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跳出学界着重考察凯瑟地域小说中地方主义的研究定势，提出它们通过塑造世界主义主体和倡导多元文化认同，反映了作家对世界主义的认同。藉此，凯瑟地域书写主张以地方为根基与世界进行连接和对话，超越了地方主义的局限，图绘了美国地域文学史中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相互交织和互动的双重视野。

关键词：薇拉·凯瑟；地域小说；世界主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青年项目“薇拉·凯瑟地域小说的世界主义研究（SISU201639）”、教育部项目“当代美国西部小说中西部神话的改写研究（17YJC752040）”的成果。

作者简介：张健然，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Title： Cosmopolitanism in Willa Cathers Regional Novels

Abstract： This essay， stepping out of the research stereotype in which the academia has focused on localism of Cathers regional novels， proposes that the author identifies with cosmopolitanism by virtue of depicting the subject of cosmopolitan and advocating multi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n doing so， her regional writings， affirming the locals connection and conversation with the world， surpass the limit of localism and map the double vision of loc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that interconnect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ry regionalism.

Key Words： Willa Cather， regional novel， cosmopolitanism

Author： Zhang Jianran， Ph.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i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mainly focusing on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zhjr2004@163.com

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是美国文学地域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纵观凯瑟地域小说，拓荒时期的内布拉斯加大草原是她重点书写的对象，而和谐的人地关系和稳固的地方共同体是她力主反映的文学主题。在凯瑟研究史中，“地方”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基于凯瑟地域书写以乡村为主要叙事空间，并从现代人的视角回视拓荒时代的辉煌史，不少学者认为凯瑟是“怀旧主义者”和“逃避主义者”（Reynolds 1），而她的地域小说则被贴上“乡土”、“反现代”、“保守”等文化标签（Thomas 3）。学界虽首肯了凯瑟地域小说中的乡土色彩，但割裂了乡村与城市的复杂关系，造成凯瑟研究中二元对立的局面：地方与国家的对峙、乡土性与现代性的背离、本土与全球的脱节。一言以蔽之，学界放大了凯瑟地域书写对19世纪后半叶乡土小说的文学传统的沿袭，却遮蔽了它反映的现代性话语和世界主义视野。

评论家欧文·豪在评价地域文学时，指出它是“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传统和现代性剧烈混合的产物”（Howe 25）。汤姆·鲁兹也认为，地域文学持续地展开“部分与整体、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对话”，也致力于探讨“地方与全球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Lutz，“Cather” 446）。換言之，美国文学地域主义自始至终都反映、参与并建构了世界主义话语。作为一个理论术语，“世界主义”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时期的犬儒派和斯多葛学派，指代跨越国界、寻求人类世界普遍价值的“世界公民”，表达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迄今为止，学界对“世界主义”的含义未达成一致的看法，但其内涵已扩展到道德、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也演绎为文学批评的关键范畴之一。肯达尔认为，世界主义有着双向含义：其正，意指超越民族和地方局限的“想象的人类共同体”，保持对外开放、包容和接受的胸襟；其负，“背弃了地方感和民族感，体现失去根基的流亡和放逐”（Kendall 14）。布伦南等学者则认为世界主义是上述含义的“杂糅”（Brennan et al 2）。实际上，世界主义是一种个人立场，承认普世价值，僭越种族、肤色、宗教、派别等差异，关照每一个活着的个体，将个体视为大同世界的一员。文学中的世界主义强调现代性肇始以来人类相互依存和交流的关系，弘扬地方与世界、本土与全球之间的勾连，凸出人类世界对文化多样性和开放性的诉求。同样地，世界主义之于美国文学地域主义并非指以世界为主题而进行的跨民族书写，而是指以地方经验为基础、以多元文化为导向的一种写作姿态。

基于上述理论依据，本文跳出学界着重考察凯瑟地域小说的地方主义的研究定势，提出它们通过塑造世界主义主体和倡导多元文化立场，反映了作家对世界主义的认同。藉此，凯瑟地域书写主张以地方为根基与世界进行连接和对话，超越了地方主义的局限，图绘了美国地域文学史中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相互交织和互动的双重视野。

