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烟朦 王海燕 王义静 刘迎春

内容摘要：通过对科技典籍《天工开物》英译者王义静、王海燕和刘迎春教授进行访谈，本文探究了《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之《天工开物》英译过程中影响译者翻译该部科技典籍的几个重要因素，并邀请三位译者对科技典籍和《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丛书的翻译和出版进行了评价。希望本访谈能够对国内译界开展中国典籍的译者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大中华文库；天工开物；译者访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天工开物》英译本的科技典籍译者风格研究”（编号：16BYY03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类典籍翻译研究”（编号：14BYY03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大中华文库》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研究”（编号：2017WKYXQN015）。

作者简介：王烟朦，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王海燕，硕士，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典籍译介和应用翻译。王义静，硕士，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曾任大连理工大学典籍英译研究所所长，协助汪榕培教授开展典籍英译研究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典籍译介。刘迎春，博士，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兼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典籍、法律典籍译介和应用翻译。

Title： An Interview with the English Translators of Tian Gong Kai Wu of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Chinese-English）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based on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s Wang Yijing， Wang Haiyan and Liu Yingchun， English translators of the Chinese sci-tech classic Tian Gong Kai Wu， probes into some important influential factors in their transla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classic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publishing project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Chinese-English） series. Meanwhile， the three translators， upon quest of the interviewer， aired their views on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Chinese sci-tech classics and other classics in 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Chinese-English） series at large. It is hoped that this interview can shed light on the translator study and translation criticism of Chinese classics in Chinas translation academia.

Key words：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Tian Gong Kai Wu； translator interview

Authors： Wang Yanmeng is Ph.D. candidate a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li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wangyanmeng1992@163.com. Wang Haiyan is professor at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116026，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sci-tech classics and applied translation. Wang Yijing is professor a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sci-tech classics. Liu Yingchun is a professor at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116026，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sci-tech and legal classics as well as applied translation. E-mail： liuyingchun@dlmu.edu.cn

一、引言

《天工開物》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惟一一部有系统地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著作，因此成为中华典籍英译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以下简称《文库》）选题之一，以向海外传播我国古代科技文明和助推中西文化平等交流。《文库》之《天工开物》英文全译本于2011年出版发行，其英译者为我国大陆学者王义静、王海燕和刘迎春。该译著已经被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等海外知名大学图书馆收藏；2016年，荣获第五届辽宁省政府奖二等奖，同年香港《大公报》对获奖情况进行了报道。

除《文库》工作委员会主任杨牧之《总序》和国内科技史研究专家潘吉星的《前言》，《文库》之《天工开物》中并无译者序、翻译说明、注释等体现译者翻译思想和翻译观的副文本，其缺失势必不利于客观解读译作在原语和目的语中的产生、流通和接受机制等。鉴于此，本文拟对《文库》之《天工开物》英译者王义静、王海燕和刘迎春教授展开访谈，构建译本的外部史料来弥补此缺憾，以促进科技典籍译介研究。

二、访谈概要（以下问题简称为Q，回答简称为A）

Q1：请问三位老师是怎样与《天工开物》和科技典籍结缘的？

A：谈起我们翻译《天工开物》和开展科技典籍英译研究，我们首先要感谢汪榕培教授。汪先生先后担任大连外国语学院院长、大连理工大学和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不仅培养了一批典籍翻译实践和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如今在典籍英译的不同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而且他还翻译出版了二十多部中国典籍，其中《牡丹亭》、《陶渊明集》、《邯郸记》、《墨子》、《汉魏六朝诗三百首》、《诗经》、《庄子》、《紫钗记》八部译著入选《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丛书，是当之无愧的典籍英译大师。我们三位和科技典籍一直有着“不解之缘”，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有着悠久的科技英语研究和科技翻译的传统，我们在他的启发和鼓励下，结合自身院校资源的特色和优势开始翻译《天工开物》，并开展科技典籍英译研究，这也正好符合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时代精神。

Q2：目前我国存世的科技典籍约有一万两千种。上世纪90年代河南大象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丛书还将科技典籍分为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农学、医药、技术、综合等类别。毋庸置疑，科技典籍的数量多，门类齐全。请问你们如何评价《天工开物》在中国科技典籍中的地位和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影响？

