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 王玏

[摘 要]口述史是新世纪音乐学界热点之一，音乐口述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也刚刚起步。口述史在广西音乐史研究中有如下一些实践，包括：1. 以口述史方法，抢救性收集、整理和研究广西20世纪杰出音乐人的口述史料，尤其经历了抗战岁月的抗战音乐老兵和杰出音乐家；2. 记录广西当代區域重要音乐事件与音乐生活之口述史料，其中访谈是必要手段和途径；3. 以口述音乐史学视域，积极介入区域少数民族音乐史和传统音乐史的撰写工作。

[关键词]音乐口述史；区域音乐史；广西音乐史；研究实践

2014年“全国首届音乐口述史学术研讨会”至今，音乐口述史一直是当代音乐学界学术热点之一。虽短短数年，却波涛汹涌，其学脉渊源确实深远。自有治史，口述史料就是史家书写历史的佐证来源之一。如孔子言到：如果有“文”——典籍，如果有“献”——博学的贤才，就能够论证礼制与历史①。显然文献的记载以及与贤者交流获得口传知识，都是治史之术。子曰：“礼失而求诸野。”那么，可否遥想这其中是否包括诸野中的口述之礼呢？或显然不能避免。在当代学界提出建设“音乐口述史学”之前，音乐口述史早已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应用于当代音乐史和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从研究者代表梁茂春、谢嘉幸、臧艺兵等教授以及丁旭东博士后等学术渊源，可见一斑。然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学科基础理论的建设和基于学科方法论的专题研究，就需进行系统的建设，这也是本次会议以及未来会议召开的核心意义。口述音乐史学科理论的建设，是需要有专心的研究者，齐力共论之的。然而，我们的研究的重心视域并不在此，而是从个人研究视域——区域音乐史的角度，从个人学习经历和研究实践，简单谈谈我们对于口述音乐史方法的学习、认知和实践。但是所言视域尚不能立足于一个独立学科的高度，仅是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广西音乐文化历史研究中的实践总结。

一、初识音乐口述史

2002年，我（李莉）第一次接触口述音乐史史料。那是我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的第一年，被导师田可文教授纳入到“湖北当代音乐研究”的课题组。老师打开书柜，一排排的录音盒带，对我说，这是对于湖北当代音乐家的一些采访，是口述史料，但是如何更好的应用这些资料，需要小心谨慎地考量，因为“惟史不可为伪”。接着，他交给了我一项任务，去访问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著名音乐理论家孟文涛老师。孟老师也是田老师的老师。去做孟老的访谈，要以更为客观的态度来收集口述史料。田老师简单给我介绍了一些孟老的学术成就和提示一些访谈方式，最后说，其他的就靠你自己去访谈，去挖掘了。

怀着初生牛犊的无知无畏之心，我开始了与孟老的第一次接触。但是，迎头却是一个肯定的拒绝：

“不要采访我，我是个可怜人！什么家都不是！这是黄翔鹏说的一句话，但也是我的心声。哈，哈，让他抢先说到了……我没什么好写的，我对自己的‘未棺论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最后，他见我执着，建议我看看他的一些文章，然后再与他交流。①我悻悻而回，向田老师汇报。记得老师大概表示：既然孟老师这样，他也是没辙；让我遵从孟老指导，好好看文章，我一定会从这次经历中学习到很多很多的；最后要写一篇长篇文章作为学期论文，也作为这次课题工作的总结。于是，我开始了多次与孟老师的交流，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访谈，在与他一起讨论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在不断学习和收获。其中，学习的几个关键词汇，在我后续撰写的文章中都体现下列论点：

“慎待史料”；

“措辞——真实与失实之间”；

“惟史不可为伪，惟史不可弄虚”。

我以为，这些词汇对于当今的口述史建设也是极其重要的。由于访谈，我结识了孟文涛教授，也得到他无私的教导，直至硕士毕业。

毕业后，我将此次访谈和学习体会整理出两篇文章《访孟文涛教授谈音乐论文写作有感录》和《论中国音乐史研究和当代音乐中的一些问题——从孟文涛老师的几篇文章谈起》。不想，这竟然是学界最早对孟老的研究文章。回想在研一学年期末，我计划提前毕业，就投入到学位论文的构思中。在田老师的指导下，我成为他学生中第一个开始“湖北音乐史”研究的硕士研究生，选题为《“三厅”与武汉抗战音乐》，这是田老师十分重视的“区域音乐史”。也由此，我短暂触碰了一下口述史的边缘，就懵懂地扎入了区域音乐史的研究领域。

