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络开展的慈善募捐日渐成为中国慈善组织募集资金的重要渠道,随着网络募捐制度环境的剧烈变化，不同募捐主体之间构建出怎样的募捐机制格局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通过聚焦腾讯“99公益日”活动期间A市4家慈善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的网络募捐实践，基于格局成因、格局表征、格局困境和格局突破四元分析框架，可发现受制度环境约束和慈善资源稀缺影响，网络慈善募捐活动呈现出双重依赖格局，即公募组织对网络平台的依赖和非公募组织对公募组织的依赖。双重依赖格局导致组织边界相互渗透、资源分配不公加剧、战略联盟缺失等问题，迫使募捐主体主动采取扩展合作网络、创造替代资源以及寻求组织独立等策略实现更为完善的资源环境建构。

作为慈善事业的主要资金来源，募捐是慈善领域的重要活动形式之一。在西方，在传统募捐活动遭遇瓶颈的情况下，互联网慈善募捐成为新的资金募集有效渠道。[1]我国慈善领域同样受到快速发展的技术影响，互联网平台成为公众参与公益活动的重要渠道。[2]由民政部指定的12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发布的运营报告可知，各家平台2017年度筹款总额超过25亿元。[3]尽管基于互联网的慈善捐赠额度在社会捐赠总量中占比仍然较低，但其发展速度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并不过份。

在种类繁多的互联网慈善募捐活动中，腾讯公司主办的“99公益日”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活动之一。从2015年开始的99公益日，到2017年参与的公益项目数量超过6700个，获得公众捐款约8.3亿元，腾讯公益基金会加上爱心企业的配捐合计约4.8亿元，为各家参与组织创造超过13亿元的捐赠收入。[4]然而，在创造巨额捐赠收入的同时，99公益日也引发一系列争议。一方面，活动规则的漏洞和各参与方的不当利用成为讨论话题；另一方面，99公益日配捐资源的差异化分配引起参与主体的负面反馈，部分参与99公益日的小型民间组织在活动期间无法与大型慈善组织竞争配捐资金，并在事后给予活动以批判性评价。

随着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的出台，中国互联网慈善募捐制度环境出现显著变化，网络慈善募捐活动深受《慈善法》及其配套政策的直接影响。全新制度环境下的网络募捐事业，有一系列问题有待研究和探索：《慈善法》出台之后的网络慈善募捐活动包含哪些参与主体？这些主体构成了怎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主体间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对不同主体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并最终构建起了怎样的募捐机制？本文试图通过对2017年99公益日活动中几家慈善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募捐活动的个案研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一、文献回顾

由于互联网技术于20世纪末才广泛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因此网络慈善募捐属于新生研究领域。相关系统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5]，早期研究即预计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将对慈善募捐的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6]学界主要关注捐赠者捐赠行为的驱动因素和募捐项目的成功因素等方面。前者包括对网络捐赠“冲动性”本质的探索[7]，捐赠者社会资本对捐赠行为的促进作用[8]，以及捐赠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及慈善认知的影响[9]；后者则主要研究社交可及性、网站建设水准、项目关注领域、项目趣味性、代言人权威性、捐赠便捷性、募捐案例生动性等指标对募捐活动成功与否的影响[10]。

与海外研究相比，国内学者的网络慈善募捐研究有近似的关注点，如少部分学者对基于互联网的公益众筹项目成败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项目性质、发起人身份和救助对象身份对项目的筹款率有较为显著的影响[11]，而绝大多数研究则关注互联网慈善募捐的运作机制和监督机制。运作机制研究以类型学研究和个案研究为主，前者包括根据募捐事由所划分的机械式募捐和有机式募捐[12]，根据募捐内容划分的资金捐赠、物质捐赠、网络拍卖、微公益等类别[13]，根据活动主体划分的动员与参与两个部分等[14]；后者则侧重于对单个募捐项目或公募组织的研究，探索互联网慈善捐赠各个运行环节特点[15]或特殊网络慈善募捐现象的背后机理。[16]监督机制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学领域，探讨的议题包括基于新媒体构建网络慈善监管体系[17]，多元监管主体在网络募捐中的参与[18]，以及《慈善法》出台之后募捐主体、募捐地域限制和网络募捐平台的法律地位。[19]