理想的主体形态：世界主义者

多林·马西在《空间、地方和性别》中指出，建构地方的独特性不在于“给它设立边界”，也不在于“将它与自身之外的他者对立起来”，而在于“通过它与‘超越自身之外的地方相互关联和连接构成的混合特异性”（Massey 5）。尼尔·坎贝尔也提出，地方“受到他性和外界力量的影响，也必然通过与外界发生关系来改变自身”（Campbell 141）。如此来看，地方不是自足、封闭的单体，而是处于开放、动态、生成的过程之中，渗透着地方之间的交互影响。同时，对地方的认知需要融合全球视野，而对全球的审视离不开地方的范畴，因为“全球构成地方”，而进步的地方感需要“地方的全球意识”（Massey 5，156）。 20世纪末，文化历史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自创了两组词，指称地方与世界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在居住处旅行”（“traveling-in-dwelling”）和“在旅行中居住”（“dwelling-in-travelling”）（Clifford 36）。换言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任何终其一生厮守某地的人无法摆脱人口迁移、信息交换、资本流动构筑的社会关系网，偏安一隅的社区群体也注定与外界发生关系，参与各种社会流动。实际上，地方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早已是美国历史中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命题。美国史学家特纳在1893年总结边疆之于美国历史的意义时，指出西部拓荒铸就了“美国生活的流动性”（Turner 4）。在此，“流动性”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指跨国间的移民现象和资本流动，暗指早期全球化的萌芽；其二是指本土美国人的跨区域或区域内的快速迁徙和持续游牧。前者意味着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美利坚合众国对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敞开门户，迎接跨国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流动；后者暗示着当地人参与区域间的资源互通和文化互动，构成了区域间的游牧现象。特纳有关流动性的观点与蒂姆·克雷斯维尔在《移动中：现代西方世界的流动性》中强调以跨国和跨区域交流为特征的“游牧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Cresswell 55）。游牧主义与强调扎根和稳固的地方定居主义并不相悖，因为游牧主义的重复性和循环性催生的熟悉感与地方赋予人们的踏实感和依附感高度相似。因而，伴随着当代文化地理学对地方和世界之间关系的重审，回探美国文学地域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将揭示地方与世界之间相互关联的“秘史”。这种“秘史”在凯瑟地域小说中通过塑造世界主义者的原型得以精妙的展演。

在《啊，拓荒者！》（1913）中，凯瑟塑造了一位扎根中西部大平原的世界主义者：亚历山德拉。西进时期，亚历山德拉同家人一道，从瑞典漂洋过海至美洲，几经辗转，最后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汉诺威镇安身立命。经过三十年的奋斗，亚历山德拉将昔日的不毛之地改造为丰产的良田，跻身富裕的农场主之列。欧洲移民扎根西部的现象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表明美国本土对外来移民的接纳，折射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人口流动和资源整合，反映了以跨国人力资源流通为依托的区域开发史；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外来移民接受美国化的洗礼，获得稳定的地方身份，自觉地成为地方共同体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

作为西部拓荒者，亚历山德拉未曾有迁居别处的念头，她不辞辛劳地耕种，最终成为拓荒者的典范。作为欧洲移民，她不忘故土的养育之情，在异乡传承母国文化。当住进象征着美国化和现代化的“大房子”之后，她雇用了几位瑞典裔女帮工，教她们按瑞典人的方法腌制泡菜、制作黄油和打理花园（Cather，O， Pioneer！ 84）。对待本土美国人，亚历山德拉显示出包容和博爱。她不顾当地人的偏见和家人的反对，收留被公认为“疯子”的伊瓦尔，并向他请教栽种庄稼的诀窍。她放下个人恩怨，到监狱探望杀死其弟的凶手。无疑，亚历山德拉走出自我意识的困囿，挣脱族裔和阶层的藩篱，用爱和行动来关照周遭之人。亚历山德拉的存在调和了自我与他者、瑞典性与美国性以及地方与世界之间的对立。

