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文辉��

摘要：19世纪后期美国驻华海军武官薛斐尔评论洋务运动的一封公开信，基于亲身观察，对洋务运动之重器物而轻制度与文化的宗旨、其军事改革的不彻底性、列强对此运动的虚伪态度和李鸿章对洋务运动的贡献及其观念上的严重局限做了公开、全面、深刻和直言不讳的评述和批判。证之于当时及后来之历史和文献，此信堪称开中外对洋务运动和李鸿章的系统客观评价之先河。

关键词：薛斐尔;李鸿章;洋务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9）02-0138-11

作者简介：卿文辉，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上海200241）

一、薛斐尔其人

在近代来华西人中，美国人罗伯特﹒薛斐尔（Robert W. Shufeldt，又译萧孚尔，1822—1895）鲜为人知。国内涉及此人的研究文献屈指可数，《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对此人只有寥寥60多字的介绍①。这些极其有限的文献几乎全聚焦在此君在美国打开朝鲜国门、结束这个“隐士之国”的锁国政策上起的作用。19世纪中期中日国门相继打开后，列强的目光转向了朝鲜。在西方列强逼迫朝鲜开港的竞争中，美国拔得头筹，薛斐尔在这件事上立了头功。其实，最先打开朝鲜国门的是日本。日本于1876年以武力迫使朝鲜开港，两国签署《江华条约》。但日本当时尚未跻身列强之列，也非西方国家。薛斐尔是一位颇具外交才干的海军军官。美国内战时他是美国驻古巴哈瓦那的总领事。内战结束后他在美国驻东亚的亚细亚舰队中服役，由此开始了他与中国的接触。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为打开朝鲜国門做了三次努力，每一次薛氏都是重要角色。1867年1月，美国政府派薛斐尔率军舰“沃柱斯号”（Wochusett）自山东芝罘港（今烟台）出发开往朝鲜，企图打开朝鲜国门，但无果而终。归国后，他在美国政府海军部任军需局长。多年后，受到朝日签署《江华条约》一事的刺激，美国国务院和海军部于1878年年底再派薛斐尔赴东亚，指令他“以和平方法再度打开与朝鲜政府的谈判”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12，p.295.。已升为海军提督（即准将）的薛斐尔率军舰“提康德罗加号”（Ticonderoga）绕道非洲、中东和南亚，于1880年4月抵达长崎。美国这次打算借助日本之力说服朝鲜开港。薛氏奔波数月，毫无结果。于是他把希望转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身上，希望借助李的权威使朝鲜屈服。这一策略出于三点考虑：朝鲜是中国的藩属，中国对朝影响力远大于日本;李鸿章是中国外交的主要决策人;李亦是中国统治者中最开明的。是年8月，薛斐尔至天津与李面谈，李当面承诺愿协助他完成美朝“结约修好”的任务，并请他协助建立中国的现代海军。1880年11月薛氏返国后，请求政府派他正式使华，以便他能够协助李鸿章建设中国海军，以此交换李帮助美国打开朝鲜国门。国务卿布莱恩（James G. Blaine）批准了这个请求，于1881年5月任命薛斐尔为美国驻华海军武官。同年6月薛氏第三次抵华，开始为打开朝鲜国门而在北京的总理衙门和天津的李鸿章之间奔波。最终，在李的鼎力协助下，1882年5月22日（光绪八年四月初六日），在朝鲜仁川港，薛斐尔以美国驻朝鲜“全权大臣水师总兵”的身份，与朝鲜政府代表签署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朝鲜国门从此向西方开放。

二、薛斐尔其信

由于以上经历，薛斐尔对当时正在进行的“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和这个运动的主持者李鸿章有着近距离的观察和切身感受。这些观感集中反映在其写给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萨金特（Aaron.A.Sargent）的公开信中。这封译成中文近八千字的长信是1882年1月1日从天津寄出的，发表在同年3月20日《旧金山晚报》（Evening Bulletin： San Francisco）上。英人在上海发行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于同年5月9日全文转载了这封信。以萨金特为收信人，是因为此人在朝日《江华条约》签署时是参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与薛氏有工作往来，而且萨氏和薛氏一样，对于扩大美国在东亚的影响极为热心，薛氏率“提康德罗加号”第二次来东亚就是萨氏促成的。二人也都赞同限制中国移民。故薛氏在信中将萨氏引为知音。

此信（以下简称薛信）结构松散，夹叙夹议，事实陈述、观点表达和政策建议常常混在一起。信中并无一字涉及他与李鸿章进行的美朝缔约谈判，这个问题他只是通过机密的外交信函向国务院汇报。根据当时的中外关系和信中内容，不难推断薛氏写此公开信的背景和意图。英国当时控制着中国外贸的80%以上（薛信对此一再提及），而一度繁荣的美国对华贸易尚未从南北战争带来的消极影响中恢复过来（他在信中抱怨道：“因为内战，中国几乎被我们忘记了，两国贸易几近停止。”[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第288页。）。此前一年结束的中俄伊犁交涉，虽然以中国的外交胜利而告终，但沙俄在交涉期间对中国的战争压力和其对华毫不掩饰的领土野心，世人皆知。薛氏因而十分担心在英国压倒性的在华商业优势和沙俄的领土野心的挤压下，美国在华利益可能蒙受重创。薛信意在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社会的涉华舆论走上他所认为的正确轨道，因此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言：美国应适度效仿英国，从实力出发而非完全基于理想主义与顽固排外的清政府打交道;美国应重视中美贸易;美国应限制中国移民;美国还应提防欧洲列强特别是英俄控制中国的野心。

