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录平 周育平

摘要：基层社会是人民群众创造和承载美好生活的基本平台，也是党的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关键是要落实到基层。基于社会建设的视域，在党组织直接行使行政权力逐渐弱化的背景下，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体现在其对基层社会意志的表达力上、对基层社会发展的引领力上、对基层社会运行的规范力上。为此，基层党组织要从以政治动员为轴心的功能模式转换到以政治沟通为轴心的功能模式上来，强化政治参与功能，优化政治教育功能，规范政治执行功能。

关键词：社会建设;基层党组织;功能调适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9）02-0091-08

党的十九大围绕建设一个“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执政党进一步布局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求“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1]，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代下党的建设与社会建设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党的建设与社会建设的良性互动离不开党的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从党的建设层面来说，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组织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从社会建设的层面来讲，基层党组织又是党联系群众、引领社会的“前哨”和“第一站”。落实和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同样也需要从社会建设的视角出发，以社会为本位，寻求基层党组织功能调适的内在逻辑，准确理解基层党组织在新时代的战斗堡垒作用，创新基层党组织“发力”的重点、内容和方式。

一、社会建设视域下基层党组织功能调适的逻辑定位与依据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主要是中国革命中巩固和扩大党的队伍和影响的需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与其他政治力量竞争中的政治优势;根本的逻辑在于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即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工农无产阶级的政党，要把民众的分散的无组织的力量经过党的基层组织主要是支部的工作团结起来。从这一逻辑出发，党的基层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被定位为基层社会、基层群众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基层党组织的功能模式是以政治动员为轴心进行设计的，基层党组织的任务是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种决议，发展党员，教育和训练党员，扩大党的队伍与影响。基层社会在党社（群）逻辑关系中是被组织起来的对象，基层党组织的地位、作用与功能是從党的建设意义来定位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基层社会进行了改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过党的行政化运作，社会发育被纳入到党政体系中，基层党组织被政权化，在基层社会中行使行政和业务管理权力，基层党建形式表现为单位党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积极推进党政职能分开，又通过政企、政社、政事分开等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基层社会在党的领导下获得很大的自主发育空间，社会活力得到激发。社会建设命题的提出，表征了执政党与基层社会关系的调整与重构，社会要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从原来的高度行政化的被组织状态发展到党领导下的良性自组织状态。在此逻辑下，传统的单位党建开始向社会党建转变，基层党组织要以党的理论基础、中国基层社会发展的文化传统、当前基层社会发展的现状为依据，调适其在基层社会中战斗堡垒作用与领导核心作用的内涵、形式与重点。

（一）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坚持党的一切活动服从人民的利益，自觉充当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工具，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体现在对基层社会意志的表达能力上

党的基层组织在基层社会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具有的功能及其作用与功能方式、目标等首先取决于政党的理论基础及其政治纲领与奋斗目标。从生存逻辑来说，政党只有得到社会民众的支持，不断扩大自己的民众基础，从社会中汲取资源，才能获得自己的政治舞台。政党在社会系统中争取支持、进行斗争、调整策略、实现妥协、发展党员等都得通过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以实现自身的组织力量。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不同在于，它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社会民众的工具，是社会民众意志与利益的表达工具。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的国家，所执行社会职能都是为其阶级的政治职能服务，而无产阶级革命后所建立的新型国家，其政治职能是为社会职能服务的，“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2]无产阶级国家只是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形式，终将被“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所取代[3]。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是把“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取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4]。在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中，实现社会的自身健康发展，把社会由被组织状态解放出来，实现其自组织状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真正使命。

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立党宗旨，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为衡量党的所有工作的标准。一方面，人民是个集合概念，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工作、不同的时期，人民的诉求都会有区别。一些人高兴、满意，并不等于另一些人也会高兴、满意;一些人答应并不等于另一些人也会答应。同样一个政策，此一时满意，彼一时则有非议。在阶级社会里，存在阶级冲突，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有思想的先进与落后、道德境界的高低、认识的正误等区别。党的基层组织，面对的都是大量零碎的、分散的而且是不断变化的利益诉求和思想主张，要把这些分散的零碎的利益诉求、思想主张系统化，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一定的政治水准以及科学的制度设计、通畅的表达渠道。从社会发展的视域定位，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会的政治信息处理器和群众意志加工厂，是各地区、各领域公共政策、公共价值、公共利益的生产者，为基层社会提供合格的政治产品是基层党组织的根本职能。

