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霞 王丛民 奥尔洛娃

【摘要】一直以来，学者们对俄语与其他语言文化“碰撞”的过程及结果有进行语言学描写的传统。对俄侨网络话语进行语言学的综合研究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在华俄侨作为俄罗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虽没有同化到汉语言文化语境中，却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俄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类型，但语言地位相同，在现实交际中的不同语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俄侨语言团体对汉语言文化的理解与接受程度。论文试图通过分析俄侨对网络行话“老外”一词的理解与接受，指出俄侨网络话语的独特性，从而阐释俄汉两种语言文化的相互影响。

【关键词】侨民语言；网络行话；老外；外来文化词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隨着社交网络和新媒介的出现，网络为“亚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不同种族与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交流与接触产生的重要语言事实片段充实了“大量网络语篇信息”。当前，随着中俄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愈加频繁，在华俄侨数量呈明显上升态势。在独特的异域文化语境中形成了与俄罗斯本族语有所不同的侨民语言（язык русских экспатов）。这里的侨民是指长期住在外国而保留本国国籍的居民，而侨民语言是指生活在其他语言文化中或受另一种语言文化影响的俄语说话人的交际语言。

俄侨网络行话（интернет-жаргон）——老外行话（лаовайский жаргон）（操该种社会方言人的自称）是用传统语言学术语“行话（жаргоны）”一词表达的一种网络社交语言。研究俄侨网络行话需要解决哪些迫切问题，才能丰富俄罗斯语文学（русистика）和跨文化交际学，这也是学者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一、俄侨网络语言中的外来文化词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前苏联到中国工作的各行业人员彼此交流，形成了大众网络交际，随着这一团体的产生和不断发展，俄侨行话作为一种网络语言学现象开始引发学者们的研究兴致。但是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与20世纪初及中叶的俄罗斯东方侨民（русские восточные зарубежья）的语言历史相割裂。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在华俄罗斯人实际上来中国已经有几十年，与国内失去了联系，后来因为某种历史客观原因引发大量侨民遣返回国和从中国移民，最后一批移民潮是20世纪50-60年代。因此，上万俄罗斯侨民（在1954年至1961年间仅从哈尔滨领事区返回前苏联的就有19608人），70年代末降至600人（Аблажей Н.Н.，2008，Кротова М.В.，2014）。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华俄侨数量呈稳定增长态势，据统计，目前在华常住俄侨约有3-4万人[ХорошайлоА.Ю.，2016：70]。但是，与20世纪上半叶在华俄侨相比，其社会地位和居住地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此前俄侨拥有庞大的聚居中心，仿佛是住在中国的俄罗斯“文化飞地”（культурный анклав）中，保留着自己纯正的母语、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同时兼具东西方文化价值观，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在哈尔滨和上海接受了专门的高等和中等教育，熟练掌握了外语（Таскина Е.П.，Мухин И.А.2009：91），那么，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些俄罗斯人散居在中国境内的所有大中城市，没有形成类似美国俄罗斯街区那样的聚居区。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历史上的在华俄侨以哈尔滨为中心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世界，而在欧洲的俄侨及其后代极力想融合到当地的文化中，他们明显被同化了，而在华俄侨则没有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没有被“本土化”，这主要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习俗和传统促使俄侨始终保持一种民族文化自觉性。

近些年来，中国境内的大部分俄侨通常是既懂汉语又较年轻的行业专家，需要强调的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仍然“不想被同化，也不想获得他国国籍”（Хорошайло А.Ю.. 2016：70，Кабакчи В.В.1998：20）。但是，学者们不认为上述俄侨均已掌握汉语。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能掌握汉语这样一个类似“外星球的语言”是非常有难度的事情。据观察，并非所有初到中国的俄罗斯人都具有初级以上的汉语水平，这些侨民的状况和社会文化特点为语言学研究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原始数据。

首先，侨居在国外的俄罗斯公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关注远离俄罗斯本土的俄侨在旅居国的经济、文化、语言和心理适应等问题的大量网络平台开始自发产生并得到积极发展。毫不夸张地说，大部分俄侨都能熟练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言语交际，因此出现了大量的交际文本，这是俄侨语言团体对汉语言及其社会文化现实阐释的客观化结果。

其次，在俄侨网络交际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文化词，这些词汇的运用具有独特的言语语境。然而，在俄罗斯国内学者对境外俄语和中俄边境地区使用的俄语语言进行描写时，这些外来文化词（ксеноним）尚未列入其中。