身为西人，薛斐尔并不谙熟当时中国政情内幕;身为旁观者而非亲身参与者，他也难免在有关晚清政治的个别细节上出错。但他自有其独特优势：他所代表的国家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而，作为这个国家的外交和军事精英，他深知中国落后于西方之根本所在;作为军人和短期驻华的军人外交官，他有直言不讳的习性和条件。这些优势赋予了这封形式上散漫的信以独特价值。

这封信之所以在今天仍值得一提，不是因为上述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政策建言，而在于薛氏作为上述建言的证据而提出的对自强运动的观察和评论的价值，包括对该运动真相的揭示，及对该运动及其灵魂人物李鸿章的毫不留情、一针见血的批判，对这场运动的最终破产的毫不含糊的预言。就笔者所能接触的史料看，其观察之准确、批判之深刻犀利、言论之直率和对其最终失败结局的预言之明确，在当时即使不是独一无二，也是极为罕见的。薛信价值还在于其系统性。孤立地看，薛信对传统中国的制度与文化、洋务运动和李鸿章的每一个具体批评，此前都有中外人士提出过。例如，对于传统中国之严重的重文轻武，在近代来华西人中，薛氏远非第一个察觉和指出的先知先觉者。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士如利玛窦、乾隆末年使华的马戛尔尼使团及早在鸦片战争前就来华的西方商人和英美新教传教士，都看到并做出了类似的价值评判，更遑论鸦片战争后来华的大批西方人了。又比如，薛信揭露的中国官场、北洋水师和淮军的不可救药的贪腐，对于了解内情的同时期中外人士都不是秘密。而薛信则能联系洋务运动，对此进行有深度的系统批判。时机是薛信的又一价值所在。写信之时，北洋水师尚在草创，中日海军竞赛刚刚开始，自强运动方兴未艾，当时中外舆论对于该运动之最终结局和李鸿章于其中的地位尚不乏乐观溢美之辞。薛信能够在中法战争前两年和甲午战争前十二年公开唱衰，实属先见之明。

再比如，与薛氏同时在华的不少西人，如在华四十五年之久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及受雇于清廷、长期主持中国海关任总税务司达四十五年的英人赫德，因为来自类似文明和国度且久驻中国，因而未必没有与他相同的洞见，但受限于身份和利益，只能选择委婉曲折的言说方式，故不可能写出类似直抒胸臆、不留情面的公开信。洋务运动之初的1866年，清廷谕令京官和督抚们讨论总税务司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英国驻华参赞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二者都要求内政外交的广泛改革，包括信守条约义务、清帝及早接见外国驻华使节、派遣驻外使节、发展民族工商业如开矿山、修铁路、架电线、办邮政、练新兵、改稅制、肃贪腐、办西式学堂，等等;二文也都对因循守旧的严重后果提出了警告。此二建言中的不少主张都在洋务运动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采纳。故就实际历史作用而言，胜过薛斐尔的公开信。就时间而论，更是早于薛信十多年。不过，这两篇建言都是向清廷提出的“决策咨询报告”，因而都不得不顾忌到晚清主政者的接受度，故都措辞委婉，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

又如留洋多年、深谙西方语言、制度和文化的李鸿章亲信幕僚马建忠等在甲午战前很久就一再忠告李鸿章，西方之强，其要在制度，坚船利炮乃其末节。但身为李的属下，他们也不可能像薛氏那样直言不讳。总之，在薛斐尔以前，对洋务运动和李鸿章的批判或是私下的，或是遮遮掩掩欲言又止的，或是零碎而非系统的。相形之下，薛信之揭露和批判集公开、全面、准确、深刻、直率和及时之大成，就笔者所能接触的史料而言，实属少见。

对于洋务运动之“中体西用”的主旨所致的诸种不彻底性及与此相关的中国制度文化之惰性，也有人做出和薛氏近似的深刻直率的洞察和批判，但都晚于薛氏。伊藤博文的有关言论就是一例。1885年4月，李鸿章与这位日本特使谈判甲申政变后日本从朝鲜撤军问题。事毕伊藤向日本政府报告称：“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比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现虽经历中法战事，又开始努力整顿海军。俱似整顿，依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指中法战争—作者）甫定，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若此时日本与中国作战，是催其速强也。若平静一两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政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1932年版，第2页。伊藤此言比薛信晚了三年，且是在中法战争中中国海战和外交均已失败的形势下所发，难免事后诸葛亮之嫌。