同样地，在《云雀之歌》（1915）中，主人公西娅是凯瑟艺术想象中的另一位世界主义者。西娅是拓荒移民的后代，出生并成长于西部的月石镇。她虽受乡土文化的滋养，但并不保守和落后。相反，她搭乘火车、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跨越地理疆界的束缚，到芝加哥、纽约、德莱斯顿等大都市拜师学艺，练就了非凡的音乐技能。多年的艺术锤炼扶助西娅成为业界的一流歌唱家，使她有机会在欧美国家的各大剧院巡演。西娅的地理移动反映了西部区域凭借火车这一技术现代性的产儿与国家接轨，因为火车代表着“全民族的进步”（Marx 27）。同时，她的跨海洋流动则象征着民族国家之间的有益互动。作为乡村人，西娅善于利用技术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优势，理性地面对美国现代化进程带给乡村的骤变，勇于走出去探索新天地，不负其崇拜者阿奇醫生称之为“世界主义者”的美名（Cather，The Song 371）。她从乡村人到世界主义者的转变修正了地域文学中乡村人固守地方主义的刻板形象，也打破了传统社会分工将女性置于家庭私人空间的局限，进而实现了现代女性的主体性建构。显然，西娅参与了“流动的现代性”实践，隐喻着凯瑟的艺术想象中理想的主体存在形态。

在“拓荒三部曲”的压轴之作《我的安东尼娅》（1918）中，凯瑟笔下的女主人公安东尼娅也是世界主义者的典范。作为波西米亚移民，安东尼娅几经颠簸来到美洲，奔赴西部，加入如火如荼的拓荒运动。她通过勤劳耕作，还清了父亲生前遗留的债务。在去大城市闯荡之后，她发现城市空间吞噬人性，腐化心智，于是，返回黑鹰镇，开垦田地，养育11位子女，实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在艰辛的拓荒中，安东尼娅从不抱怨，还向邻里教授波西米亚舞蹈和游戏。她不仅收获了当地人的称赞，还建立了深厚的地方情结。本质上讲，安东尼娅的跨国迁移是全球化浪潮中人口流动的真实写照，也是审视建构植根地方的世界主义者的重要视点。她利用技术现代性催生的发达交通系统，克服时空障碍，以具身的拓荒实践融入西部社会。同时，她摈弃种族嫌隙，跨过阶层和性别差异，通过书信关爱在城市中备受精神疾苦折磨的吉姆。小说中，吉姆与安东尼娅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世俗的男女情谊，打破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峙，化解了美国性与非美国性之间的隔阂。世界主义学者提出，“我并不处于关系之中；我是复数关系中的一个单数”（Schoene 181）。像安东尼娅一样处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的每个“单数”都共同承担着对他者的关爱和同情。不言自明，通过塑造安东尼娅这一位扎根地方的世界主义者，凯瑟避免了在自我与他者、乡村与城市、地方与国家、本土与全球之间的单向选择，而是探讨了两者在互动之中对彼此产生的积极影响。

凯瑟地域书写并不宣扬保守的地方主义，而是彰显开放的世界主义立场。这一点在凯瑟中期的地域小说《我们的一员》（1922）和《教授的房子》（1925）中体现地更为明显。《我们的一员》中，克劳德·惠勒是一位饱含世界主义精神的人物。他站在世界正义的立场，奔赴欧洲战场，为法国人的自由而战。《教授的房子》中，汤姆·奥特兰也是一名世界公民。他不顾生死，走向一战的前线，最终，用血肉之躯推动着世界正义的恢复。上述小说人物皆是乡土出生，但不偏狭，反而有着开阔的国际视野，用实际行动参与跨海洋的流动体验，并以世界主义者的身份见证了世界正义的历史。

