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翀 毛小玉 侯玉婷 何晶

[摘要]于成龙是清代著名廉吏，任广西罗城县令时推行务本兴农、轻徭薄赋、赈穷恤贫、整顿吏治、除暴安良等乡村社会管理措施，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有着积极的作用。通过运用文献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对于成龙任广西罗城知县期间的乡村社会管理模式和治政思想进行研究，以期对现今乡村发展及新农村建设有所借鉴和启发。

[关键词]于成龙;广西罗城;乡村管理;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关于于成龙生平的研究学界关注很多，涌现出不少喜人的成果。与于成龙生平相关的专著和论文有百余篇。但总体来看，学界对于成龙的研究集中在廉政意识和生平事迹，但对于成龙乡村社会管理的研究较为薄弱。乡村社会管理任重道远，受民爱戴的知县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十分关键。清顺治十八年，四十五岁的于成龙以副榜贡生授广西罗城知县。清初的罗城县经济凋敝、生产荒废、盗匪猖獗、秩序混乱，堪称“烟瘴之地”。知县于成龙迎难而上，通过一系列乡村社会的综合管理措施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虽然推行的措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生动展示了于成龙在广西罗城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成功与不易。为此，探讨于成龙出任广西罗城知县时的经济思想、人才政策和荒政理念等乡村社会管理模式对现今乡村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有重要意义。

1 于成龙的乡村社会管理措施

1.1 着眼民生，惠泽百姓以安民心

由于明末清初战争频繁的历史因素，政权更迭、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因素以及地处山区自然灾害严重等环境因素造成广西罗城县民生凋敝和社会秩序混乱。于成龙上任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恢复社会生产，着眼于民生问题的解决以此让百姓安心生活。于成龙首先在农村修建养济院，让孤苦老人老有所依，让受灾的群众有了渡过灾难的信心。通过兴办书院，招收百姓子弟入学，鼓励他们发奋学习，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增加了年轻人报国的途径，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底层百姓的穷苦命运。其次，于成龙深知为官一任，造福四方。为保障百姓接收信息的高效性，兴复驿站，使政务信息传达更加顺畅;于成龙放低姿态深入基层与百姓坦诚交流，倾听百姓声音，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最后是发展农业。初任罗城知县时百姓没有种粮无法下种，于成龍四处奔走，费尽不少周折向邻县借种。为进一步调动农民耕种的积极性，于成龙劝导地方官员谨遵朝廷的 “三年起税”惠民政策。春季农事伊始，指导农业生产奖勤罚懒，在于成龙激励下，罗城县一改往昔荒芜惨象，田间地头“禾穗被野，牛羊满山”。为确保农民有充足口粮，于成龙着手建立“常平仓”丰收时平价收购粮食以备不时之需，歉收时开仓平价出售给百姓。

1.2 维护治安，铲除内忧平息外患

明末清初的罗城县内盗匪猖獗，境外盗匪也不时入侵，于成龙对境内盗匪沿袭历史上的“保甲法”，对内是严格管理，任何行动及时报备，成员之间互相监督，对违法犯罪行为绝不姑息。当匪情出现后，群众集体出动，同仇敌忾，共同应对。“保甲法”推行以后社会治安逐渐良好。虽然于成龙对罗城县内的治安进行了有效维护，但罗城境内盗匪铲除后依旧没有平息外县盗匪的隐患。邻县柳城的盗匪时常侵扰罗城县，这批盗匪游离在两县之间，盘根错节，凶残无比，危害性强。面对这批盗匪，柳城县以非在其境内作案为由不予以制裁。于成龙通过计算被残杀人数，刺激百姓的复仇情绪等方式组织百姓予以打击。在于成龙的带领下，柳城县盗匪首领主动求和，保证不再侵犯罗城并给予罗城百姓补偿。

1.3 以身作则，春风化雨感化百姓

于成龙在罗城惩恶扬善，整顿改革，因此得罪了不少恶势力。他们联合上书弹劾于成龙徇私枉法、滥用职权、虐待下属。面对诸多莫须有的罪名，于成龙并没有绝地反击而是谨言慎行常思己过。“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于成龙对污名的淡定回应受到了百姓的爱戴。清代基层知县俸禄微薄，部分知县常常巧设名目，加征赋税，中饱私囊。然而于成龙对这种欺压百姓的事情深恶痛绝，要求严格执行朝廷法令，并全程参与征收以防差役暗中牟利。于成龙向来都是公私分明坚守原则，其抛弃个人恩怨“舍小家为大家”情怀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精神的真实写照。

1.4 以儆效尤，贫富贵贱平等对待

于成龙曾总结自己和百姓的关系是“法令太严，情谊为重”，对恶势力像冬天一样冷酷，对平民百姓像春天一样温和。罗城民间的械斗事宜屡禁不止，有次两户人家因五亩良田大打出手双方死伤惨重且房屋大面积被毁。于成龙公示了一篇寄情于理的判词且以斩首四人、族长悬挂高竿的方式威慑百姓，对违法行为没有任何姑息。另外，大户人家以巴结官府为目的，将轻微违反家规的家童打得奄奄一息，并送至县衙处置，于成龙并没有对大户人家网开一面，而以擅自动刑杖责家童、藐视官府罪名重罚了这户人家。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无论贫富贵贱，于成龙平等对待，不会因大户人家的财力和势力而有所纵容，一旦违法就从严处理，以儆效尤，捍卫法治公正。虽然于成龙的管理措施严厉，但对平民阶层也有其柔情的一面，他思想开放支持寡妇再嫁谋取幸福，为帮助受欺负的寡妇，帮其伸张正义并让她安心生活;于成龙受理婚姻纠纷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嫌麻烦集众人之力巧妙处理百姓芝麻小事。