史家一般公认，对李鸿章和洋务运动的最全面客观公允深刻的批评，首推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梁启超谓李鸿章“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梁启超：《李鸿章传》，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6、61页。。批判之深度不让薛信。但梁文是在李鸿章去世后的同一年（1901）杀青的，这篇盖棺论定之作比薛信晚了近二十年。

总之，从现有史料看，薛信之批判的深度、广度、系统性和公开性在当时（洋务运动中期）乃无出其右者，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振聋发聩之效，至少是提供了今人了解和反思洋务运动的一扇窗口。

国内研究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对薛信鲜有提及。笔者至今只见到已故学者季平子对此信的约500字的简短引用季平子：《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4-555页。。故撰此文，以全面介绍此信。本文所引薛信译自当代日本学者伊原泽周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一书的附录中收录的此信英文全文[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第278-290页。。

三、薛斐尔之信的主旨

薛信主旨可归纳为四点。

（一）对洋务运动之重器物轻制度文化的主旨的批判

在这方面，薛信着重指出了以下三点：

1、中国对西方优势的认识仅限于器物层面，仍自以为制度文化优于西洋，盲目排外的心理盛行，并不真心接受国家平等原则，更不认同西方政治制度。

薛信开篇不久，就出现了一段言辞激烈的抱怨：“在中国政府的政治中心所在的这个城市（指北京—译者）消磨的六个月，及与其统治精英的异乎寻常的密切接触，使我确信欺骗和谎言已经渗透到了与外国人有关的一切交往领域;确信存在着对外国人的不可消弭的仇视;确信无论是出于同情或是感激而越过这堵仇恨之墙发出的任何呼求都是全然无效的。只有以武力为后盾的呼求或意见才能被倾听和理解。……所有的同情都将被理解为虚弱之所致，所有的怜悯都会被视为恐惧的结果。”[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页。薛氏接着抱怨美国政府总想把对华外交置于道义立场之上，企图以此感化中国人“使其接受和相信人人皆兄弟或国家一律平等的教义。但这是徒劳的，因为天有多高，中国人的自我优越感就有多高;海有多深，中国人对‘蛮夷的蔑视就有多深”。对中国统治者来说，“至高无上的要务，是顽固的民族自大之维护”[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280页。。今天来看这些感情强烈乃至不无偏激之辞，不难理解薛氏这种情绪之背景，乃是西方长期侵华辱华和中国人之把中西关系仍视为天朝夷狄关系、对国际大势全然懵懂无知的心态这两种因素的混合作用。清廷固守天朝心态，不愿接受主权平等原则这一点，是当时在华西人的普遍感受。但就薛氏而言，这一感受还特别地与他和李鸿章就美朝交涉进行的谈判有关。奉慈禧旨意，李鸿章坚持要在条约中写入“朝鲜为中国属邦，而外交内政事宜均得自主”一语，薛氏指出内政外交自主和藩属关系自相矛盾，坚决抵制。最后双方妥协，确定条约约文中取消此语，代之以签约前以朝鲜国王致美国总统信函的方式声明朝鲜为大清藩属[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页。。

身为美国人，薛氏特别提到，晚清统治者尤其仇视美国的政治制度：“中国最仇视的，是我们的政府形式。满大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如果自由的原则籍着我们的榜样的力量进入这个帝国，接踵而至的将是这个‘奉天承运的王朝的末日，以及他们借助盘剥和暴政而自肥的寄生生涯的终结。前不久被提前召回的中国留美学生蒙受的待遇，就是例证。这些被分配到公共部门任职的年轻人无论在哪里，都被视为‘美国化的化身。而当局不惜以最残酷手段压制‘美国化倾向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年轻人的日子现在都苦不堪言。由于他们曾经受到自由主义精神的彻底浸染，因此即便是中国式的体罚也不大可能把这些美好的东西从他们的头脑和心灵中完全驱逐出去。只可惜今天的他们免不了沦为对民主的东方式仇恨的牺牲品，身不由己地成为引发满大人对所有与美国有关的事物的厌恶的肇因。”[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287页。这里提及的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的命运，是每个对洋务运动有常识性了解的读者都不陌生的。1870年（同治九年），曾国藩、李鸿章采纳容闳多年之建议，奏请总理衙门选派留学生赴美。1872至1875年（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总理衙门连续四年选派四批共120名青少年赴美留学，俗称“留美幼童”。此事堪称同光中兴时代的一件盛举。1881年6月（光绪七年五月），也就是薛斐尔作为驻华武官第三次抵华之时，总理衙门因担心留美学生过度西化而下令终止学业，全部提前回国。这些人回国后备受歧视，均不受重用或学非所用。直到甲午战后，朝野上下对维新变法之必要有了初步认识，这批人才陆续有了用武之地关于留美幼童回国后的遭遇，详见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五章、第六章。。