总之，凯瑟地域书写通过记载拓荒者在乡村与城市、地方与国家、本土与全球之间的地理移动和人力资源流通，刻画了乡村人以地方为根基的世界主义者形象。一方面，成长于美国本土的乡村人利用技术现代性提供的物质基础，从外部世界攫取积极力量，改善乡村人的生存境况，也勇于走出本土，推进世界正义的普及；另一方面，以欧洲移民为代表的乡村人通过加入西部拓荒的队伍，在异国站稳脚跟，融入地方共同体，建构和维护地方文化，也坚守母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书写了多元文化认同的美国文明史。而这种多元文化认同的理念正是凯瑟地域小说中世界主义思想的另一亮点。

理想的文化范式： 多元文化认同

凯瑟地域小说不仅记录了西部拓荒的辉煌史，还描绘了多族裔移民参与缔造美国民族多元文化史的历程。有学者提出凯瑟的创作弘扬了“有局限的”多元文化主义，因为作家主要着墨白人移民文化，尤其是东欧和北欧移民的文化（Reynolds 81）。威斯灵认为凯瑟通过记载外来移民在拓荒时期融入西部社会的过程，赞许美国化的丰功伟绩，“书写了一个征服大平原的温和版本”，也回避了其中涉及的“帝国主义怀旧”和种族歧视（Westling 81）。斯陶特也指出凯瑟的多元文化取向是暧昧的，直言作家“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表现‘天命论”（Stout 157）。上述评论家的评判并不公允。除了对中西部非英裔白人文化的关注，凯瑟也赞许其它少数族裔的文化，如土著印第安文化、黑人文化。她对多种文化养分的吸纳构成了其写作中多元文化认同的底座，也建构了“旨在理解和解释异质文化或‘他者的话语”（Reynolds 160）。这种多元文化认同的倾向与当代世界主义理论倡导自我与他者、民族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多元共存高度契合。学者王宁提出了十种建构世界主义的不同形式，其中一种是“消解中心、多元文化认同的世界主义”（112）。凯瑟地域小說倡导的多元文化认同无疑诠释了世界主义的内涵。

首先，凯瑟地域小说表现的多元文化认同体现为作家对非英裔白人文化的捧奉。如前所述，在早期地域小说中，东欧和北欧移民拓荒者是世界主义者的缩影。他们除了积极地参与地方文化的建构，还在异国传承母国文化，成为了多元文化塑形的世界主义主体。以《啊，拓荒者！》中的亚历山德拉为例，她的流动性体验让她吸收了以个人主义、自由、平等为价值核心的美国西部文化，也强化了她对母国文化的坚守。如前所述，亚历山德拉传承了母国的饮食文化。她制作的瑞典食物除了满足自家之需，还将多余的手工食品卖到镇上，获得的收益“支付一名帮工还绰绰有余”（Cather，O， Pioneer！ 24）。她在毫不起眼的锅碗瓢盆中延续着母国文化的记忆，也在现代化的农庄经营模式中阐释西部地域文化的精髓。总之，她吸取了非英裔白人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养料，糅合了“传统主义和现代性”，成为了“她所代表的艺术家”（Lutz，Cosmopolitan 111）。她的成功彰显出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认同带给主体的裨益。

同样地，在《云雀之歌》中，西娅也是一位受惠于非英裔白人文化的人物。西娅虽历经美国化的洗礼，但并不全盘认同主流白人文化的价值观。相反，她向月石镇的老一辈移民学习使用乐器，继承了母国音乐文化的精髓，打下了牢固的乐理基础。在城市中感到艺术创造力枯竭时，西娅返回月石镇，修养身心。返乡之行让她积攒了许多艺术创作的地方素材，她的思维也变得“更加敏锐，更加清晰”（Cather，The Song 306）。在西娅的身上，地方乡土文化的底色浓厚，母国文化和主流美国文化的印记清晰可见，欧洲高雅文化的因子也如影随形。这些文化养料不仅教会她抵御“城市消灭个体”的异己之力（Benjamin 43），辅助她消除文化本质主义的偏见，也孕育了她的多元化艺术风格。不言自明，西娅的多元文化认同观是凯瑟通过文学表意实践设想的理想文化形态：以地方文化为基础，以互动的姿态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