A：科技典籍数量不小，涉及天文、物理、建筑、造船与航海、工农业和手工业等诸多领域。《天工开物》是最具代表性的古代科技作品，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集大成者，对世界科技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它的系统性强，涉及工业、农业和手工业三大领域，所以《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丛书将它归为综合类科技典籍。宋应星是全世界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黄铜）的科学家。因此，日本科学史家三枝博音指出，“《天工开物》不只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东亚的一部代表性技术书，其包罗技术门类之广是欧洲技术书所无法比拟的”。①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将它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经典——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相提并论，称宋应星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 ②

Q3：在《文库》110种选题中，部分典籍的译本选自知名译家的旧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66年出版了美籍华裔学者任以都、孙守全夫妇《天工开物》英文全译本（Tien-kung kai-wu： Chinese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我国台湾的中华文化研究院出版社也于1980年出版了李乔苹主译的《天工开物》英文全译本（Tien-kung-kai-Wu： Exploitation of the Work of Nature，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in the XVII Century）。请问《文库》之《天工开物》为什么没有从这两个译本中进行选择，而是要“另起炉灶”呢？

A：我们翻译的《天工开物》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以填补大陆没有全译本的空白。从这方面讲，翻译《天工开物》首先是帮助中国大陆学者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促进他们开展科技典籍翻译研究。同时，其出版也能够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尽一份力量。除此之外，另外两个译本分别在美国和我国台湾出版，距今已经有一定的时间跨度。汪榕培老师在第二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上强调：“比读是复译的基础，复译是比读的升华。③在他看来，“越是经典作品，越应该经过多次翻译。时时推陈出新，因为有时代性的特征问题。而且还有地域问题，对于同一部作品，美国人，英国人的译文又不一样”。④因此，这也是我们复译《天工开物》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展示当下中国大陆译者对这部科技经典的新阐释和对其文化价值的再认识。

Q4：请问你们最初预期的译文读者是哪些？

A：我们设定的读者群体不是太大，是小众的专业人士和一些对中国古代科技文明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因为入选《文库》，译文的首要目的是对外推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技成就，获得专业人士的认可。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士想了解中国，如中国人的经营之道、哲学思想，古代中国是什么状况，等等。国外对中国的兴趣是越来越浓了。我们推测，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外普通读者对《天工开物》记载的中国科技成就感兴趣的。

Q5：有别于通俗类文学典籍，《天工开物》涉及许多科技术语和大量的专业知识。请问三位是否有相关背景，翻译前你们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A：我们三位有一定的背景知识。王义静教授长期讲授和研究科技英语。王海燕、刘迎春教授在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长期关注科技术语及其翻译，并且比较系统地开展了术语学以及术语翻译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天工开物》触及十八个方面和三十个部门的生产技术，涉及面广。客观地讲，我们不可能全部了解其中的各种科技知识。因此，我们在翻译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以准确把握专业术语的内涵，并多次虚心请教相关的专家学者。

Q6：请问《文库》之《天工开物》翻译历时多久，你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A：我们2006年着手翻译，2009年初交稿。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難题是要不要采用文本外注释和如何统一术语，但讨论更多的是术语统一和术语规范化的问题。《天工开物》涉及的技术门类繁多，术语的界定、整理和翻译比较棘手。遇到读者难以理解的名词术语，怎么翻译以及要不要加注释（annotations）？为了减少读者的阅读负担和困难，我们最后决定加入适量比正文字体小的文本内注释，进行适度的翻译补偿。

Q7：《文库》之《天工开物》采用了合作翻译模式。请问三位老师的合作是类似于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 Yang）式的主加辅模式，还是霍克思（David Hawkes）和闵福德（John Minford）式的立体分工模式？

A：我们的翻译是典籍英译同行合作的模式。王义静老师牵头，制定翻译计划，主持协调整个翻译工作，三人共同完成译稿；三人再协同通篇校对，而不是将原著划分为三个部分，各自独立完成译稿。为了统一语体风格和术语，我们不主张用立体分工的译法。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在一起多次讨论、反复校对译稿的。之后，我们邀请了当年在大连海事大学任教的美籍教师Judy Roach（茱蒂·罗奇）和Ben Mayo（本·马约）协助译稿的审校和润色。