外来文化词或异域文化词（ксенонимы）是表达外来文化元素（элементов внешних культур）的语言单位。在任何国家语言文化中都存在这种现象。例如：在俄语中的汉语、日语文化词“茶”（чай）、《дзюдо》“柔道”《суши》（寿司），合气道《айкидо》；日语中的俄罗斯文化词マトリョーシカ人形（套娃），サモワール–（俄式饮茶）。或者说，外来文化词是用于称名外来文化元素（элемент культуры）的二次表达单位（Кабакчи В.В.，1998：20）。

俄罗斯国内对于“境外俄语语言即保留侨民团体尤其是其后代的母语问题”（Земская Е.А.2001）研究不够深入。也许是由于绝大多数在华俄侨无意（或者不能）在新的国家扎根，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只是暂居他国，因此，在与居住国说话人进行交际时尽管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但他们也不愿意丢失母语选择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所以，他们一般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完全融入汉语言环境中，但是除了上述这些语言因素外，还有语言学、语言文化、社会语言学方面的因素对俄侨语言产生深刻影响。

Е.А.Оглезнева的研究数据显示，汉语对哈尔滨第一批移民潮（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侨民语言没有产生很大影响。“汉语作为一种具有与俄语完全不同的结构和演化特征的语言形式，不能破坏俄语语言固有系统。”[8，9，10]换言之，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在语言接触中对彼此自身系统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如果说有影响，倒是俄语对汉语口语产生的影响还是可以看得见的，例如，在今天哈尔滨地方方言中仍有不少俄语外来词，如布拉吉（платье）——连衣裙、大列巴（хлеб）——面包、维得罗ведро——水桶、苏波суп——汤、骚达子солдат——士兵、玛达姆мадам——女人、壁立砌билич——取暖炉、蹲笆篱子——坐监牢等，实际上哈尔滨地方语中的俄语外来词还有许多。此外，聚居在哈尔滨汉人区域的俄罗斯成了独特的语言环境，这使其彼此间用“俄语交际的优势更为凸显。”[8，c.13，14]身处异国为了生活便利而聚居的侨民可以不用通晓所在国家的语言，因此，俄罗斯侨民的交际语言较之于国内的纯正母语被认为是在社会和文化意义上有些略显不足。

二、俄侨网络行话中对“老外”一词的理解

语言是一个音义结合的系统。世界语言的类型差异表现在从语音到文字的各个方面。由于俄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那些初接触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俄侨始终认为掌握汉语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因此，对俄侨甚至是通晓俄汉两种语言的俄罗斯人来说，汉语对其母语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可能性并不大，尤其在语言的结构系统属性方面更是如此。

影响俄语在侨民语言团体声望和地位的社会文化因素决定了积极运用双语环境这一独特事实的存在。在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密集接触的环境里，侨民日常言语中使用从汉语中引进的外来词已变得不足为奇。研究者们特别指出单一使用俄汉混杂语（洋泾浜语）（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пиджин）的趋势：“只有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一方单独使用这种言语形式：首先是中国人使用俄汉混杂语，而俄罗斯人说自己的母语，为了让其他民族的人能够理解，才在自己的言语中加入洋泾浜式的词语片段，即混杂语的运用仅限于那些被赋予“外国人标记”《регистр для иностранца》的人（同上：35）。

汉语在当代俄语移民团体中的声望与地位问题成为研究这一团体社交网络语言中诸多需要解决的最有趣的问题之一。

В.В.Кабакчи提出“语言引力原则”对俄汉双语语境（环境）产生的影响，根据该原则，一种语言对（世界上或某一具体地区）使用该语言民族的政治经济产生直接影响（В.В.Кабакчи2009：87）。

身处所在国家，文化与生活、语言与传统、工作与休闲成为俄罗斯人网络交际的主题。在这些主题言语中充斥着各种程度移植改写的外来汉化词（ксеноним-китаизм）：从全俄化词包括形态变化和构词模式，如лаовай老外，лаоши老师（男），лаошишка老师（女），лаобань老板，шифу师傅，чифанить（吃饭），чифанька（吃饭卡）等，到不推荐使用的汉字夹杂词（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ое вкрапление）。而且这些语言单位的运用经常具有理据性，不是因为信息空缺（информативная лакунарность），而是因为说话人的语言文化和逻辑推理意向使其有意识地选择汉语词。

实际上，在侨民言语中使用最频繁的完全异化词一般都是事物本身的称名（类似于音译词）。以在华俄侨流行的网络语言名称为例，（интернет-медиа（网络-媒体），блоги（博客），подкасты（播客），сообщества в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етях（社交网络团体）：Лаовайру，Лаовайша，Лаоваевнет，Лаовайкаст，Давай лаовай，Байки лаовая，Мудрый лаовай.

