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雪梅

摘要：近几年在中国关于CEO声誉对企业税负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相关实证研究的缺乏导致CEO声誉对公司避税影响等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无法拓展到更深层次。文章通过引入是否是明星CEO来作为CEO声誉的替代变量，建立了一个包含CEO声誉、企业财务指标以及企业税负情况的多元回归模型。基于2008-2013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S丁企业面板数据展开研究，实证检验CEO是否是明星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定程度上，明星CEO所在公司的避稅行为要少于非明星CEO所在公司。据此，我们提出建议：对CEO是明星的企业，政府可适当降低监管力度，银行可放宽贷款条件，投资者也可优先考虑进行投资。

关键词：避税;明星CEO;福布斯“中国上市公司最佳CEO”;榜单;实证研究

一、绪论

（1）研究背景

避税，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上的漏洞或税法允许的办法，做适当的财务安排或税收策划，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达到减轻或解除税负的。避税虽然在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违法，但随着我国反避税制度的完善、税收征管查处力度的不断增强，企业避税将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同时，美国目前通过反避税每年增加的税额在1000亿美元左右，而我国目前调增的税额非常少，差距非常大。企业的避税行为造成了我国税收的大量流失，对国家发展产生许多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企业避税内因越发受到学界和政府的关注。发现和理解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税务部门的反避税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声誉的研究最早开始于经济学，随着激励理论的发展，对声誉的研究逐渐被纳入管理学研究的范畴。近几年在中国关于CEO声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相关实证研究的缺乏导致CEO声誉对公司避税影响等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无法拓展到更深的层次。基于此，本文以是否为明星CEO来量化衡量CEO声誉，建立CEO声誉与公司避税行为关系的研究模型，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能够丰富CEO声誉对公司避税影响方面的研究，为后续两者之间关系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撑。

本文将明星CEO定义为人选“中国上市公司最佳CEO"福布斯榜单的上市公司CEO。该福布斯榜单的排名依据是最佳CEO管理公司的业绩（三年复权股价增长率，相对于其行业和所在市场的股指表现）、最佳CEO管理公司的市值、最佳CEO的三年总薪酬，因此避免了一些CEO以牺牲公司长期发展为代价，追逐短期财务指标，即以CEO是否上榜来反映CEO的声誉和是否为明星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2）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关于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例如，（2012）指出，公司规模、盈利能力与避税效应始终显著相关，投资结构、投资决策与避税效应的相关性从2009年开始增强。除了以上影响因素，也有学者研究了管理者对企业避税的影响。（2012）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在委托一代理框架下，发现管理者的激励报酬、对声誉和仕途的重视程度、以及其管理风格、任期长短等会对公司的避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2012）采用了Bertrand and Schoar的有效税率模型，以财务税率和现金税率作为因变量，高管影响因子和年度影响因子作为自变量，息税前收益等财务指标作为控制变量，选取锐思数据库所有年份的所有上市公司的高管信息（CEO、CFO、董事长），筛选出其中任职超过两个上市公司每次任职超过三年的高管作为基本样本，然后选取这些高管曾任职并且任期大于三年的样本公司的所有财务数据。该文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变截距模型和事件研究法对高管影响上市公司避税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CEO与CFO对避税行为的影响显著而董事长对避税行为无影响。

显然，国内的这些文章都没有涉及CEO的声誉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放眼国际，国外学者对类似研究进行了探讨。RongDing，Tinghua Duan，Wenxuan Hou，Wenxuan Hou用谷歌搜索CEO的名字的搜索量指数和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来测量CEO的公众关注度，并以此研究CEO的公众关注度与其所在企业的避税倾向的关系，结论是公众关注度高的CEO倾向于支付外部审计师更多的税收费用，即会采取更加激进的避税措施。此文研究对象为欧美上市公司，以公众关注度为研究内容，由于国内外文化价值观差异较大，该结果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值得商榷。我们认为，CEO的声誉好坏对他的避税倾向有更加直接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通过观察上市公司CEO是否人选“中国上市公司最佳CEO"福布斯榜单来衡量其是否是明星CEO，并针对中国的明星CEO与避税水平的相关关系，提供新的见解和建议。

（3）论文的主要价值与贡献

本文的主要价值与贡献为：

1.本研究的意义是为税务机关、企业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如银行提供决策依据。CEO是否为明星可通过福布斯榜单直接观察得到，那么可以通过观察结果来了解上市公司的避税倾向。对国家税务机关，可据此决定对其所在公司的监管力度，以此节省预算;对投资者，可据此判断企业的可靠性，来决定投资或购买股票;对金融机构，可根据企业CEO是否为明星来决定放贷条件的宽窄，将其作为决策参考指标。

2.研究内容的突破性。本文拓展了现有国内文献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的认识，揭示出我国上市公司CEO声誉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是国内此类研究的先驱。

3.研究对象和数据的创新性。先前有国外学者研究类似指标如CEO公众关注度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使用的数据是CEO的谷歌搜索量指数和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而本文以CEO是否为明星作为研究对象，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最佳CEO”福布斯榜，以此研究上市公司CEO的声誉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如果明星CEO更倾向于增加公司业绩以达到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他们可能会采取激进的税收筹划策略来降低公司整体的税收费用。例如，Graham et al，（2013）发现，绝大多数的高管都认为一个好的税收政策应该尽量提高或者维持每股收益的价值。此外，CEO的声誉高，能够使一些投资者对该公司抱有更多的希望和信心。因此，为了维持CEO在投资者心中的高期望，明星CEO会有更强烈的动机去通过降低税收负担增加公司业绩以符合预期，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行投资。根据讨论，我们提出明星CEO与企业避税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如下：

因此我们采用另一种检验方法：LM检验法。

我们观察到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CLS）进行修正后的DW=2，说明不再存在自相关。

3.多重共线性检验

我们用方差膨胀因子进行了检验，结果中vif值都是小于2的，故检验结果证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在对数据和模型进行了以上处理之后，我们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结果显示，CEO（是否为明星CEO）与tax在10k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对于税负影响的基础上，明星CEO可能会为了塑造自己良好的公众形象而减少避税行为，产生较高的税收负担。支持假设二。

五、结论与建议

我们发现，CEO公众影响力大的企业往往会减少避税活动，即明星CEO会减少避税。我们的研究结果和Rong Ding在2014年研究中得到的结论相反，这可能是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国情不同，明星CEO的表现也不同。

对于此结沦，我们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投资者选择投资时可以偏向于明星CEO企业。根据结论，明星CEO更倾向于不避税，在此情况下，公司的名誉会很好，会有更多的公司愿意与之合作，从而增加公司的利润，进一步导致公司股票价格上升，同时这也会给投资者带来收益。故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时，若外部条件一致时，投资者可以优先选择明星CEO的企业。

（2）银行可以适当放宽对明星CEO企业的贷款要求。从结论可以看出，相对于非明星CEO企业，明星CEO企业因为公司的财务和运营更加透明，企业更倾向于不避税，声誉也相对更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明星CEO企业更可能偿还贷款，而非拖欠贷款。故在一定程度上，银行可以相对放宽对明星CEO企业的贷款要求。

（3）国家税务机关可以把监督更多放在普通企业。明星CEO企业由于CEO的光环太亮，会受到社会大众更多的关注，同时也接受更严格的监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税务机关可以减小对明星CEO企业的监督力度，加大普通企业的监督力度，把更多精力放到非明星CEO的企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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