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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形势与新进路

2019-06-14白贵杨强

出版广角 2019年9期
关键词:新文科传播学文科

白贵 杨强

【摘要】 在科技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双重背景下,教育部提出建设“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是着眼时代之“变”的适时之举。新闻传播教育的“新文科”之路,应当立足于自身专业特性的时代呼唤及“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之需,从意识形态、课程体系建设、专业技能训练、师资队伍结构、人文基础培养等角度确立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新进路。

【关  键  词】新文科;新闻传播教育;新形势;新进路

【作者单位】白贵,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杨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09.0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1]新时代、新形势,呼唤着教育的新方针、新定位、新转型。2019年4月4日,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也是在“推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提出的[2]。因此,“新文科”的建设,是新时代教育的重大部署,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强大引擎,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更是社会变革之下中国教育的必然选择。

一、文科之“新”是对时代之“变”的回应

当今世界,唯变不变。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各方面的嬗变,“新文科”之“新”,正是适应社会现实之“变”。“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3],“新文科”建设的提出,正是适时应变之举,也是势在必行之策。

1.世界格局之变

当下,随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地域间的人文交往日益密切,人类的相互依存更为紧密,“地球村”的各个成员彼此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文化的边界正在淡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更多的融合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响应,并被写入联合国相关文件。作为世界多极化发展中的重要一极,中国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所取得的成果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2.社会需求之变

随着社会变迁,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改变。5G、AI、AR等新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科技与生活的结合,必将带来更为深刻的变革。体力劳动将更多地被机器所取代,生活变得更加智能。正如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催生了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一大批新兴行业一样,新技术的应用也必将带来更多新机遇,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将随之改变。单一知识体系的人才培养模式逐渐显露出木桶效应,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复合型人才越来越受到社會青睐,智能化、融媒体,使得新闻传播类学生不得不向复合型人才转型。

3.大学功能之变

中世纪以来,大学的职能一直在不断拓展。最早的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之类,主要的功能是培养通才,注重各种古典知识的教育,面对的是精英群体。到了19世纪,德国学者洪堡提出了大学要进行专业化学术研究的理念,由此,德国的大学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培养了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促进了德国在19世纪末的崛起。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正式提出大学具有社会服务功能,即所谓的威斯康星理念,该理念指出大学要为社会服务。如今,大学的职能不断分化,功能不断拓展和延伸,大学与社会的关联日益紧密,服务社会的功能体现得愈加明显。例如,大学建立的智库,发挥了大学思想高地的优势,起到了汇集人才智慧、服务国家建设的作用;大学建设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和科技的孵化器,利用高校科研和技术资源优势,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助推了社会发展。

4.学科关系之变

如果说过去学科之间是“并联”的关系,那么现在学科之间的关系则可以用“串联”或“并联+串联”来形容。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高校要打通一级学科或专业类下相近学科专业的基础课程,开设跨学科专业的交叉课程,探索建立跨院系、跨学科、跨专业交叉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新机制,促进人才培养由学科专业单一型向多学科融合型转变[4]。学科间的藩篱被打破,边界日渐淡化,各个学科已不再各自为营,而是相互借鉴、融通发展。现在,很多国内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已经在开展“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就是为了打破学科专业的藩篱,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建立比较健全的知识体系,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5.知识体系之变

与学科关系之变相伴相生的是知识体系之变。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带来的是知识体系的优化重组,极大地激发了各学科的创新活力,新学科、新领域层出不穷,大数据、云计算、量子通信,这些正在改变世界的先进科技无一不是学科交叉与跨界融合的产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第四次科技革命就是知识体系的变更带来的。各学科之间的融合在加速:文化学、交际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催生了“跨文化传播学”;影视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催生了“影视人类学”;舆论学、信息学、传播学、人工智能的交叉,催生了“舆情研究”;传播学与计算机技术的交叉,催生了计算传播学;新闻学与人工智能等的结合,催生了“数据新闻学”;等等。

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人们的知识体系正在发生改变。知识的交叉、嫁接、重构,不断碰撞出新的智慧火花,孕育着无限可能。20世纪,被称为“第二哲学”的传播学之诞生就是相关知识体系相互交融的结果。

6.思维方式之变

“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深受科技进步的影响。远古巫术、神话、原始宗教孕育了行动性思维方式,古代的实用科学培育了经验性思维方式,近代前期的经典力学导致了机械性思维方式,近代后期科学的全面发展引致了辩证性思维方式,20世纪系统科学的创立产生了系统性思维方式,今天信息科技的发展催生了信息性思维方式。”[5]人们的思维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如今人们所倡导的思维方式是带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思维方式,只有有利于融通发展的思维方式才符合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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