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广西艺术学院工作，学术领域就注重广西音乐史的研究。2013年，我考取武汉音乐学院与武汉理工大联合培养的艺术学博士，田老师又是我的导师。田老师的研究指导方向为“音乐史学理论”和“湖北音乐史”。我选择了区域音乐史的湖北音乐史作为研究方向。学习期间，旋即奔走于邕、汉两城，在继续进行广西音乐史研究课题的同时，也在研究湖北音乐史。随着对广西音乐史研究课题的扩展研究，部分专题的研究方法让我真正涉及到音乐口述史的领域。

二、口述史料的收集与整理

口述史研究方法获得的口述史料，首先，是具有时效性特征的，即，它的可信性的时效是有着时间的限定的，越是久远，就越可能失真，而最终偏离了历史真相；其次，是分为直接叙述和间接叙述两种不同的口述史料的，两者的可信性也是有着差异性的。因此，抢救性收集杰出音乐人的口述史料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口述音乐史学当下最重要的责任，也是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必然存在的价值之一。将口述史的访谈汇集成文献，是研究20世纪历史最为重要的史料，对于音乐口述史学科而言，建设20世纪口述音乐史文献数字数据库，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研究区域音乐文化的团队，也同时分出一定的精力从事这个事业。如前文涉及到的田可文教授曾经做过的口述史史料的收集工作。从事当代音乐史研究的团队，更是注重口述音乐史料，如当代音乐史学代表学者梁茂春教授，正是从当代音乐史研究以及对于口述音乐史料的收集和研究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了口述音乐史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必要性。本次会议中，广西艺术学院研究生肖惠芸和水利同学提交的论文，就是对于广西20世纪杰出音乐人“甘宗容”的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初步研究的部分呈现。但是，与甘教授同时代的人，似乎仅仅只有甘教授了，所以接下来的工作需要进一步跟进。

在访谈甘教授的几个月的历程中，我们学习和总结经验，首先在访谈前对于甘教授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得知仅有一二篇简单介绍性文章后，我们进一步将文献史料扩展至《陆华柏音乐年谱》等相关文献，以及梳理了民国报刊中涉及甘教授的文献，为访谈的问题进行合理规划，做到有的放矢。在访谈中，及时整理记录文献，不可確定性的回答，也使我们的提问有着展开性发展。后续在外围也通过访谈甘教授的学生代表，进一步对甘教授的教学情况、教学理念以及生活故事等口述史料进行收集和记录。在这个过程中，也感叹“口述史方法论的科学化、体系化建构”对于研究实践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核心人物的访谈与记录

人人皆是历史见证者，这其中，一些人对于历史的发展事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音乐历史参与者，他们对于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的看法是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的。因此，音乐史研究者，不能仅仅作为见证中的众多看客之一，而应当积极、有效地对音乐事件和音乐生活进行记录，其中对于历史正在进行中的一些关键人物进行访谈和记录，就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一，让当代人更为深入地了解音乐事件的发生、发展，从而更有目的地参与音乐生活；其二，记录会成为文字史料、音乐文献，成为后来研究者的第一手史料。

以广西当代音乐事件和音乐生活为例，广西虽偏居西南一隅之地，近年来也是有着重要音乐事件的发生，也促进广西地方音乐创作和音乐生活的活跃发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且影响深远的是由广西艺术学院承办举行的“中国—东盟音乐周”。已经成功举办七届的“中国—东盟音乐周”，成功吸引了国内外众多作曲家、音乐表演艺术家、音乐团体和音乐院校的关注，也得到了地区政府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民众也通过视听媒介和网络平台知道了这一音乐盛会。在音乐周活动中，对于作曲家、来往音乐周的代表人物的访谈是音乐周举办者关注的一个重点，在内部发行的音乐周简报中有所记录。作为主办方官方行为，访谈和记录，亦可以作为资料和史料，但同时也会存在显然的局限的。因此，作为独立研究者，我们思考着以个体研究者身份对东盟音乐周展开了一系列的写作，包括对作曲家常年跟进的系列研究等。其中访谈也是我们关注的核心事项。在今年东盟音乐周之后，凭借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歌海》杂志这一学术平台，我们以个体研究者身份发表了“中国—东盟音乐周研究专栏一、二”，其中访谈文章涉及多位音乐周初创者和主办者、常年参与音乐周的音乐学学者和作曲家。①