梳理中外网络慈善募捐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在探究捐赠动机、运作机制和监督体系时，几乎没有学者对网络慈善募捐的参与主体之互动关系投入关注，对不同类型募捐主体之间的联系与行为差异缺乏深入分析。通过文献回顾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网络慈善募捐活动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对一国网络慈善募捐实际活动的观察和分析，必须建立在对其特定网络平台之募捐主体互动关系具体实证研究之上。基于这一点认识，本文将研究重点选定为中国特定网络平台（腾讯公益）上慈善募捐主体互动关系分析。

二、资源依赖与资源环境建构：一个分析框架

慈善募捐活动，无论在互联网上或是现实场景中开展，其实质都是对慈善领域的关键性资源——慈善财产的筹集过程。与基于个人或组织社会网络而开展的线下慈善募捐相比，若试图通过互联网渠道从作为“陌生人”的社会公众当中成功募集到慈善财产，募捐主体需要动用更多资源，包括关系网络、品牌传播、项目设计等，以制造更强的激励。[20]掌握资源的程度对组织的募款能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理解中国网络慈善募捐当中的主体互动关系，从资源依赖相关理论入手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切入点。

资源依赖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所有组织都必须为了生存而与其环境进行交换，而不同组织产生联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资源。[21]在资源依赖理论体系中，组织控制范围内的活动和行为被认为处在组织的“边界”之内，而组织控制范围之外的活动则属于“环境”的范围。组织从外部环境中获取资源，而资源的获取能为组织带来权力、影响力和长期的稳定性。掌握必备且稀缺资源的组织居于较强权力地位，依赖其他组织获取资源的组织则更容易受到控制。组织环境具备三重特性：集中性（环境中权威和权力分散的程度）、丰富性（环境中主要资源的稀缺程度）、关联性（指环境中组织相互连接的程度）。这三重特性的程度高低，决定着组织的资源依赖情况。[22]

在第三部门领域，资源的影响力极为显著，相应的研究也层出不穷，非营利组织资源来源[23]、收入构成[24]、商业运营能力[25]和政府资助比例[26]被认为可影响其行为决策机制和目标设定。在中国，研究发现第三部门组织长期面临资源困境[27]，其生存和发展需要依赖诸多关键性资源[28]，而无论是政府资源[29]还是企业资源[30]都对组织行为和绩效产生作用。然而，既往研究缺乏对募捐活动中的主体间资源依赖格局进行探究。事实上，我国的各类募捐主体之间的资源不平衡状况处于相对直观的状态。[31]制度环境导致的权力高集中性和资源低丰富性，使大部分募捐主体处在资源依赖的局面当中，而这也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空间。

基于对我国慈善募捐基本情况的判断和对资源依赖理论假设的回顾，本文提出如下分析框架（见图1）：首先，通过对《慈善法》出台后网络慈善募捐制度环境的分析，揭示资源依赖格局成因；其次，对募捐活动中不同主体的依赖关系进行分类，概括网络慈善募捐基本格局；再次，分析网络募捐资源依赖格局对各主体边界和自主性造成的困境，以及对其行为的塑造；最后，分析参与主体的资源环境建构策略，透视其摆脱资源依赖、拓展组织边界的尝试。

图1 网络募捐资源依赖格局分析框架

三、数据和方法

本文的一手数据主要来自于研究团队对A市4家公募慈善组织及4家合作伙伴进行的访谈及参与式观察。访谈内容包括网络募捐项目的设计、筹备和启动过程，组织与合作伙伴、捐赠人等相关方的沟通交流情况，项目执行后的信息反馈情况以及募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困惑等。参与式观察则包括参加组织的筹款活动等。通过访谈及参与式观察，研究团队进一步加强对网络慈善募捐活动开展实践的认知。

除了访谈资料，本文还从腾讯公益平台公开渠道获取了捐赠数据。研究团队统计了A市4家公募慈善组织在2017年99公益日期间独立开展或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展的305个项目，先期统计项目的基本信息，并利用中国社会组织网等渠道对组织身份进行了核验。随后，研究团队运用爬虫工具，抓取项目在99公益日活动期间的实时数据，掌握募捐项目基本情况。