Q8：汪榕培教授提出“传神达意”的典籍英译翻译思想对科技典籍英译是否也具有指导意义？你们翻译《天工开物》时遵循了什么原则和方法？

A：汪榕培老师基于长期的典籍英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形成了“传神达意”的典籍英译思想。他说，“传神”是状语，“达意”是中心词，译文应当首先再现原文的意义。虽然“没有哪一个普遍适用的翻译原则或标准可以指导各种类型的文本的翻译”，⑤但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忠实”原则具有普遍适用意义，只不过翻译不同类型的文本，“忠实”的体现形式有所不同。“传神达意”的翻译思想对科技典籍英译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科技典籍翻译也要“达意”，要做到准确、规范；换句话说，应该“准”字当先。《天工开物》中科技术语的翻译尤其要“达意”，即准确。正如冯志伟提到，“没有术语，就没有科学；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⑥概念通过术语表达出来，术语翻译不准确就会影响知识的跨语言和跨文化传播的效果。因此，我们遵循的总的翻译原则是：准确规范，术语一致和术语译名的约定俗成。翻译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意译法、直译法以及直译意译兼顾法。我们很注重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句式表达的客观性和谋篇布局的逻辑性。

Q9：我们知道《文库》的前身是1992年湖南出版社策划编辑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收购其版权时，在《文库》中保留了该套丛书的体例，即为文言古文典籍加入今译白话文。请问《文库》之《天工开物》加入白话文的目的是什么？你们的译文是依照文言原文还是白话文？

A：国外相关读者理解古文可能存在不小的困难，因此《文库》之《天工开物》添加了白话文来方便目的语读者阅读。我们翻译的时候主要依照文言文，以白话文为辅。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理解不到位的情况。完全依靠白话文进行英译，有可能会导致译文表达偏离原文的意思。正如刚刚提到的，《天工开物》的翻译重点是做到译文的准确规范，所以我们在翻译时主要参照原文的文言文。在此，我们也想强调，典籍英译中的原文理解环节一定要依据原文，否则会出现不必要的理解偏差，进而导致表达失误。

Q10：《天工开物》任以都、孙守全夫妇译本中有详实的文内注释和章末注释，为英语读者理解译文和原语文化提供了丰厚的语境信息。李乔苹主译的《天工开物》也有适量的章末注释。在《文库》之《天工开物》中，文化负载词通常直译而没有出现任何背景信息，如原书十八章均以“宋子曰”开篇，“子”是对古代成年男子的尊称，“宋子”指的就是作者宋应星本人。你们直接音译成“Songzi”而没有添加说明。再如，《锤锻》章有“使冶铸鼎之巧，束手而让神功焉。莫邪、干将，双龙飞跃，毋其说亦有征焉者乎？”⑦同样，“莫邪”和“干将”仅被音译成“Moye”和“Ganjiang”。请问这样处理会不会给读者造成理解障碍？

A：“宋子”的音译体现了约定俗成的原则。直译没有加注释是考虑到脚注或尾注会影响阅读的流畅性。根据上下文语境，英语读者很容易明白宋子就是指代宋应星。干将、莫邪是干将和莫邪铸的两把剑，是神话传说。《天工开物》属于信息型文本，译文主要是陈述事实和传播科技知识，“干将”和“莫邪”这类虚构文化信息对传播中国古代科技并没有多大用处，因而没有必要解释说明。反之，可能会影响内容表达的客观性。

Q11：《文库》之《天工开物》删去了原书中宋应星1637年所作序，而是改用了潘吉星的新序言。请问这是出版社的安排还是译者的决定？

A：广东教育出版社提供的中文版原著電子版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天工开物译注》，只有目录和正文，没有宋应星1637年的序。当时，出版社仅要求我们查证该版本原文是否有误。潘吉星的序言则是在翻译结束交稿后，责任编辑邹崝华老师发给我们让我们最后翻译的，因此是这是出版社的决定。

Q12：《文库》之《天工开物》出版至今已经有几个年头了，请问你们是否关注过译本的传播和接受效果？

A：借助全球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我们发现译本已经被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技史图书馆等国外大学图书馆收藏。⑧我们最初与出版社签的出版合同写明首印1000册。最近亚马逊等图书网上销售显示，《文库》之《天工开物》已售罄。除此之外，我们还没有从其他视角关注译本的传播效果。事实上，我们应该通过译本的销售、图书馆的收藏等途径关注译著的国际传播效果，以便将来再版时对译本进行进一步的完善，更有效地对外传播中国古代科技文明。