2、中国有两个严重弱点：重文轻武，及国民性中根深蒂固的奴性。

“中国有一项比所有其他民族更为古老的传统，据此传统，中国人民一直被教导说，武士的品德不值得尊重，真正的尊荣之道在于文学，获利之途在于经商。中国的这位‘救世主（指李鸿章—译者）也未能幸免于这个传统。多少世纪以来一代代中国人浸淫在这个观念之中，直到适者生存的法则把这个种族的最后一丝尚武精神完全窒息为止。中国人惯于忍，忍受苦难和不公，但如果被逼得走投无路，他们也会铤而走险，反抗直接骑在他们头上的压迫者。不过，由于上述历史传统的存在，这些反抗一般总是表现为令人发指的报复性虐杀。在中国，绝无骑士精神可言，而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得军人成为文明的使者。能够造就英雄和领袖的集体凝聚力也付之阙如。唯一的纪律观念就是对肉刑的恐惧。上至将军下至大兵，对打板子的恐惧是一样的。文官官袍上的排扣比军衔更管用，它决定了谁该听谁的话。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任何组织都谈不上，也谈不上把军队和土匪区别开来的任何精神因素。”[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第282-283页。

相信写到这里时，薛氏脑海中一定浮现出了八年前中日台湾交涉一案。1874年日军首次侵占台湾，同年10月（同治十三年九月）总理衙门同意以五十万两白银换取日本撤军。此事令在华西人和国际舆论为之瞠目。当年11月26日的《字林西报》评论道：“日本应该撤军赔款，而中国反为之。”窦宗一编：《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联书店发行公司1968版，第95页。曾做过李鸿章顾问的英国人亚历山大﹒米基（Alexander Michie，旧译立嘉）在时隔多年后对此事有个著名评论：“这种处理办法真正地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无异是公告世界各国说：这里有一个只准备赔款而不准备应战的富足的帝国。” Alexander 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 vol.2，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1900， p235.  即便是按天朝观念看问题，这种花钱买平安的办法也属国耻。但不论是李鸿章，还是其他主政者，都不理解这种解决办法对中国的屈辱和损害，还以兵不血刃保全国土而沾沾自喜。李鸿章事后竟然还说：“同治十三年台湾生番之役，优给恤银，略示宽大。”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693册，第1601-1603页。转引自季平子《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页。 “该酋外怵公论，内慑兵威，乃渐帖耳就款，于国体民情尚无窒碍。”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16册，第9114-9158页。转引自季平子《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页。

薛氏此番议论并无新意，其价值仅在于间接指出了一个事实：洋务运动毫不涉及形而上的制度和文化层面，故对于改进制度和国民性毫无贡献可言。大致说来，中国人自己对上述传统弊端的认识在甲午战前还是很微弱的，深刻的反思要到甲午以后才逐渐出现。在从甲午战败到新文化运动的二十多年间，严复、梁启超、鲁迅、毛泽东等思想家对此有着愈益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如青年毛泽东就有“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觉悟和追求[日]竹内实：《毛泽东传记三种》，韩凤琴、张会才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3、 中国没有统一的行政和军事制度，各省形同国中之国。

“中国的每个社会階层都被帝国的不同行政单元切割得支离破碎，各地皆有其独特的风俗、语言或方言，以致十九行省不仅泾渭分明，而且势若水火。除此以外，每个省都由一个近乎独立于北京的总督或巡抚统治着，其与北京之间和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仅由一个共同的皇帝这种神话般的纽带来维系。皇帝以‘天子的身份行使其统治权。不可能说服这些彼此敌对的族群去相信他们有共同的事业或动机。由是观之，缔造一支民族的陆军是何等之难。”[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284页。

众所周知，自秦以来，中国政治的主流是大一统，正所谓“百代都行秦汉制”。同时周期性的统一与分裂的循环亦是中国政治史的显著特色。就近代而言，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由统一向分裂过渡的衰败进程的分水岭。清政府主要是依赖湘军、淮军和楚军这三只非正规的汉族地方武装才得以击败太平军的。洋务运动最初也是湘淮楚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了打败已经部分使用了洋枪洋炮的太平军而发起的。在这个过程中，曾左李及其部将门生幕僚，先后被擢拔为各省督抚及州府官员，并在镇压内乱和筹办洋务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权、外交权和军权。由于八旗子弟的普遍保守腐败孱弱等因素，这个强枝弱干的趋势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不仅未被逆转，反而加剧，由此埋下了清亡后军阀割据的隐患。另外，一般说来，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思想是在甲午战争后才传入中国的，此后又过了约20年时间才被中国的知识和政治精英所普遍理解和接受。一般认为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行政权和军权的分割，清廷能够指挥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虽号称百万，但因循旧例，徒耗巨额饷银，毫无战斗力。采用西式武器的各省练军和新式水师基本上是各省督抚的私家军，清廷很难调动指挥。在中法战争中，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拒不支援福建水师和南洋水师，清廷对此无可奈何。甲午战争中，除淮军和北洋水师外，各省练军和其他三支水师（南洋、广东和福建水师）李鸿章都指挥不动。李统帅的北洋陆海军在平壤、黄海两役战败后，李鸿章的检讨是： “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当时西方舆论普遍认为，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梁启超也赞同这个看法梁启超：《李鸿章传》，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80页。。至今仍有学者认为，甲午战争时中国四大海军有现代化军舰60余艘，如能统一指挥，战争胜负将会改写。因为从排水量看，当时中国海军军力排名是世界第八，日本是第十一，但是日本军力集中，可以把所有战舰集中起来对付北洋海军马幼垣、杨国强、姜鸣、艾尔曼等：《甲午一百二十年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异议，如季平子指出，淮军和北洋水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其他陆海军队几同摆设，纵令参战也无济于事，军权分割纯属李鸿章推卸战败责任的借口季平子：《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1页。。不管这两个判断哪个更合理，都改变不了薛信所言的中国之统一很大程度上徒有其名的基本事实。当然，薛信所言十九行省势若水火一语，多少亦有点言过其实。