在标准语言学词典中没有лаовай这一词素的情况下，根据网络搜索能够确定不少于20种语义、语用意义及其词的使用度。

试举几例：Лаовай от кит.（老外）（源于汉语）逐词表达为“Старина（老）Иностранец（外国人）”。通常，俄罗斯人认为这是一些文化层次不高的人对外国人的一种称谓，有时表达“毛子”（чурка）的意思。接受过更多教育的成年人和孩子们经常运用的词语是“外国人”，即Иностранец。“Лаовай”一词在非正式语境使用相当普遍。请看下列这段网络交际文本：Это был очередной заказной сюжет（скорее всего，все они были，только я тогда по наивностине догадывалась）на местном телевидении Ханчжоу.Комне приставили двух девочек，одна сексуальная，вторая-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ая телеведущая и уже продюсер. Рольлаовая，как вы понимаете...Короче，догадайтесь по фото，кто есть кто.這是Лаовай是新词，因此没进入词典中。但是，在刊物中这一词的使用相当频繁；已经有关于“老外”一词方面的文章了。Лаовай一词没有准确答案，有人认为这个词不是褒义词，有人认为是中性词，因此，应该对该词的使用语境有一个清晰的界定，目的是不要弄混该词的意义，到底是友好的称呼，还是含有嘲笑和侮辱的贬义。根据该词在各种语境中的使用，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老外”一词是中国人书面语和口语中使用的中性词。大多数中国人说出这个词时并没有上下文，是偶然的……但是，中国人经常在非正式的友好场合运用这个词。

北京奥运会前夕，《人民日报》俄语版曾发表一篇题为《文明奥运和喊“老外”无关》的文章。作者针对中国人使用“老外”一词是否真的具有消极意义进行了追根溯源并给出结论：“最近有位香港歌星说，她有很多？лаовай пэнъю？（друзья-иностранцы）（老外朋友）。这一民间创造的词语，似乎又把“老外”加进了一点亲密的成分。

文章中还指出：以“老外”称呼外国人，特别是称呼西方人，已成为我们很多人的习惯，经常脱口而出，成了流行词语。但外国人是否都能接受这一称呼？我们也许很少仔细想过。这一观点，让人恍然大悟。中国人的这一习惯，原来还有“一厢情愿”的一面。但“老外”的称呼是否含有嘲弄的意味，需要做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语文学家和记者很有远见地指出，“老外”一词在俄罗斯—中国网络文化环境中的使用率不断增加，同时指出该词的语言文化意义。

的确，如果是陌生的中国人脱口而出“老外”一词未必能引起俄罗斯人的积极情感，但如果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俄罗斯人在网络交际中使用该词不拘泥于形式，同时伴有友好的玩笑和交际者之间关系较为亲密等特点，那么，这个外来文化词不仅是一种通用名称，而且是独特的亚文化及其次语言（подъязык）即老外行话（лаовайский жаргон）的标志。

在这方面，汉语-外来文化词（китаизмы-ксенонимы）在老外亚标准语中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们属于行话词汇，具有行话词语固有的识别、暗语、评价、情感表现、语言创造等所有功能；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词，根据跨语言文化学理论（теория интер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它们作为主导词进入到“亚文化”“外来文化”的语言图景中。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各民族、国家、不同语言文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流比以往更加频繁、密切，在碰撞与融合中彼此作用，形成一个充满张力、动态多变的交流过程。其间，各民族对异文化的态度和接受程度等都在发生悄然的变化。不难发现，长期旅居在中国的俄罗斯侨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正在加深。

三、结语

这里，我们从整体上对网络话语“Лаовай”一词的发展动态进行简要描述，同时，分析了现代俄侨语言团体对“老外”一词具有的语言文化特点的理解与接受。对“Лаовай”一词语言文化特点的阐释，为从网络语言学和会话学、交际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跨语言文化学和跨文化交际等视角，综合分析与研究在华俄侨网络交际语言和俄罗斯侨民语言和行话学（жаргоноведение）开辟了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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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孟令霞（1969-），女，牡丹江师范学院俄语教师，教授，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王丛民（1972-），男，牡丹江师范学院俄语教师，讲师，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化学；О.В.奥尔洛娃（1972-），女，语文学博士，俄罗斯托木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教授，现为牡丹江师范学院外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