Q13：就《文库》而言，国内外有两种评价声音，似乎批评之声占据上风，认为它是自娱自乐，而反对者认为不能片面以销售量来否定其价值。请问你们如何评价《文库》，它对中国古代科技文明“走出去”有何意义？

A：我们要客观、辩证地看待《文库》的翻译与出版发行，认为全面肯定和全盘否定都是有失公允的。有学者说，部分作品的翻译质量不理想，这说明译者的翻译水平有待提高，但不能就此否定国家翻译实践的价值。总的来说，它的首创性不容抹杀。如今，将中文翻译为外文，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改革开放政策等，具有覆盖面广、题材体裁丰富和信息量大等特点。《文库》又是政府发起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典籍英译重大出版工程，是全面系统、自觉、积极对外宣传中华文化的行为，是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举措。我们应该明确，这是中国译者在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典籍英译“添砖加瓦”，让西方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中，有些翻译作品出现了没有“走进去”，即没有被目的语读者很好接受这种不理想的传播效果，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文库》的受众有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之分。我们认为其中多数典籍的主要读者群体是专业人士和对特定主题感兴趣的一般读者，而不会像小说、科普类译著那样有较广的受众面。不同体裁的典籍又有不同的专业受众，为专业人士等受众真正接受才是《文库》的主要目标。据我们了解，目前在全球许多国家设立的孔子学院已经选用了《文库》中的部分译著作为教材，这是推动典籍英译作品海外传播的有效途径之一。事实上，我们也不能期待所有目标读者对包括《天工开物》在内的中国典籍都感兴趣。当然，为了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进而“走进去”，有必要对目标受众的需求情况和接受效果开展实证研究。

我们认为，《文库》这样的出版工程对中国古代科技文明走向世界更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中收录的多数科技典籍译本是世界上首部英文全译本。我们翻译的《天工开物》被国外知名大学图书馆收藏，这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国际传播。如果这些作品没有被《文库》列入出版计划，国外读者恐怕很难有机会了解这些著作，更谈不上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先进的科技成就了。

Q14：除美国学者道本周（Joseph Dauben）参与《九章算术》的英译，《文库》中的其他科技典籍均由中国译者翻译。但有的汉学家认为中国译者只能将外语译成中文，不应把中文译成外语，请问你们认同这种观点吗？根据你们的经验，理想的科技典籍译者模式应该是怎样的？

A：我们不认同这种观点。从古到今，有两股力量推动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即外国人协助译介和中国人自己主动译介。就早期的典籍英译而言，传教士和汉学家贡献不小，我们自己则没有从文化战略高度进行自觉的、系统的对外翻译。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文化可能有深入的了解，但他们的中文水平和译介动机可能会有所局限。国外译者和汉学家对中国典籍，尤其是对非文学类典籍原文的理解并不一定准确、到位。例如美国学者华莱士·约翰逊（Wallace Johnson）对中国古代法律典籍《唐律》的错误理解比比皆是。⑨如今，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中国译者要勇于担当，发挥更大的作用；科技典籍英译应该“以我为主”。

谈到科技典籍的译者，我们认为“三位一体”的合译模式最为理想。首先，精通中、英语言文化的中国译者和中国的相关科技工作者合作研读原文，甚至合作翻译。然后，请英语为母语的英语人士（最好熟悉所审校的科技典籍）负责译文的润色工作。理解环节通过跨学科的团队完成，能够确保理解正确；表达环节则由本族语专家把关，能够保证语言的准确、地道。

Q15：典籍作品在备受国际关注的同时，还要借助国际化的传播方式才能吸引更多的国际受众。请问你们同意这种观点吗，科技典籍需要借助国外出版社的力量“扬帆出海”吗？

A：我们认为，中国科技文明走向世界需要“借船出海”，由国外主流出版社出版发行可能更容易被目的语读者认可，同时扩大译作的影响力。“中华学术外译”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为中国作品在海外出版搭建了平台，我们可以通过中外出版机构合作，选择与国外主流出版机构联合出版发行。当然，也可以采用苏州大学王宏教授《梦溪笔谈》的海外出版方式，直接由海外出版社引进版权出版全英文版。但在海外出版的前提是要用“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也要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努力跨越文化鸿沟，还要熟知外国语言习俗，防止落入文字陷阱，让受众听得懂，才能达到预期的对外传播效果。