（二） 对晚清军事改革的批评

薛信对这个问题谈得最为详尽，这与他海军军官和驻华海军武官的经历和身份不无关系。其基本结论是：中国军队徒然装备先进武器，但训练不足，纪律废弛，贪腐盛行，士气低落，无战斗力可言;而中国统治者，包括李鸿章，普遍持一种中国已有现代化军队的错觉。

“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用其麾下的即本省的陆军拱卫着首都北京。这只军队拥有三万五千名训练不足的官兵，装备有后膛炮和野战炮。他还储备有可供装备二十万或三十万军人的全套武器及几百门各式火炮。他在北直隶湾海岸线上构筑的诸军事堡垒堪称现代化，都装备着重型火炮。不过，虽然其陆军或多或少接受过西方军官的训练和组织，由于士兵们几乎总是没完没了地忙于各地的公共工程，他们的西方教官努力想在他们中间培养的职业军人精神不断地处在被摧毁的过程中。”“这支陆军的将军们，可能还有校级军官，是李总督亲自任命的。但校级以下军官都是按月雇佣的，他们的上司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他们降级或打板子。只要不被欠饷，这些下级军官总是愿意服从命令，且不乏机敏，如果欠饷那就另当别论了。这些人都是自愿当兵的，拿着与苦力一样微薄的薪水，按月领薪。没有军事法典，也没有军事法庭。这只小规模的武装从来不曾也不可能集结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可称之为陆军的东西，甚至也不足以构成一支训练良好的陆军的核心。其原因，除前文所述外，还在于总体上缺乏一种团结一致的民族情感，这是最基本的、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第283页。

“海军亦然。中国有四只互不隶属的舰队。名义上它们处在两个通商大臣指挥之下，一个是李鸿章，另一位是驻节南京的两江总督，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合或统一。几年前，在法国军官日意格（Giquel）先生的卓有成效的管理下，福州船政局和福建水师尚有望至少成为一支帝国海军的核心力量。但在这位辛勤劳作了二十年的先生去职（1866年至1874年，日意格任福州船政局正监督，但在此前已为左宗棠效力多年。—译者）后，现如今这个船政局和水师都已破败不堪。迫于迫在眉睫的对俄战争压力（指1880至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引起的沙俄对华战争威胁—译者），李总督已着手组建一支舰队以保卫通往京师的门户。他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就组建了一支由大约12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其中有六艘是特制的炮艇。这12艘军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的排水量都很小，但装备的火炮是同类排水量的军舰中最重的（35吨）。另外两艘类似型号的军舰，排水量更大，速度也很快，每艘都载有一门重20吨的大炮。这些军舰都是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造的。还有几艘是复合材料的，由福州船政局建造，配备有法式轻型火炮。另外还有两艘铁甲舰正在德国建造，属德国海军‘萨克森级。现代海军中每一种现代化武器在这些新式军舰上都能找到：大口径火炮，高速度，蒸汽动力，机关枪，电灯，鱼雷和鱼雷艇，双螺旋桨发动机，钢制的舰首撞角，等等。的确，这只舰队的装备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很显然，为了形成真正有效的战斗力，还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和优良的组织。实际上，这只舰队首先代表着一大笔金钱，其次它误导了中国政府，使其自欺欺人地以为中国有了一支真正的海军。某种程度上世界也受到误导。但是，中国政府制度固有的罪恶与弱点也渗透了这个舰队。由于没有现代海军军衔制度，进而导致集体凝聚力的缺乏（来自不同省份的水兵们很不团结），由于缺乏有海战经验的及了解外部世界的军官，由于勇气的缺乏（只有统一的民族情感和统一的舰上国旗才能激发出这种勇气），由于根深蒂固、不可救药的腐败，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大大削弱了这支舰队的质量，使其几无战斗力可言。”