之所以选取腾讯“99公益日”为研究对象，是因其为中国互联网领域迄今参与主体数量最多、筹款额度最高、传播与推广资源投入最大的慈善活动，且充分依托于社交网络来开展，在国内网络慈善募捐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选取A市的4家慈善组织及其合作伙伴作为基础样本，一是源于99公益日活动中的参与主体众多，地域分散，难以一一进行后续深入调研。二是这4家组织本身具有较强的代表性：2家组织（L基金会和Z基金会）是腾讯公益的长期用户，累计平台上线项目已超过300个，代表网络募捐环境中的大型公募组织；另2家（H基金会和S基金会）则较晚进入腾讯平台开展募捐，项目数量不足30个，代表网络募捐环境中的新兴公募组织。另外，4家慈善组织的合作伙伴包含多种类型的组织，这对于分析网络募捐环境中的公募组织与非公募组织关系具有较强意义。三是4家慈善组织中的3家都有运作独立网络慈善平台的经验，有丰富的资源环境建构经验可供分析。

四、双重依赖格局下的网络慈善募捐运作与主体互动机制

（一）双重依赖格局的生成：制度环境制约

以往研究指出，社会组织各项资源的获取与政府主导的制度环境存在密切关系。[32]双重依赖格局的形成，则源于《慈善法》及其配套政策塑造的制度环境。在《慈善法》中，慈善募捐被定义为“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财产的活动”。即慈善募捐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慈善组织作为主体的参与。同时，《慈善法》要求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而该资格必须在慈善组织依法登记满两年后经申请方可获取。2016年9月开始施行的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要求“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慈善组织亦可在自建网络平台发布募捐信息，但在“统一或指定”平台上发布信息是先决条件。同期发布的《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将网络服务提供商为慈善组织设立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平台，界定为“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的一种，赋予其查验慈善组织募捐资格，报告慈善组织违法违规募捐行为，为慈善组织提供信用评价的权利，而反过来慈善组织等募捐活动主体并无对公开募捐平台进行监督的权利。

《慈善法》及其配套政策对募捐资格的规定将网络慈善募捐中的基础资源之一公募权，变成了募捐活动环境中的稀缺资源。在新环境中若想继续享有募捐权利，必须先完成慈善组织认定，再进行公开募捐资格认定。由于资格许可机制的存在，大量原先在社会公益事业中发挥作用的主体被排除在新的募捐体系之外。以A市为例，《慈善法》出台前的2015年底，该市有277家基金会，其中56家为公募基金会。而在《慈善法》实施后一年多，根据慈善中国网显示，2017年底的A市的慈善组织数量为178家，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仅17家。在整体制度环境趋于严格的情况下，募捐资格的获得开始日渐成为部分学者所言的“垄断资本”。[33]掌握“垄断资本”的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以下简称“公募组织”），由此成为网络慈善募捐中的必要合法主体。

（二）双重依赖格局下的网络募捐运作实践

1.一重依赖：平台主导下的99公益日活动。在由《慈善法》及其配套政策塑造的网络募捐制度环境中，具备无可替代性地位的参与主体是公募组织。但在实际募捐活动中，经政府部门认定为公募组织提供网络募捐“舞台”的网络平台才是控制关键资源并掌握权力的主体。以腾讯99公益日为例，活动呈现鲜明的网络平台主导痕迹。公募组织对平台的资源依赖，主要体现在资金、社会网络、渠道和技术等四个方面：

一是资金依赖。公募组织对腾讯平台最直接的依赖体现在资金方面。如表1所示，A市参与99公益日的四家公募组织在2017年99公益日获得超过9502万元的收入，而根据各家组织的年度报告，4家公募组织在2017年的捐赠总收入约3亿元左右，腾讯平台收入占据近三分之一。除了公众捐赠资金外，腾讯配捐的金额约1480万元，企业配捐收入约823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各家公募组织获取的企业配捐资源并非由腾讯提供，而是各家募捐参与主体自行联络撬动，腾讯只通过自身资源多渠道给予企业品牌传播和流量福利。

