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

编者按：2018年伊始，安徽美术出版社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袂推出《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本刊从2018年第一期开始，陆续刊登了法帖部分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现第一辑已介绍完毕，从2018年第十一期开始，本刊将继续刊登本书系第二辑和第三辑的内容，包含宋拓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刘熊碑》、民国拓《元显？墓志》等精良拓本，以及董其昌《行书赠张旭、题卢道士房诗卷》、文天祥草书《谢昌元座右辞卷》等珍贵墨迹本，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

此卷《太玄真一本际经》（以下简称《本际经》）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原中国历史博物馆1962年购于庆云堂的敦煌写卷精品。由《太玄真一本际经付嘱品卷第二》和《太玄真一本际经第五》两段残卷合装而成，保存相对完整，是我国著名金石考古学家罗振玉（1866—1940）旧藏，卷前有罗振玉题签“唐太玄真一本际经二及第五残卷，有后题”。全卷长近四米，有乌丝栏，楷书写成，计二百二十四行，行十七字。

罗振玉是对敦煌文献的抢救、保存、刊布、研究等诸多方面厥功至伟的人物，他不遗余力整理各方收藏，于1909年至1940年的三十年间，编撰出版《石室秘宝》《佚籍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等，并撰写了大量敦煌写本跋语和校勘记。此卷《本际经》即收录在《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这部罗氏去世前一年付印的丛书，全书仅录图版而无评议，共影刊敦煌写本三十六类五十二卷。

唐武周时僧人玄嶷在《甄正论》中称：“至如《本际》五卷，乃是隋道士刘进喜造，道士李仲卿续成十卷。”玄嶷原本为义学高道，武后崇佛抑道之后舍道入佛，以其对道教之了解程度，隋代刘进喜及唐初李仲卿为《本际经》作者之说概为可信。《本际经》总结了隋唐之际的佛道论争，是一部思想上集大成之作，论证了《老子》乃至道教哲学的合理性、合法性与神圣性，从新的理论思维水平上对佛学挑战进行了回应。

魏晋以降，佛道两教并行发展，皆逐渐进入繁荣的高峰期。入唐后，由于李唐统治者将自己认作道教先祖李耳的后代，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故大力推行道教，由官方组织了大量尊崇道教的活动。《太玄真一本际经》是唐朝时非常流行的一部道经，现存的百余件《本际经》抄本中，有纪年者皆抄录于初唐、盛唐时。目前所知敦煌道书的总数有六百多件，而以《太玄真一本际经》写本最多。吴其昱先生在《敦煌发现的七世纪道教佚经〈本际经〉写本》一文中统计，敦煌本《本际经》共计一百零六件，其中卷二《付嘱品》十九件，卷五《证实品》九件。饶宗颐先生曾指出：“以敦煌写卷道教典籍初步统计，《本际经》几占全数四分之一强。”而随着敦煌遗书整理工作不断推进，根据学者王卡的考证统计，目前已发现的《本际经》唐写本共有一百四十余件，约占道经抄本总数的五分之一，在道经中比重最大，超过了《道德经》。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太玄真一本际经》卷尾有二十二字题跋，曰：“冲虚观主宋妙仙入京写一切经，未还身故，今为写此经。”虽言辞简略，却为了解此卷经书抄写背景及其功能提供了重要信息。

唐代官方文书中，多泛称道经总集为“一切道经”。为维护华夏文化和李唐统治的需要，在初唐的佛道论衡中，道教受到了来自皇权的支持，而唐代道教传播最为重要的契机，乃高宗和武后以为太子李弘祈福之名义大规模地组织抄写“一切道经”。李弘是唐高宗第五子，生母为武则天，于显庆元年（656）立为皇太子，上元二年（675）死，年仅二十四岁。《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传》载“太子多疾病”，“孝敬皇帝”即是太子李弘死后所追谥的帝号。在太子生前，唐高宗就曾敕命天下道士写经以祈祷治愈太子疾病；太子死后，更敕命抄道经为太子超度，写经规模有增无减。汤用彤先生在《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中称，当时“为孝敬皇帝所写的道经则超过七万卷”，可见当时抄经规模之大。在敦煌道经P.2444号《洞渊神咒经卷第七》和P.3233号《太上洞渊神咒经·誓魔品第一》经末皆有相同题记：“麟德元年（664）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