“在中国海军内外为其服务的外国军官和文官彼此间的勾心斗角和贪得无厌，进一步恶化了被这个舰队的徒有其名的外表所掩盖的内在弊端。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一个英国佬（指赫德—译者），为了扩大其权势，也想在北洋海军的管理上插上一脚。这只舰队的大部分舰只是英国造的，制造合同是经他之手签订的。这些舰只抵达中国的时候，天津海关的税务司，一个德国佬，也曾试图控制这个舰队。三个前英国皇家海军的准军官、现在在隶属于中华帝国海关部门的船上当差的英国人，如今竟又兼了水师提督和各舰管带们的‘顾问。两个法国海军的前军官，也被这支水师高薪聘用，但至今也没听说给他们派了什么差事。就这样，来自三个国家、互相忌妒、但都瞧不起中国人的‘洋大人，都在试图控制这支舰队。从以上乱象不难看出，要把这支舰队建设成为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的整体，何等困难。在几乎所有方面李总督都堪称睿智精明之士，唯独欠缺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智慧。他多少也是那些有野心或奉承他的小人们的阿谀之词的牺牲品，乃至真的以为他有一支海军。”[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286页。实际上，“中国人没有能力掌握这些武器，……一旦发生战事，这些武器就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第一支开来的欧洲军队的战利品”[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页。。

“为适应陆海军建设，中国建了四个兵工厂，分处福州、上海、天津和南京。其中的三座最初是用来建造和修理小型军舰和发动机的码头和船厂，在这些设施和厂房所在之地又分布着造炸药、火药、金属弹筒、鱼雷和蒸汽轮船等等的工厂。海军使用的重装备是上海造的，陆军使用的野战炮是南京造的。所有这些工厂不同程度依赖着外国人来管理。只有在天津的兵工厂，由于李鸿章使中国自强的勃勃雄心，才能看到一点生气。其余三家都处在腐败和衰败之中。”[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8页。

以上所谈，都属事实。对清政府挪占海军军费用于宫廷奢靡开销，包括：为早夭的同治帝建陵墓，为慈禧慈安两太后预修陵寝，修葺三海（中海、南海和北海的合称），为慈禧建颐和园，筹办光绪帝大婚，及筹备1894年慈禧的六十寿辰等，事属机密，当时清廷中只有少数高官和直接参与者知道内情，且此事主要发生在1882年之后，薛氏未必知晓，因而信中未有一字提及。但对装备有西式先进武器的中国陆海军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和军內外腐败的一般情形，他的观察是准确而深刻的，进而准确预言了其不可救药之趋势和最终失败的结局。

信中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判断即李鸿章对于军事现代化之成效的盲目乐观也是基本事实：就在薛斐尔写信的这一年，李鸿章和薛福成对中日海军力量的估计是：“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炮船，略足与我相敌。”薛福成：《代李伯相筹议先练水师再图东征疏》，转引自季平子《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第563页。后来直至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的总的判断依然是：他一手培育的陆海军确是现代化军队;对付西方不足，对付日本有余;若对日开战，纵然再不济，攻不足而守有余。甲午战前，李鸿章对陆军评价颇为自负：“盛军（由卫汝贵统帅——作者）枪炮、账房一切齐全，人甚精整，久驻闲地，卫镇战守可靠。”李鸿章：《致叶志超电》（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5页。 “现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各将久经战阵，固属缓急可待。”李鸿章：《复陈海陆军数折》（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84页。战争爆发之初，李鸿章还是认为：“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折》（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3页。对于中国陆海军战力，清廷和一般士大夫比李鸿章还要乐观，以为“以中视西，或未可轻敌;以剿倭奴，足操胜算也” 《言有章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战前国际主流舆论也认为中日战争中中国获胜的可能性比日本大;包括日本在内，普遍高估中国军力;战争中中国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是出乎所有方面意料的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马幼垣、杨国强、姜鸣、艾尔曼等：《甲午一百二十年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9、137、140页。。故薛信称清政府和世界在中国军事现代化问题上都被误导一说，既是事实，又不无先见之明。

