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毓书

在我即将赴美探亲之际，惊闻陈忠实先生不幸离世。他的离世是陕西乃至全国文坛的损失，作为他的朋友，对我的感情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记得1993年5月，50岁出头的老陈出版了《白鹿原》之后来扶风休息。他请商子秦、渭水我们几个去扶风闲聊，还一起参观了法门寺，一起去周原看了青铜器展出。晚上休息之前，大家有点担心地谈起了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当时改革开放不久，因他在小说里写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两个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等，被一些读者认为有阶级调和论的倾向。据说有关方面为了保护作家，也为了缓冲社会舆论，内部有个“几不”的精神……对于这种关怀，老陈心知肚明；对于一些偏激的批评，老陈感到很是纠结。当时在舆论方面确实没有评论文章出现，对这个问题我们当时谈得很热烈。我对老陈说，我给你写篇评论，看看能不能发出去。老陈说，别写了，发不了。我说，就算现在发不了，以后等风头过了再发也可以。老陈还是不主张我写，他怕万一将来有什么事把我也牵连了。

但从扶风分手后，我还是有一种为老陈的小说写篇评论的冲动。我的看法是，人在顺意的时候，你说几句好话很容易，但人在逆境中，你能替他说句话才是有价值的。于是我索性就写了，但在评论语言上却是绞尽了脑汁，作了最为策略的权衡，在分析小说的政治倾向的同时把侧重点放在了叙述艺术上。文章写成后，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氛围，对能不能发表，我没有把握。后来考虑到四川文坛比较开放，正好我又在四川的《当代文坛》上发过几篇评论，编辑对我很熟悉，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文章寄了过去。文章寄给《当代文坛》后，编辑部经过了一番争论最后还是决定刊发。老陈当时在报纸上看到了《当代文坛》1994年第一期的目录，当他在目录的显著位置看到我的评论文章《白鹿原论》时，又惊又喜，于是就向我索要这一期的杂志。因为当时编辑部只给我寄了一本，我就写信去成都（当时没电话）要求编辑部直接寄一本给老陈。后来，寄没寄没下文，我就把原文复印了一份给了老陈。老陈看了文章很是高兴，对我说，真没想到。此后，慢慢地，有关《白鹿原》的一些报道和评论陆续见诸报端。云雾终于散去，晴空万里下，《白鹿原》也如浑金璞玉一样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