（二）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曾经有过相对成熟的儒家思想主导的社会文明，但近代以来的社会现代转型没有根本完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体现在对基层社会发展的引领能力上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定性本身就说明中国社会的畸形与不成熟性，作为封建社会，早已走过其成熟阶段，日暮西山了;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处在封建力量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夹缝中，资本主义的国家与制度无从产生，也就无法进入资本主義社会。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既是弱政府、又是弱社会，表现为国家的权威性缺失，社会发育不良。基层社会的发展没有目标、没有动力、没有秩序。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就是“应”改造中国社会之“命”而生，把封闭、分割、压抑、混乱无序的传统社会改造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社会。为中国基层社会的健康自主发育提供目标、动力和秩序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基层社会的健康发育需要几个条件，一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能使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先进思想、政治力量有发生和成长的空间;二是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思想和政治力量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三是遵循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定规律。传统的中国基层社会有一套成熟的机制，一些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乡绅、乡贤、德高望重的家族长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凝聚作用、发动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儒家思想落后、封闭、专制的一面日益扩张，封建旧势力日益走向专制，基层社会的自我调节力量随着儒家意识形态的僵化及制度的解体而参差不齐、日益萎缩，无法应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封建社会解体后，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及其政治力量相对封建思想与力量要先进，但由于不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历史，不能深入到基层社会民众的内心，不能融入到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心理结构而无法落地生根。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自己的代表力量——中国共产党，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深入民众心理，把时代变革的需求融入传统文化机制去。中国共产党因其科学的理论指导，严格鲜明的纪律，覆盖和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强大组织，而成为中国基层社会发展中无可替代的凝聚力量、引领力量。

（三）从政党方位和现实的逻辑来看，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持续推动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新旧观念的碰撞、社会关系的脆弱，要求基层党组织成为提升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规范力量，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体现在对基层社会运行的规范能力上

从现实的逻辑来看，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化大生产与现代化的产业分工建立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市场经济体制是无法回避的选择。市场经济带来的基层社会变革使基层党组织的活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加强，利益主体的多元分化，利益关系的日趋复杂，以及各种制度的尚不成熟，使得利益博弈规则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整个社会共识的形成还处于磨合当中，“传统中国的社会自我组织机制、解决问题的能力随其社会基础的变化而弱化”[5]转型时期的基层社会最需要的是规范力量，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一个全新事物，其体制健全、机制完善有一个探索过程，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法律体系、道德体系、新风尚、新伦理的形成需要一个先进的政治力量来自觉推动;二是基层社会及民众对市场经济的规则及其适应养成也需要一个训练和适应的过程;三是市场经济有其配置资源的优势，但也有其滞后性，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不同利益的有序表达、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利益博弈的有序进行、政治民主的有序推进、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日益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首要内容，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体现为对基层社会运行的规范能力上。

市场取向改革中的基层社会建设是一个由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市场机制不仅仅是经济的加速器，它又像一柄利刃，能无情地割断人们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的伦理纽带，把他们转化为在市场中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立个体”。[6]由于没有组织使市场化改革之后高度异质性和流动的个体产生持续交往，市场经济中的陌生人社会很难形成互惠交换的规范秩序，社会个体“原子化”，使得相互间信任稀薄。在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任务是践行和弘扬体现劳动者思想观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新型的工作生活关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在基层社会、在人与人之间重建信任，用规则看守心灵，让人们学会和陌生人打交道，学会和陌生人讲话。把形式意义上的“陌生人社会”推向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核的新型“熟人社会”（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并不熟悉，但因对现代市场规则和治理秩序有着一样的共识而彼此熟悉），即成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基层社会。

二、社会建设视域下基层党组织功能调适的实践要求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社会的有序发展有赖于基层党组织扎实有效的工作。基层党组织不仅要从基层民众与社会中汲取力量与智慧，更要尊重历史文化传统，遵循中国基层社会发展内在规律，不断提升党组织的民意表达力、社会引领力、规范执行力，通过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使党深深扎根于基层民众与社会之中，与社会民众共进步、同发展。

（一）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参与功能，增强“表达力”

党组织对民众利益与诉求的表达能力取决于党群之间、党社之间民众意见表达渠道的通畅程度、党的组织决策成员的理论水平、党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科学合理与否等各个层面，但首先取决于群众诉求与意见的表达通道，取决于党组织群众参与政治的性质、范围、广度以及制度化水平和反应时效。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组织基层民众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向往，参与美好生活的设计、谋划与实践，是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党章中所规定的党员各项政治权利就是参与政治的权利。基层党组织通过发展党员、保障权利、实施民主集中制、领导基层社会基层组织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式组织基层民众参与政治。