信中称当时北洋水师的装备“完美无缺”，而内行都知道，大东沟海战中中方失败的决定性原因是装备上与日本海军的悬殊差距。鉴于这一差距，此战后马上就有西方军事评论家认为，北洋海军此战没有全军覆没已属奇迹。马幼垣、杨国强、姜鸣、艾尔曼等：《甲午一百二十年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那么，薛氏这一评价是否中肯？答案是肯定的。原来，19世纪50年代到二十世纪初的半个多世纪是世界海军技术突飞猛进、装备更新换代迅速的特殊时期。从1874年清廷决定组建现代海军到1885年完全停止订购军舰为止，中国向西方订购的每一批战舰都是当时国际海军界公认最先进的战舰。但是每一批战舰仅时隔数年就被更先进的舰种所取代。信中提到的李鸿章当时拥有的12艘船轻炮重的炮艇是北洋水师的第一批现代化军舰，俗称“蚊子船”。李鸿章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这些船的19世纪70年代，这类船尚属先进，虽然已不算是最先进的，故身为海军行家的薛氏有此断言。更先进的舰种出现及蚊子船的弊端显露以后，李鸿章不得不订购新舰，这就是薛信中提及的“排水量更大”而炮重稍轻的两艘舰。此二舰就是“超勇”、“扬威”两巡洋舰。但在薛斐尔写此信的时候，更先进的巡洋舰和铁甲舰又问世了。李鸿章不得不说服清廷付重金购买更先进的舰种。最后一批订单是1885年下的，最后一批战舰是1888年交付北洋海军的。此次交付后北洋海军拥有的能够出海作战的主力舰共有七艘，即薛信中提到的两艘德制铁甲舰“镇远”和“定远”，以及钢制巡洋舰“济远”、“致远”、“靖远”、“经远”和“来远”。从此直到北洋海军覆灭，这七艘就是它仅有的可以出战的主力舰。凭着这点家底，和其他辅助舰船，1888年的北洋海军尚优于日本海军。但清廷自1885年起就不复在海军建设上投资了，而日本一直在奋起直追，在那以后购买了大批以船速快、炮速快为特点的最新式舰船，由此奠定了在甲午海战中取胜的技术基础关于中日海军竞赛中中国从技术领先到落后的过程与原因，包括19世纪后半期海军装备的飞速更新换代对此的影响，详见马幼垣、杨国强、姜鸣、艾尔曼等《甲午一百二十年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61，82-84页;陈悦：《沉没的甲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二章。。

信中提到的在华西人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俱是事实。赫德在1884年曾自陈，为了使英国控制中国海军，他已经奋斗了25年[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21页。。不过，由于李鸿章等洋务大员的警觉，这些企图最终都未能得逞。但这是薛信发表以后的事了。

（三）对西欧列强“帮助”洋务运动的动机的批判

“欧洲只是在确保中国人无力打破从属地位的限度内和条件下才允许和鼓励‘西方文明在华发展的。它在鼓励中国自强的借口下向它出售枪炮和轮船，因为它知道中国人没有能力掌握这些武器，也知道一旦发生战事，这些武器就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第一支开来的欧洲军队的战利品。在商业上，英国独家统治着中国。中国外贸的86%是与英国进行的。帝国海关对所有进口货征税，而海关总税务司是个英国佬。他指挥着一群外国官员，他们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指挥着炮艇和缉私艇，管理着航标和灯塔。”[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第279-280页。

“至于一直在监视着中国提升陆海军实力之进程的西方列强的大臣和部长们，心里早已拿定主意，为中国的进步画了一道红线。在这个界限内，他们的国民大可继续对华出口军火以赚大钱，他们的同胞也尽可以继续在中国海军当官。所有这些军备，承平之时都不过是逗总督阁下开心的玩具，一旦战争爆发，就会沦为他的敌人的奖品。”

“这个国家有四万万人，如果转到正确明智的方向上，如果能够从伦理重压下解放出来，如果能够摆脱欺凌她毁灭她的列强和其他国家强加在她肩上的重轭，那将迸发出多么巨大的力量。每思及此，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认同一些资深外交官的以下看法：西方与其说在推动中国的军事进步，不如说在压制这种进步。……每当中国试图前进之时，欧洲驻华代表们的魔掌就会压下来。”[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鮮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页。

在痛斥欧洲人对华政策中的帝国主义的同时，薛氏相信美国是唯一愿意平等对待中国、真心帮助中国进步的西方大国，反映了近代以来美国人在对华关系上常常持有的自命不凡的理想主义情怀和自我优越感。不论这种情和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信中对欧洲列强的批判无疑是有事实根据的。

（四）对李鸿章的批判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极具争议的人物。这里只谈与李鸿章、薛斐尔同时代人的评价。在国内，他与曾国藩、左宗棠和张之洞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李的老对手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甚至有西方舆论称他为“东方俾斯麦”。李鸿章当时因深得慈禧信任，权倾朝野，实际控制着北洋水师和淮军这两支中国装备最好的军队，很大程度上也主导着清廷外交决策，总理衙门则被边缘化。和当时在朝野均占绝对多数的拒绝改革开放的保守的官僚士大夫相比，李鸿章对世界大势有一定认识，主持洋务大刀阔斧，重用了一批如马建忠、薛福成、盛宣怀、郑观应、唐才常、容闳、徐寿、刘铭传、袁世凯等或学贯中西、或学以致用、或有胆识的开明知识人、外交家、实业家、军事家和行政官员。甲午战前中国的四大军工企业也即薛信中提到的“四个兵工厂”中，李鸿章独自创办了一个（金陵机器局），与曾国藩合作创办了一个（江南制造局），扩建了一个（天津机器局）。但即便在甲午战前很久，“李中堂”、“李傅相”、“李伯相”的声誉如日中天之际，也还是有中外人士对李的才识及其主政不以为然，薛斐尔就是唱衰李鸿章的少数有识之士之一。他在信中指出了李的四大弱点：仰慈禧之鼻息，无力真正理解近代国际关系和近代军事的精髓，无力调度非其派系或其他省份的资源和军队，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深层次弊端如重文轻武缺乏起码认识。其中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前述引文中已有涉及，包括李欠缺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智慧，以及误以为他有一支真正的海军等。事实上，由于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因此整个公开信都可以视为对李的批判。这里仅介绍信中专门谈论李鸿章的一段文字。