其次，在多部地域小说中，凯瑟对印第安文化的赞扬也构成了其世界主义的视野。在《教授的房子》中，凯瑟塑造了一位热爱印第安文化的人物汤姆·奥特兰。汤姆在放牧时，偶然发现了印第安崖住人的居所蓝方山，它拥有“一种受悬崖、河流和沙漠保护的文明”（Cather，The Professors House 251）。蓝方山是一个典型的前现代空间，是印第安文化推崇的天人合一的生活之道的缩影。在此，汤姆无忧无虑地渡过了一个夏天，感到自己“找到了一切，并非失去一切”（251）。当他看到印第安人遗留下的陶瓷碎片和农耕用具时，他感叹道：“当你在空旷的乡间发现人类遗址，表明他们曾在此劳作、耕种过这片土地时，你的心中会涌起阵阵激动”（194）。同时，汤姆高度赞扬印第安崖住人，认为“他们是你我这样没有其他先辈能让我们可以继承点儿东西的年轻人”（242）。借汤姆之口，凯瑟道出了她对印第安文化的肯定，也表达了她对美国现代性打造的同质化文化的批判。

类似地，《大主教之死》（1926）承载着凯瑟对印第安文化的赞许。小说以19世纪中期拉都主教和助手维兰从法国到新墨西哥传教的经历为主线，记录了他们在美国西南部与土著印第安人交往的点点滴滴。小说开篇便焕发出世界主义的气息，表现为偏远的西南小镇的命运已经与万里之遥的罗马天主教会发生关联。小说中，两位神甫秉承让当地人改宗的任务，相继来新墨西哥传教。他们的西南之行并未实现白人的文化霸权，却逐渐理解和尊重印第安人的自然神论。拉都主教在与当地人的交往中，认识到印第安人“真正地生活在他们的岩石上”，他们“生于斯，死于斯”（Cather，Death 99）。当亲眼目睹印第安人哈辛托俯首倾听大自然之声时，拉都主教意识到“他无法将他对欧洲文明的记忆移植到印第安人身上（92-93）。印第安人虔诚和质朴的宗教观让拉都主教自惭形秽，于是他放弃了对他们实施改宗的初衷。拉都主教的认知转变超越了偏狭的文化本质主义，反映出多元文化认同的立场。实际上，美国西南部本身是一个文化“接触地”，“印第安人、拉丁美洲裔、英裔移民、非洲移民”等在此“交织和碰撞”（Limerick 27），共同建立了民族间杂糅和混合的“想象的共同体”，浇筑了美国民族的多元文化景观。小说中，凯瑟将处于“边缘”的印第安文化写回了西部地域文化史的“中心”，解构了传统乡土小说依据自我与他者、文明与野蛮为界限而建构的美国性，并藉此发出倡导多元文化认同的世界主义之声。

最后，凯瑟地域书写对黑人文化的吸纳也体现她主张多元文化认同的世界主义精神。在《我的安东尼娅》中，凯瑟刻画了一位黑人音乐家参孙·达诺尔德。艰苦的拓荒劳作让黑鹰镇的日常生活变得单调乏味，尤其在冬天，“陈旧、肮脏、衰老和阴沉”的日子特别难熬，但“黑人钢琴家达诺尔德的到来”给小镇人的苦闷生活增色不少（Cather，?ntonia 116）。达诺尔德有着“一副温柔、亲切的嗓子”（107）。弹奏乐曲时，他“永远是一个粗犷而惊人的黑人奇才”（118）。在对达诺尔德的描述中，凯瑟在盛赞他的音乐才华，并以此表达对黑人音乐文化的认同。