Q16：有学者分别从全球最大的图书销售网之一美国亚马逊图书网和英语读者群最大的Goodreads读者网站搜集了典籍译作的读者评论，借此考察了译作的海外阅读市场。但我发现这两个网站上的科技典籍译作几乎没有读者评论。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不能用调查通俗文学接受的方法来考察科技典籍的国际传播效果。根据你们的理解，衡量科技典籍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和得失的渠道有哪些？

A：中国科技典籍的专业性较强，导致目标受众面相对较小。不能够仅凭普通读者的反应来评价科技典籍在国外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我们应该根据专业人士和机构是否已经对其进行深度的研究，来评价其学术和文化价值，判断其翻译是否成功，传播效果是否理想。因此，学者访谈和举办学术会议聆听同行专家的声音就是重要的、有效的考察科技典籍海外传播效果途径。同时，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如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德国科技史专家薛凤（Dagmar Sch?fer）的The Crafting of the 10，000 Thing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是首部对《天工开物》进行全面研究的英文著作，而《天工开物》任以都、孙守全译本和李乔苹译本是薛凤阅读《天工开物》和撰写著作的基础，这亦是对《天工开物》译本的接受和认可。所以，国外专家学者基于科技典籍译本出版著作或者发表论文专门研究科技典籍，不正好说明了中国科技典籍英译本的影响力和价值吗？

Q17：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最高级别的研究项目。纵观2000至2017年间立项的在国家社科基金翻译类项目，科技典籍译介课题仅有10项。1997至2017年间国内发表的科技典籍译介论文也仅有403篇。这些数据表明科技典籍英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待拓展。请问你们认为这种现象的成因有哪些，国内学者应当如何加强该领域的研究？

A：科技典籍英译研究课题数量的确很少。回顾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自2002年成立以来所开展的典籍英译研究，科技典籍英译研究呈现出起步晚、队伍小、成果相对少的特点，没有形成气候。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没有建立较为完整的科技典籍英译的研究队伍，也没有产出系列的研究成果。同时，科技典籍翻译研究重微观、轻宏观，实践探讨多、理论研究少。究其原因，文学典籍翻译研究与实践开展了许多年，已经形成规模。前辈老翻译家多从事文学类典籍英译，只有少数涉足非文学类，如林戊荪翻译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李照国翻译《黄帝内经》等。

为了做好科技典籍英译研究，我们认为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对中国古代先进的科技成就进行全面梳理，认识到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古代科技文明曾一度领先于世界，然后开展全面、系统的译介研究。第二，要做到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并重，通过“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的循环式研究路径，探索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的客观规律，建构适用于自然科学类典籍翻译的翻译理论思想，用于指导该类文本的翻译实践。第三，要建立老、中、青相结合的科技典籍英译“传帮带”机制，形成一支科技典籍英译的队伍，开展团队化、项目化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撰写并发表系列研究成果，翻译并出版系列译著。第四，要进一步加大科技典籍英译的宣传工作，让科技典籍英译成为非文學类典籍英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中国典籍英译事业的重要领域之一。具体可以通过翻译学术会议、翻译学术讲座以及在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典籍英译课程中增加科技典籍翻译内容等途径，为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摇旗呐喊。

注释【Notes】

①②大公网湖南频道讯：http：//www.takunghn.com/ArticleDetail-I10003.html，2016-6-7。

③参见王宏、束慧娟，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广度与深度齐头并进——第二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述评，《中国翻译》1（2004）：36。

④参见朱安博，“译可译，非常译”——汪榕培教授访谈录，《山东外语教学》3（2013）：4。

⑤⑨参见刘迎春、王海燕，论“译名同一律”原则在中国古代法律英译中的应用——兼评约翰逊《唐律》英译本，《外语与外语教学》12（2008）：60-62。

⑥参见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

⑦参见宋应星，《天工开物（汉英对照）》，王义静、王海燕、刘迎春译（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300。

⑧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http：//firstsearch.oclc.org/FSIP，2018年8月检索。

责任编辑：魏家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