增强党组织的民众“表达力”，就要进一步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式参与。新中国成立后，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参与功能是以政治动员的模式和理念得以实现的，在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体制下，民众的个体利益被整合在集体利益之中，基层党组织为完成政治经济社会目标，集中统一，层层动员、广泛发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形成政治运动。这种模式下，政治参与的效用不是为了影响政府决策，而是为政府的决策执行凝聚民心、铺平道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促成社会资源主体多样性发展和利益分化的多元社会的不断壮大和成长。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等多样化，导致参与要求的提升和参与范围的扩大，传统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由于民众个体利益的合法化，基层民众在教育医疗、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各方面主动参与政治的要求日益强烈。在民众诉求多样化、复杂化的情况下，基层党组织要提升自己服务民众、代表民众的能力，需要修复和强化其组织政治参与的基本职能，变动员型参与方式为主动型参与方式，把民众的诉求通过党组织的制度化通道输入到各级党政决策系统中去，防止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与制度化通道不畅导致的政治不稳定，并疏导基层民众的不理性参与，从而更好地体现党的性质与宗旨。

增强党组织的民众“表达力”，就要进一步坚持和貫彻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拓展和创新大众型政治参与。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儒家政治理论反映了小农生产者的意识形态，民众获得政治信息的渠道单一，文化的垄断，政治知识的欠缺，导致民众只关心家族、家庭等个人小团体的事务，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参与只是少数儒家知识分子的事情，政治参与表现为精英型参与。中国共产党由于定位于为普罗大众谋取幸福，强调中国革命需要一个社会底层的大变动，因而发动群众是党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功的根本途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强调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克服困难，艰苦创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构建了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整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激发民众的集体主义精神，引导其关心公共利益，积极投入党的事业中，这样就把传统的精英政治改造成了大众政治。改革开放后，个人利益获得发展，民众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度、政治参与的心理机制发生了改变，党的活动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层党组织要增强其对公共利益与意志的表达力，积极拓展和创新大众型政治参与。一是要利用执政资源保障基层民众和党员的基本权利，即宪法规定的参政议政的权利。二是扩大基层党组织利益表达的覆盖面，提高基层党组织联系多元社会、表达不同群体利益的能力。要优化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扩大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把新社会组织、新兴产业的从业人员纳入到党组织中来;三是畅通基层社会的政治参与通道，保障基层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权力，组织基层民众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引导并发挥好各类群众团体、社会自治组织乃至非政府组织的利益表达作用，探索在这些组织中创设利益表达载体，协调好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类社会组织的关系，引导好群众有序进行利益表达和民主参与，真正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主体。

（二）优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教育功能，回归“引领力”

基层社会的发展使得基层党组织依靠行政权力动员群众、整合社会的功能日益弱化，基层党组织必须通过扩大非权力性影响力，以思想政治教育、模范带头、服务奉献等引领民众与社会前进。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尊重社会的意志，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回归为非行政权力基础上的“引领能力”。从社会层面来看，基层社会要形成自组织体系，具备自我调节、自我矫正、自我修复的能力，关键在于民众的思想政治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普遍的政治、道德、价值观念上的共识及其自我维护。而社会转型时期，基层社会问题繁杂，呈现的各种“病象”，关键在于“整个社会价值维系的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党在基层社会里的执政方式最根本的还是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传统的中心环节，要形成新时代下的“社会教化”体系。基层党组织的任务是落实党章规定的组织党员学习、教育培养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培训党员干部等，通过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高自身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基层民众的素质，实现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的共同发展。

一是要调适政治教育的内容与重点。社会的现代转型要求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换，不断调适其内容与重点。在这点上，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来不断调适的。新时代要用新时代的思想理论、用新时代的思想观念来教育民众、武装民众。调适的过程中，对于中国革命文化，一方面，革命时期理想信念教育、忠诚教育，党的初心与使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宝贵财富，需要发扬光大;另一方面，革命中的思维方式、斗争形式和价值判断等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转换。同样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艰苦奋斗的创业文化，计划经济时代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在新时代要有新的体现与作用方式。基层党组织在弘扬和倡导创业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的同时，需要在党员和民众中进行社会主义公民常识教育、社会发展规律教育和政治文明教育，提高民众的政治辨别能力，理解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边界，正确处理好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特别是要在党内外开展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教育、诚信教育、法治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把理论灌输与解决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生活化。