表1 2017年99公益日A市公募组织收入情况（元）

二是社会网络依赖。作为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要来源，社会网络构建情况直接影响着慈善组织的运作。[34]作为国内社交媒体运营最成功的企业，腾讯在社会网络拓展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开发的社交工具微信从2011年问世起，就迅速在中国社交网络中建立起近乎不可动摇的地位。作为一款基于熟人社会网络所建立的通信工具，微信成为公募组织搭建及扩展捐赠人网络的重要路径，有效促进了公募组织线下捐赠人网络的积累。此外，腾讯公益还通过邮箱、QQ、游戏等渠道发布慈善活动信息，使募捐项目触及更多用户。为了拓展社会网络，获得潜在捐赠者关注，公募组织需要在腾讯公益平台注册，从而被牢牢绑定于腾讯建立的环境中。

三是渠道依赖。过往针对中国公益组织新媒体使用状况的调查显示，中国公益组织当中存在“数字媒体应用鸿沟”，即各家公益组织对以web2.0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采纳存在显著差异。[35]为举办2017年99公益日活动，腾讯号称投入价值数亿元的传播资源激励公募组织投入，包括为符合条件的公募组织提供覆盖800万以上人次的朋友圈广告资源以及99专项传播资金，并为有线下实体门店及公共场所宣传计划的公募组织提供激励资金。另外，便捷易用的腾讯支付也替代银行转账，成为捐赠者常用的捐赠输出渠道。从本次研究的访谈所得来看，受制于社会网络和传播资源的有限性，受访的公募组织在传播和捐赠渠道方面对平台有较强的依赖性。

四是技术依赖。基于在互联网领域多年的探索，腾讯对产品的用户可及性有着较强认知，也会非常注重产品的用户体验。而公募机构大多缺乏互联网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运作逻辑，也没有多余资源投入相关研发活动中。技术手段差距造成了公募机构对平台的进一步依赖。以2017年99公益日为例，腾讯推出公益平台项目透明度建设组件（以下简称“透明组件”），使公益机构可以便捷化地面向公众披露募捐金额、项目支出、阶段性成果等数据。透明组件开发后不久，腾讯即设置针对募捐主体的信息公开要求，如2017年以前在腾讯平台注册的组织必须完成过往90%以上项目的组件，披露方可参与当年的99公益日。以技术手段开发的透明组件，强化了公募组织对腾讯的附着性。

2.二重依赖：公募组织主导下的微观募捐环境。网络慈善募捐中的另一对重要主体间关系，是公募组织与依附于它们开展募捐活动的社会组织、企业、学生团体以及其他草根组织（以下统称“非公募组织”）的互动。由于《慈善法》及其配套政策的规定，非公募组织无法直接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因此，网络募捐环境当中的网络平台与非公募组织并不直接产生联系，而由公募组织认领非公募组织发起项目，并合作开展募捐。制度环境限制导致非公募组织在资金和能力建设两个方面必须依赖于公募组织。

一是资金依赖。中国的民间组织普遍存在资金不足问题，大部分民间组织长期依赖政府支持，来自企业和社会的捐赠收入，以及组织自身的营业性收入占比较低。[36]因此，拓展社会捐赠的机会对民间组织尤其是非公募组织具有极高价值。公募组织在腾讯平台上获取的巨额收入，相当一部分实质上由合作的非公募组织获取。根据对99公益日期间A市四家公募组织的统计，这些公募组织一共认领了220家非公募组织的268个项目，为上述组织创造了逾4912万元的收入，其中约4081万元来自于99公益日三天时间（见表2）。99公益日期间，非公募组织发起项目筹款平均值为31.1万元，中位数值为3.4万元。对于部分平日收入微薄的组织来说，活动所创造的收入水平较为可观。

表2 2017年99公益日公募组织与非公募组织项目合作情况

二是能力建设依赖。在获取资金的同时，对于非公募组织来说，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有效强化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长期以来，中国的大型公募基金会一直在草根民间组织能力建设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培训、评估等活动形式帮助后者成长，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37]随着与公募组织合作的积累，非公募组织在项目设计、宣传推广、信息公开等方面不断成长，这一趋势在99公益日中更显突出。

由此，可看到腾讯平台上的募捐主体间存在显著的双重依赖格局。如图2所示，一方面，在网络平台主导的中观环境中，公募组织通过平台获取募捐收入；通过平台扩大其所能影响的社会网络，实现组织环境的延伸；通过腾讯提供的渠道增强组织的宣传动员和资源收集能力，扩充组织边界，最终在社会网络、渠道和技术手段的需求下依赖平台开展募捐活动。而在公募组织及合作开展项目的非公募组织组成的微观环境中，非公募组织受制度环境限制，必须经由公募组织认领项目来开展募捐，由此在资金获取上形成依赖。同时，非公募组织由于自身规模的有限性，需要获得公募组织在项目设计、宣传推广、信息公开等方面的支持以生存发展，从而形成对公募组织的能力建设依赖。

