阶段，一以贯之的是他的真诚与真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主张现实主义，但也不必死抱住这棵大树。我主张文以载道，但也不必篇篇载道，字字载道。作者痛苦，读者更痛苦的事情，何必多作。但又不可不作，篇篇皆风花雪月，不敢直面人生，也未免太怯懦了些。我主张作家还是应该尽量真诚，把爱献给大多数人。”（《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李国文》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