2于成龙乡村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2.1 经济社会生产得到恢复

于成龙罗城为官着眼民生，努力稳定地方社会，推行休养生息、恢复农业经济社会生产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影响民生的农业生产、水利建设、文化教育等问题，百姓生活取得了明显的改观。于成龙着力推行落实“三年起税”的政策，一心一意致力于民生发展，有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于成龙任职期间，不忘其本，恪守本分，始终一心一意致力于民生发展，尤其对乡村经济发展费尽心力，通过积极发展生产、改革弊端、重视教育等，加强了农村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2 乡村社会秩序基本稳定

于成龙刚任职的罗城县是“无政府状态”。于成龙深知只有通过实行铁腕的治理才能解除外患。乡村的持续繁荣发展离不开长期和平有序的社会条件，于成龙在剿匪事件上凸显了其果断、强硬、铁血、霸气的军事才干，确保了罗城百姓很长时间的安宁。史书载道：“渐次人心信服，地方安静，邻盗渐息”。可知于成龙维护治安，铲除内忧平息外患的乡村管理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庆幸的是在清朝初期基层官吏就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为边疆地区的安全殚精竭虑。事实证明于成龙的做法是明智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建立边疆乡村的管理秩序，让边疆乡村有序发展。

2.3 百姓生活得到安定

历代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都坚持以民为本的思想。孟子主张实行仁政，提出了“民贵君轻”的社会治理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坚持以民为本的思想是传统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因此，于成龙这种惠泽百姓，坚持以民为本的治政理念赢得当地民众的肯定，也成为封建社会边疆乡村管理的榜样。于成龙为官治政，始终不忘其本，恪守本分，两袖清风，与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罗城老百姓对如此恪尽职守、為生民立命的父母官感动不已，甚至动了恻隐之心，故意多给钱物让其改善生活，但于成龙坚决不收。于成龙的乡村社会管理措施得到了百姓肯定。保证广大百姓的权益是稳定乡村秩序的重要途径，很好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4 廉吏文化得到积淀

在孔子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的思想引领下，中国古代从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到汉武帝的察举制是官员选拔制度的重大进步，体现着“学而优则仕、唯才是举”的用人观。历史的记录证明官员自身素养与从政能力息息相关，于成龙推行“保甲法”后缉拿侦破无数在逃犯，这是于成龙对《循吏传》、《良吏传》、《酷吏传》等经典文献了然于心的结果。于成龙写的判词让百姓心服口服，因讲究“天理良心”，这也是于成龙深入研习理学的结果。

3于成龙乡村管理的现代意义

清朝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在此背景下，乡村管理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通过于成龙在清代罗城县的乡村社会管理可得出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以民为本，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于成龙赴任广西罗城知县时，亲友劝其放弃该官职，但于成龙受朴实严谨家风的熏陶，有着屡败屡战的坚毅品格和迎难而上的勇气，在罗城县干出了实绩。于氏世代都是虔诚的书生教徒，“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家族风气让于成龙为官时不求回报地付出;“不昧天理良心”的家国情怀让其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于成龙治理罗城县的措施对现今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更为重要的是其为官忠于职守、亲力亲为、廉洁奉公等品质感染后辈，不论是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乡村社会，都需要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坚持一切发展为了人民，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只有保证广大人民的权益，才能从根本上建立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二，因地制宜，建立完善的边疆地区管理机制。在古代山高皇帝远的边疆地区，中央政府对其统治管理有限，在政府无暇顾及的被动局面下，如何调兵遣将并严厉出击匪患侵略是对官员的重大考验。于成龙在罗城县施政期间，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优化管理手段确保边疆安全。现今的基层官员需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意识，尤其是处于边疆地区的基层官员，更要充分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自治措施，对威胁民族关系稳定的不安全因素做出果断的反应。建立完善的边疆地区管理机制有助于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同边疆地区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有助于边疆自治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也有助于调动基层政府管理乡村的积极性、有效性和创造性。

第三，重视教育，尊重人才，建设一支文化素养高、综合素养强的基层管理人员队伍是基层乡村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在现今社会主义基层乡村管理工作中要优化管理手段，努力提升管理人员的文化素养，全面提升从政能力，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尤其是行政主官的“官治”功能。队伍有了战斗力、有了凝聚力、有了向心力才能攻坚克难，才能带领广大群众脱贫致富。

总之，在现今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社会管理在结合党的领导、科层管理、实行村民自治等现代因素下，还需中华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哺育。在乡村社会管理中，需寻求现代乡村管理机制与传统乡村管理模式的有机统一，也需要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和谐运作。如此，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管理才能有效实现。

[参考文献]

[1] 王振川.大清廉吏于成龙[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

[2] 王振川.于成龙传[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3] 王振川.廉能第一于成龙[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4] 代言.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龙传[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5] 李庚伦.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的陆地边疆治理实践与启示[J].桂海论丛，2015（06）：96-100.

[6] 王亚民，张春尧.我国传统乡村管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9（05）：60-62.

[7] 陈峰.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J].历史研究，2009（02）：38.

[8] 郭辉.三民主义思潮研究述要[J].中国文化研究，2015（04）：115-126.

[9] 徐栋，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卷一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