“李鸿章是中国皇帝的高级监护人，身兼大学士、十八行省的总司令、北洋通商大臣等要职。他的宝座设在天津，而此城是通往京师的门户。他就在那里管理着进出北京朝廷的外国外交官，乾纲独断地规划和实施着这个国家的内外政策。因此李鸿章是四万万人民的绝对的专制统治者。不过，蒙这个政府制度之所赐，他不得不仰皇太后鼻息，而这位太后不过是个无知、反复无常和不讲道德的妇人罢了。只要太后愿意，一句话就能令总督大人的一切权势灰飞烟灭。……他今年五十九岁，身高六英尺二英寸。眼神犀利，目光无情，一副专横傲慢的派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东方人，彻头彻尾的中国佬。这就是说，他蔑视西方列国，仇恨所有外国人。直隶总督李鸿章是东方的俾斯麦。……然而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走在他的同胞前面有多么远，而在于较之于其同胞，他对缔造了现代西方世界的治国之术和科学技术多少还算有些理解，他至少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他购军舰，建要塞，试验鱼雷，用现代武器操练他的兵勇，忙得不亦乐乎。他也知道尽管吾人身处文明世界，刀剑依然是国家间的最高仲裁者，因此中国要想获得尊重，必须武装起来。但是他未能认识到妨碍他的陆海军抱负之实现的一个主要事实，即中国缺乏尚武精神。”[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282页。

以上言论明显有自相矛盾和夸大之处。既然仰太后之鼻息，怎么可能是四万万人的绝对的专制统治者？既然行省各自为政，李又怎能称为十八行省的总司令？不过，薛氏这里的基本观点还是成立的，即李鸿章一方面大权在握，一方面又是慈禧的奴仆;既愿意承认和学习西方的器物优势，又抱有排外心态;虽然致力于中国军事的现代化，但对中国文化的重文轻武缺乏认识。薛氏称李氏对西方治国之术和科技的一定理解是其“伟大之处”，并非过誉。在当时为数十多万的士大夫和官僚中，具备李氏的世界眼光、愿意学习西方者确属凤毛麟角。据李提摩太回忆，1895年9月17日，李曾当面告诉他说，朝中高官对国外事务仍一无所知，朝廷大臣们称西方教育为 “鬼子学”[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甲午战败后尚且如此，遑论薛氏写信之时！但作者也有高估李鸿章之处，他称李认识到“刀剑依然是国家间的最高仲裁者，因此中国要想获得尊重，必须武装起来”。不能说李毫无薛氏所言的这种意识，否则无法解释他大半生致力于自强运动的事实。“洋人论势不论理” 这句名言就出自李鸿章之口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二十四卷，（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92号，第1页。。然而，从李鸿章四十年外交生涯的整体来看，李的这种认识终属肤浅。他始终对近代国际关系的弱肉强食本质缺乏真正认识，始终对西方的“万国公法”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仅举一例，1876年1月24日，李鸿章会见日本使节森有礼时，双方有过如下对话：

森：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

李：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怎能没用？

森：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于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

李：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

森：万国公法亦可不用。

李：叛约背公法，将为万国所不容。马幼垣、杨国强、姜鸣、艾尔曼等：《甲午一百二十年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李在其主持的几乎所有对外交涉中几乎总是主和求和甚至乞和。作为外交决策者，他从未有过类似曾纪泽的伊犁交涉那样的成就。作为“总司令”，他也从未有过类似左宗棠收复新疆那样的战功。事实证明，李确实欠缺薛信在前文中所说的“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智慧”。薛信也称其为“东方俾斯麦”，但显然不是指他的外交和军事成就，而是其权势。

不过，李鸿章虽然办外交时一意求和，但这是缘于观念落后、识见欠缺，绝非洋奴。薛信称他“蔑视西方列国”，这也是当时與李氏打过交道的外国人的普遍感受。近二十年后梁启超亦有同样评价：“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梁启超：《李鸿章传》，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52页。

结语

薛斐尔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正在获得的不过是一种虚构的实力，其追赶西方的步伐也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与此同时，它对所有外国人的敌意，倒是实实在在地顽强地增长着。”[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第288页。换言之，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仍是一个中世纪国家，装备着现代化武器的中国军队仍是一支中世纪的军队，中国政府仍是中世纪的政府，这个政府最高决策层中最开明的政治家的头脑，也还停留在中世纪。证之于历史，确是不刊之论。如梁启超所言，真正把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唤醒，使其认识到西方和日本对中国的优势之根源在于形而上的制度和文化的历史转折点，是甲午战争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33页。。这一认识早已成为史家共识。

综上，说这封信开对洋务运动和李鸿章之系统批判之先河，恐不为过;也不啻是对李鸿章的政治生涯和洋务运动提前奏响的挽歌。

（责任编辑;陈炜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