研究工作必须建立在科学、系统的方法论基础上的，我们对于访谈的方法，也进行了一些探讨，主要是对于访谈问题的设计等方面考量，处于一种“边实践、边总结”的经验探索模式。因此，口述史作为专门的学科，访谈作为其核心的手段，随着口述音乐史学科建设，相关理论将对我们的实践工作有着进一步的指导价值。本次会议中，广西艺术学院研究生刘益行、王璐、李梁霞等提交的文章，就是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思考的方法论的一些体现。

四、口述史介入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撰写

在音乐史学研究领域，少数民族音乐史一直是薄弱环节，这是由于文献史料客观原因造成的。我们在研究广西音乐史时，对于古代音乐文献进行了查找和梳理，整体所见甚少，无法成史。但是，出土音乐文物，给予了我们以音乐考古视域，进行研究的课题得以成立。因此，我们从音乐考古学的方法入手，对于广西地区代表音乐文物“羊角钮钟”“铜鼓”“南方骆越岩壁画等音乐图像”进行研究，以及从音乐文物入手对于“南越礼乐”的发生、发展，以及礼乐文化特征进行了论述②。而其中核心音乐文物都是属于南方少数民族的，这对于南方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方面的补充。我们在进行近现代广西音乐史研究课题中，爬梳音乐文献较为丰富，但涉及少数民族的音乐史料仍是极为罕见。尽管我们梳理了清代时期广西的地方文献，以及文人笔记和诗文中的音乐史料①，然而，少数民族的音乐史的撰写仍然是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境地。

2017年初，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少数民族艺术口述史”之“肥套仪式口述史”课题组负责人韩德明老师邀请我（李莉）参与课题，协助其著作中关于音乐口述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恰逢我博士论文写作中，无暇分身，因此，我推荐我的研究生刘益行全程参与，协助韩老师工作，进行口述史的访谈、记录，并在韩老师和我共同指导下参与著作的部分撰写工作。期间，在韩老师指导下，我与学生共同学习少数民族音乐口述史的访谈、口述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2018年，我指导该生就以此为硕士论文选题，这是我以“口述音乐史”视域，介入“少数民族音乐史”课题撰写工作的一个起步。心怀忐忑，但箭已离弦，不得不为。音乐口述史学科的建设，为我们的此次研究课题奠定了学科理论基石，在课题开题答辩中，最终以口述史为方法论，作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方向的选题，获得答辩组老师认可，得以立题。相信，在下一届音乐口述史会议上，刘益行可以将自己的研究收获进行总结汇报。

五、结语

中国音乐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有着瑰丽多元的当代发展，有着区域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性特征等丰富面貌和内涵，需要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音乐口述史的学科体系的提出和完善，将会从学科的角度，建设学科理论，发展专门研究人才和梯队。可以前瞻，专心于这一领域的科研团队，将会对当代音乐口述史料的建构进行系统的长期建设，并在口述史料的基础上，建设当代系列口述音乐史著作；同时，专心于其他领域研究的不同专业人，也会从中吸收养分。音乐口述史学科的建构过程，将对学界完善口述史料的采集、甄别和使用的方法论有着积极作用。此外，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是当代的一个文化重任，保护和传承的工作中也需要口述史方法论的介入。音乐口述史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对从事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多专业的研究方向，提供了科学、体系的口述史方法论指导。当然，这一点也需要不同学科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同时，音乐口述史学的独立，作为中国音乐史学的分支学科，也将为口述史方法论的进一步科学化发展，为音乐口述史料的史料库建设，为各类专题音乐口述史研究课题的推进，奠定学科后盾。

20世纪80年代，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体系的完善以及对于音乐文物的大体构建和系列专题研究成果的推出，为中国音乐史研究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随后，又有音乐图像学等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新世纪、新史学、新观念，在开放的思想观念下，在围绕严谨的学科体系构建的学术会议的召开和推进中，音乐口述史学已然在征程中。可以前瞻，随着新兴学科的独立和建立，学科基础理论的逐渐完善，将进一步促进音乐学多学科的全面提升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