图2 网络慈善募捐中双重依赖格局示意图

（三）双重依赖格局导致网络慈善募捐困境

双重依赖模式的出现，既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也源于募捐环境中各参与主体所掌握的资源严重不对等。如前所述，资源环境的集中性、丰富性和关联性决定着资源依赖的实际情况。中国的网络募捐环境存在着资源集中性强、丰富性有限而组织关联性也较强的特性，导致环境中权力的高度单一性，即中观环境中的平台主导和微观环境中的公募组织权力垄断，并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

1.募捐主体边界渗透问题。资源依赖关系中强势主体的出现，会导致弱势主体难以驾驭自我边界，遭到所依赖对象的渗透，不仅导致组织自主性的下降、行为模式的变化以及价值观的动摇，甚至可能引发既有资源的流失。在99公益日的网络募捐环境中，边界渗透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如捐赠人网络维护方面。对于绝大多数公募组织及一部分非公募组织，其开展募捐活动的基础是已搭建完成的捐赠人网络。但在腾讯构筑的募捐环境中，捐赠人与捐赠资金遭到切割——公募组织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取捐赠资金，但却无法获取捐赠人的详细数据。相反，由于严重的渠道依赖，平台可以轻易获取募捐主体的长期捐赠人数据，迅速打开新的社会网络。

边界渗透还体现在平台所制定的活动规则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上。2017年7月，腾讯发布第三届99公益日规则，除了前文所提到的透明披露要求更具体之外，腾讯还对各家募捐主体的筹款额度进行限制。另外，腾讯所承诺提供的广告投放资源和传播激励等宣传资源，完全向认领非公募组织数量大于100家的公募组织倾斜。规则公布时距99公益日启动不足两个月，规则的变更，让一些公募组织不得不投入更多精力到与非公募组织的合作搭建工作中，而对于本组织募捐项目的操作及捐赠人的沟通则只能降低投入。

2.资源分配进一步失衡问题。严重倾斜的资源依赖格局和强势权力主体的存在，让网络慈善募捐环境中的资源分配有进一步失衡的趋向。这种现象在捐赠资金的流向上有较为直观的体现。根据发起方身份类型的不同，2017年99公益日的A市相关募捐项目可被分成“公募组织发起”“专项基金发起”和“非公募组织发起”三类。从表3可以看到，募捐项目的收入情况与发起方的类型存在较为密切的相关性：由公募组织独立发起的项目，其平均募捐收入达到约260万元，且每个项目平均约能获得22.0万元的腾讯配捐收入和19.6万元的企业配捐收入；专项基金发起项目的收入显著下降，但仍然高于整体均值；而占据募捐项目绝大多数的非公募组织发起项目，其平均募捐所得和各项配捐收入都是各类型项目中最低。

表3 2017年99公益日不同发起主体募捐项目收入情况（元）

除了资金资源的分配失衡，宣传资源的分布同样存在不均现象。接受访谈的各家公募组织都在访谈过程中提到，在与腾讯平台开展合作时，对方只会提出相应的文案格式要求，不会在项目的文字和图像材料编写中提供任何其他的帮助。与此同时，腾讯平台对项目本身的吸引力、吸眼球力及热门度反而格外关注，对于迎合网络舆论主流关注点的项目会投放更优质的宣传资源，这对部分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产生了挤出效应。

3.公募组织战略联盟缺失问题。传统的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会采取很多策略来处理依赖关系，其中的重要选择之一是结成战略联盟。[22]通过与其他组织形成战略联盟，企业可以获取其他组织控制的关键性互补资源，从而减小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然而，在对A市的公募组织进行调研时发现，各家公募组织之间不仅没有形成紧密的联盟关系，连正常的项目合作都较为匮乏。访谈显示，A市公募组织之间基本处于“自扫门前雪”状态，除了H基金会和S基金会曾经合作开展过募捐活动之外鲜有联系。