安妮·琼斯认为，《我的安东尼娅》暗藏着凯瑟“未曾写出或被删除的弗吉尼亚”（Jones 90）。该小说隐含着凯瑟赞扬黑人文化的潜文本。凯瑟在9岁之前一直在南方生活，而黑人文化的种子早已植入她的记忆。在小说《莎菲拉与女奴》（1940）中，凯瑟明确袒露了黑人文化对她的影响。小说讲述女奴南希为逃避主人莎菲拉的迫害，在莎菲拉的女儿和丈夫的帮助下，逃亡到加拿大的故事。小说中，来自白人的帮助意指着“他者即作为与自己相异又作为完全平等的人来看待”（贝克，格兰德 18）。小说“尾声”指涉到童年时期的凯瑟经历的一桩小事：五岁时，“南北战争之前逃往加拿大的女奴南希回到柳阴庄园和她的母亲团聚”（OBrien 44）。实际上，在凯瑟的母亲哄她入睡时吟唱的歌谣中，她便知道“住在那磨坊边上”的黑人女孩“南希·蒂尔”（Cather，Sapphira 281）。黑人音乐明显图绘了凯瑟的文化记忆，而她将真实的故事写入小说则是表达她对黑人文化的再记忆。显然，凯瑟对黑人文化的认同表明陌生文化“不是被作为威胁、分裂、颠覆的力量被排斥，而是作为补充和丰富的因素被正面评价”，进而烛照出作家“将他者视为对自己不可替代的补充的宽阔胸襟”。（贝克，格兰德 18）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凯瑟尝试将他者文化纳入一个平等的对话空间。在此，非英裔白人文化、印第安文化、黑人文化以一种跨族裔、跨区域、跨海洋的形式交叉影响，呈现了一种文化不分高下的共存愿景，图绘了全球化语境中地方文化的理想存在形态。但這种文化形态的个体性和地域性与世界性文化并不矛盾，因为每一个文化主体与“他者”的存在是基于平等的价值基础，无论这种“他者”缘起种族，还是性别，抑或是阶层和区域差异。因而，凯瑟地域小说的创作意在保存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和互渗性，这种理念将引领着人类迈向一个充满包容、和谐、尊重和理解的理想世界，也对全球化时代消除文化偏见、建构可行的世界主义话语提供了参考方向。

结语

克利福德认为，将地方（本土）文化视为一成不变的封闭体是错误的看法，因为它游历于跨文化交流的复杂网络，移植和取代了其它一些文化，演绎为一种游历文化（travelling culture），书写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交流的历史”（Clifford 36）。克利福德的观点鼓励保留地方差异，消除地方与世界的对立，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取长补短。在凯瑟地域小说中，作家倡导地方人应该有着扎根地域、融入世界的胸怀，而地域文化应该突破狭隘的地方保守主义，接轨外来文化，谋求互惠共荣。这些理念与克利福德的观点交相辉映，反映出凯瑟地域书写并不背弃世界主义精神。相反，凯瑟通过刻画世界主义者的原型，颂扬他们在全球化语境中立足地方，守望本土，发挥现代性孕育的流动性特点，架起了地方与国家和世界之间相得益彰的互动桥梁。同时，凯瑟地域小说反映的多元文化立场勾勒了自我与他者文化、地方与世界文化互惠共荣的理想范式，建构了一个开放、平等、多元的文化场，而置身其中的地方性个体包容和理解异域文化，汲取他者文化之长，弥补地方文化的缺憾。霍林格指出，只有“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别的文化时，族群之间的平等交流和融合才能实现”（Hollinger 4）。从这一意义上讲，凯瑟地域书写蕴蓄的多元文化认同是在尝试构想不同族群之间和谐共荣的世界主义范式。因此，在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的当今，厘清凯瑟地域小说中的世界主义思想不仅对抵御全球化招致的文化同质化具有启示意义，还表明美国文学地域主义这一文类具有“文化间质性”的特点，传达了协调地方与国家、本土与全球之间互动互惠的创作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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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