二是要调适政治教育的途径方法。在革命中，由于农民群体的数量庞大，认识落后，长期的封建思想毒害严重，理论的灌输和情感性的鼓动在政治教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流动性的加强，信息的迅速传播，民众的文化素养和民主能力的提高，要求改进党的政治教育方式与方法，变单向的理论灌输和政治宣传为互动性的学习与研讨，通过党内外的全员学习、团队学习、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学习等各种方式，倡导理性思维，培植科学素养。要重视基层党组织教育民众的职能，通过党员干部的以身作则、模范带头、敬业奉献，通过领导基层选举、基层管理、基层自治对基层民众进行民主训练，培养自立、自强的精神。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以反对党内漠视民众、鄙视民众的思想与态度，特别是基层干部队伍中由于理论水平的局限、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容易出现的唯我独尊、害怕民众的现象。要充分利用信息传播技术，发挥先进文化的潜移默化功能，在基层民众中做好宣传引导、解疑释惑的工作。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通过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与基层社会建设的良性互动，实现基层社会的自我调节、自我修补、自我管理。

（三）转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执行功能，提升“规范力”

基层党组织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非权力”引领能力，另一方面，也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的公权力使之贯彻落实。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执行功能在党内是通过严格的纪律来保证的，在党外是通过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的。在执政条件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转化为国家法律、计划、规划等，由国家公权力执行。基层社会能否有序运行，关键取决于基层公权力的运行规范与否。基层党组织是民众的旗帜，其政治执行的内容、方式影响着党群关系，影响着社会风气。要实现基层社会的自组织状态，基层党组织必须成为基层社会中公共权力运行规范、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首先，基层党组织要成为基层社会中公共权力运行的规范平台。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党组织是直接作用于基层民众，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作用于原有政权体系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与任务的，而在人民政权建立之后，党应当是通过政权的力量间接作用于民众以引领社会前进的。计划经济條件下基层党组织被行政化，直接行使行政与管理权力的领导方式在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发生了改变，基层党组织不再直接行使管理权力和支配资源，基层党组织履行政治执行职能的方式与途径要依循其应有的逻辑，即通过公共权力作用于民众。党组织的职能与工作重心要转移到对公共权力运行的规范性和正确性的保证上来。为此，基层党组织要落实党要管党的职责，加强对行使公共权力的党员干部的监督，使基层社会里各种管理权力成为按规矩办事的平台。要通过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让大家都明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自觉按原则、按规矩办事。”[7]那种认为在党政分开、党企分开、党事分开的背景下，执政党不再直接行使本单位或行政区域的行政权力和业务，而只能以服务这一形式开展工作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与做法会弱化和淡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职能。诚然，党的领导是一种服务，但是它是一种政治服务，是通过营造一种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政治生态来为人民服务。强化基层党的政治规范职能，主要是通过党的组织、党的纪律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来落实的。党组织对基层政权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虽不直接行使权力，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公共权力、行政管理机关的首长大部分都是中共党员，基层社会管理者多有党员这一身份，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公共权力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得以实现和强化的。从党的性质来说，党组织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能力也有权力对政府公务员、单位负责人等公共权力持有者及其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和问责。只有基层公共权力的运行得以规范，基层社会才有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党的领导才能在基层得以正确落实。

其次，基层党组织要成为基层各种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支撑平台。一是基层党组织要积极主动支持民间组织的发展。党的领导与作用要体现在党在民众之中。在党组织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上，基层党组织要活动在民间组织之中，而不是高高在上。基层党对民间组织活动的引导通过在民间组织中的共产党员的活动来开展，要鼓励有能力的党员担当民间组织的发起人，鼓励党员以民间组织为载体服务群众，使民间组织和公益事业成为发挥党员先进性的新阵地。二是基层党组织要积极支持城市、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运行，支持其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三是规范基层党组织与新经济组织的关系。新时代下，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存在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民众在基层社会中的主要经济活动。基层党组织要创新和规范自身与新经济组织的关系。一方面，党组织要支持各种经济组织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开展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又要防范市场经济规则侵蚀和扰乱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活。在基层社会和基层经济组织中创新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理顺党组织隶属关系。党员干部要明确自身的政治职责，在基层经济活动中发挥“帮助、促进、监督、协调”的作用，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凝心聚力，形成基层社会中健康的经济、政治秩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1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

[5]孔陈焱.基层党建引领社会建设的机制创新及效能发挥[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6）：40.

[6]何艳玲.“回归社会”：中国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结构调适[J].开放时代，2013（3）：32.

[7]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创新驱动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N].光明日报，2013-11-06（1）.

责任编辑：谭桔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