在现有的慈善募捐环境中，公募组织的资源主要从平台和捐赠人处获取，在支持非公募组织时也可能产生一些社会网络方面的收获。但同为公募组织之间，却并无太多可以共享的资源。相反，除非关注领域划分非常清晰、边界不存在明确交叉领域的组织，相互之间则有较高概率沦为竞争者关系，需要争夺有限的慈善资源。这种情况下，公募组织之间即使结成战略联盟也难以达到资源互补的目的，无助于减少其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从而导致的结盟动机的缺失。

五、双重依赖格局下募捐主体资源环境建构策略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会通过争取减少对其他行为者的依赖，并增加其他行为者对自身的依赖来获得权力。[21]实践中，募捐主体也通过各种策略来摆脱对环境中强势主体的依赖，争取让本组织处于募捐体系中的相对优势位置，从而构建出更具丰富性的资源环境。这些策略总结起来，即是对组织环境三重特性——集中性、丰富性、关联性的改变。通过改变三重特性，募捐主体实现对网络募捐资源环境的进一步建构。

（一）抑制集中性：扩展合作网络

网络募捐的突出问题之一是资源集中性过强，腾讯平台和各家公募组织在各自构筑的环境中享有过大权力。为此，资源依赖方所采取的策略是合作网络的扩展。对公募组织来说，尽管腾讯平台在筹款额度和社会网络资源方面都名列前茅，但其他平台的存在，依然给各家公募组织提供了多元化网络募捐的可能性。

对非公募组织来说，找寻更多公募伙伴能有效摆脱对单一公募组织的依赖。在2017年99公益日的募捐实践中，已有7家非公募组织尝试分别与2家公募组织开展合作。对非公募组织来说，与不同基金会合作，最重要的是在合作过程中发现并获取不同类型资源。在与不同公募组织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非公募组织能够了解各家组织的服务能力和项目策划水准，寻找对草根公益生态系统建设更加注重的合作伙伴，作为未来新一轮的合作对象。

（二）提升丰富性：创造替代资源

积极争取网络捐赠资源之余，部分公募组织也开始探索捐赠之外的收入渠道。利用投资理财来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是A市公募组织的一项积极尝试。以S基金会为例，根据其2016年度工作报告，基金会的投资收益达到3110.2万元，占年度收入总额的35.7%，是除捐赠外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对捐赠收入形成极好的补充。

非公募组织则选择利用各种线下活动创造线下捐赠资源尤其是培育长期捐赠人，减弱对网络募捐的依赖程度。过往研究认为，提供高水平服务和满意的捐赠体验是公益组织培养捐赠者信任感的有效手段。[38]如关注乡村教育的F基金会通过邀请对乡村教育感兴趣的企业家参与项目活动，并与受助学校教师及学生直接接触来增进潜在捐赠人认知，培育长期捐赠人；关注儿童及青少年教育的非公募组织B中心，则采取“开放理事会”形式，邀请任何对机构关注领域有兴趣的社会公众在理事会会议期间到现场进行观摩和交流。这些活动形式虽不以筹款为名义，却能积累实实在在的支持资源。

（三）降低关联性：寻求组织独立

对于募捐参与主体，减弱与资源环境中强势方的关联性，提升本组组织的独立性，是在长期降低资源依赖的重要举措。公募组织的做法是建立自身网络募捐平台，在《慈善法》出台之前，4家受访组织中的3家就建立了本机构独立的在线平台，为各自机构创造了上百万元的募捐收入。新的制度环境建立后，其中1家开发的网络募捐平台还成为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之一。拥有自主筹款渠道让公募组织能够围绕本平台设计相关的推广活动，提升机构的品牌价值。更重要的是，拥有自主平台能显著加强公募组织在非公募组织当中的吸引力，将自身主导的募捐环境扩展至更大范围。

对非公募组织来说，提升组织能力是摆脱资源依赖困境的根本。调研中发现，一批非公募组织通过内部治理、项目管理与公信力方面的能力提升，更加有效地拓展资源环境。当非公募组织的能力建设达到一定阶段，其各项制度建设趋于成熟之时，非公募组织则可适时申请公募资格，通过合法化路径来成为可独立运作的网络募捐主体，跳过微观层面资源供给主体公募组织，转而与中观层面的主导机构网络平台进行直接募捐项目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