除了长安附近道观组织抄写经书外，远至敦煌的冲虚观、神泉观等重要寺观都有道士奉旨入长安写经。如上海图书馆一八号文书有题记云：“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二，大周长寿二年九月一，沙州神泉观道士圃国洞于京东明观为亡妹写《本际经》一部。”是敦煌神泉观道士入京的证明。根据有年款的敦煌经卷看来，这样大规模的写经活动一直持续至李弘死后二十余年。此卷《太玄真一本际经》虽未署年款，但推测其抄写时间在公元656—693年间，即李弘被立为太子至其死后二十年之间。

唐代女冠盛行，“宋妙仙”是典型的唐代女冠道号，冲虚观就是当时敦煌附近的著名女道观。敦煌遗书中有若干女冠写经，如伯2170号《太玄真一本际经圣行品卷第三》末题便称“女官赵妙虚敬写”。敦煌距长安千里远，此去经年竟“未还身故”，简单四字令人为宋妙仙观主的命运备感唏嘘，同时也可从中遥想当时抄经规模之大、牵涉人数之众、耗时之长久。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晋唐书法尽管声名显赫，但面貌模糊不清。敦煌写卷问世，可谓是揭去了神秘的面纱，令唐及之前的书法墨迹明白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敦煌遗书的大量墨迹为书法史书写提供了最为确切的材料，同一时代或同一内容之作品又可相互比对，将抽象记述的书法史还原成生动的图像，刷新了过去人们对书法史的种种片面理解。

从存世写经规模不难看出，大量具有一定书写熟练程度的人参与到了经卷抄写工作中。这些书写者的身份有民间以抄写经书为生的“写经生”，有官方出资雇用的“官经生”，还有一些僧侣及读书人。唐初雕版印刷尚未普及，传播道经的方式仍主要依靠写本。一方面官方组织各地道教人士入京写经，另一方面将官方抄录的“长安写本”带至各地，扩大了道教在全国的影响，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将长安的书法风格传播至遥远的边陲地区。在敦煌发现的道经中，除本地写本之外，也发现了一些长安写本。

仅敦煌一地发现的墨迹数量就如此之巨，水平也如此之高，不难推想，当时能书善书之人数量何其可观，当时书法何其兴盛。这些“经生”与我们熟悉的那些书法大家生活于同一时代，书风必然具有相似之处，甚至很可能直接受到当时大家的影响。据史料显示，当时诸多书法名家都曾受敕命书写经文范本，以供写经生摹写。而敦煌发现的王羲之《笔势论》残卷，说明《笔势论》在宋以前就传抄于民间，足见当时人们对书法艺术的重视。还有一些经卷中写经者自谦的题跋，证实当时人们在抄写经书时，对书法艺术水准是有一定要求的。如S.797号《萨婆阿私底婆地十颂比丘诫本》的书手在题跋上说：“手拙用愧，见者但念其意，莫笑其字也。”S.2925号《佛说辨易经》的书手也同样承认自己“手拙”。

我们所熟知的书风与时代、地域之关联，往往是后世总结得出的最为典型的风貌，而更多的书写者往往受到地域、年龄、目之所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落笔处带有各个时代和跨地域特色杂糅的特点。所以，即便是力求简单易读、“千篇一律”的写经，也在书法风格上有着千万种面貌。国博本《太玄真一本际经》字迹工整，結体端庄宽博，秀劲遒美，行笔稳健流畅，略带行书笔意。通篇结构严谨，力量均衡。虽为两件合装而成，但两部分残卷的书写风格极为相似，即便无法确认乃同一人书写，也大致是在同一地域、同一时间段抄录的。

楷书发展自汉隶，改变了隶书四平八稳、波磔提按的书写方式，历经六朝两百余年衍变，在隋朝统一全国的局势下融汇南北而日趋成熟，逐渐替代隶书成为主流书体。如之前考证，此卷应为唐高宗、武后统治时期所抄，但仍可看出南北朝书法的遗风。后半段经书，即《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五》中，行笔转折处具有明显的三节转折结构，这在唐代中后期典型楷书作品中已演变为更加宽松圆润的写法。两段经书字形皆为右侧微微抬起，左低而右高，横笔多有侧锋斜入，竖笔则多为悬针，具有五世纪两晋“险绝期”特色。

本栏目图文选自安徽美术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的《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二辑）·太玄真一本际经（唐写本）》。《中华宝典》丛书项目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