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源,李少昆

(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院,北京 100029；2.郑州商品交易所,郑州 450018)

中国是在改革中崛起的大国,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和贸易规模的增加,中国的发展过程难以避免大国间的博弈,与此同时,“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溢出效应和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都在增加。“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1],因此,基于大国崛起和大国博弈这一宏观背景,本文重点从大国国家安全角度对汇率制度选择展开研究。

1 中美关于汇率问题的分歧及汇率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在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中美两国本应有更多合作发展的领域。但近年来,中美在汇率问题上产生了许多分歧,美国动辄以“汇率操纵国”相威胁,将汇率问题泛政治化,直接影响国际经济环境,进而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国际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依托”[1]。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同时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析中美在汇率问题上的分歧,掀开美国相关言辞和理论的经济面纱,发现其核心驱动力——大国政治博弈。

1.1 美国政府指责他国汇率操纵的经济依据

长期以来,各国政府和学界对操纵汇率的界定都不明确。一方面,汇率作为金融系统的核心要素,有较强的溢出效应,汇率制度需要帮助创造稳定、有秩序的全球经济金融条件。另一方面,汇率制度事关国家主权,其制定需要配合所在国的社会和政治政策。目前,大部分国家都比较尊重他国国情,全球范围内,只有美国有指控他国操纵汇率的传统。

美国指控汇率操纵的主要依据是美国制定的《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1988)和《贸易便利及贸易执行法》(2015),汇率和贸易问题被美国绑定在一起。在《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1988)中,汇率操纵的判断依据主要是明显低估并由此积累的贸易顺差。美国曾在1992—1994年以此指控中国。《贸易便利及贸易执行法》(2015)进一步具体化了“汇率操纵”的依据,包括该国与美国双边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超过3%;持续单边干预汇率市场。自2017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总统高级顾问斯蒂芬·班农等频频发表演讲,援引《贸易便利及贸易执行法》,宣称中国通过操纵汇率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冲击美国国内就业和制造业,并多次以“贸易操纵国”相威胁。美国财政部也在2018年10月中旬公布了汇率政策报告,将中国列在汇率政策监视名单上。

对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可以发现,白宫所谓的“中国操纵汇率,常态化干预汇率市场”是缺乏依据的。近年来,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已显著低于标准;“8·11汇改”前,中国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降低外汇市场动荡,对外汇储备进行了抛售,汇改后,中国央行对于外汇市场的干预已大幅减少,不存在“常态化干预”。尽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规模较大,尤其在2000—2017年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占美国赤字总额的比重从18%上升至46%①数据见美国人口调查局网站(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但从相对规模看,截止2018年12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368.3亿美元规模与中国持有的10 871.56亿美元的美元外债规模和30 727.1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比,并不算大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见美国商务部(https：//www.commerce.gov);美元外债规模见中国商务局(http：//www.safe.gov.cn/safe/2019/0329/12820.html);外汇储备规模见中国商务局(https：//www.safe.gov.cn/safe/2018/0112/11240.html)。

在法律依据外,中国作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也被以Charles Schumer为代表的美国政府成员和以Krugman[2]为代表的美国学界认为是中国操纵汇率的经济学“证据”。然而,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全球产业分工链的纵深发展、中国的贸易规模、强势美元、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出口限制才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中国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2005年汇率改革后便呈稳中有升趋势,这期间,美国的对华贸易规模并没有随之发生明显变化,事实上,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趋势也一直伴随着全球各国不断的汇率制度变化。可见,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情况没有稳定关系,也不构成指责中国汇率制度的经济理由。

中美建交40年来,中美的合作始终是主流,共同利益远大于双方分歧。汇率制度不是影响中美贸易发展的核心因素。从经济因素看,汇率制度不应该构成中美的争论焦点。

1.2 汇率操纵争辩背后的政治因素

从经济方面难以解释的中美汇率问题分歧,但如果从政治方面看,则会找到更多线索。汇率问题本来就充满了超额利益与特殊权利,这些都会通过各种国际政治事件体现出来,汇率制度选择的多样性及其对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影响,也使得这一问题在被学术界讨论之余,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工具。

首先,所谓的“汇率操纵国”托辞之所以被美方运用得得心应手,在于其是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制定的评价标准。尽管中国没有操纵汇率,特朗普政府依然可以据此在金融方面对中国发难,乃至于特朗普在参加总统竞选时就宣布他上任第一天就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Woodward也披露了特朗普要求姆努钦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3],美国财长姆努钦更是在2018年下半年汇率政策报告公布后表示,考虑尝试重新使用《1988年汇率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法》中的广泛定义,或改变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的汇率制度已有权威的评估结论。美国这一系列做法相当于把自己的汇率判定标准强加于国际通行规则上,反映了特朗普政府意图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和将汇率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因此,美国在汇率问题上,是以经济因素为借口,以经济理论为依托掩盖其政治目的。

其次,美国在指责中国汇率问题时,兼带污蔑中国的发展道路。美国在挥舞“汇率操纵国”大棒时,指责中国利用“国家威权主义”影响汇率市场化进程,毫不避讳地将汇率问题泛政治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等多次指责中国不具备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和民主道路,指责中国具有“国家威权主义”的特征,以没有做到货币可兑换和汇率自由浮动为由,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提出所谓质疑。这种思想也反映在白宫的对华政策中,如美国的对华301调查报告名为对中美贸易逆差的调查,实际上却大量提及中国的产业政策架构和国有经济主导模式,渲染中国的国家力量对汇率和贸易的影响。将不同国家产业结构、工业发展优势和全球产业链分工所决定的贸易结构问题,混淆为国家意志的产物,而汇率问题,也就此成为美国污名化中国发展道路的筹码。

再次,指责他国汇率制度是美方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一贯手段。其一,美国习惯利用经济借口攫取利益。美国长期充当“国际警察”,指责他国的产业政策、汇率制度乃至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汇率问题发难,迫使他国放弃经济政策目标、让渡经济利益、开放市场、自降政治地位更是其惯用伎俩。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中,英国和法国迫于本国货币贬值压力和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最终向美国妥协,体现了美国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得到的比军事力量更为强大的干预权利。近年来,美国重拾保护主义这一政治理论工具后,更是曲解“对等开放”,擅自制裁,自己则获得远超经济借口的超额收益。其二,美国对可能的“崛起”国家进行战略遏制是其历史传统。“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一直在对苏联、日本等可能的追赶国家进行遏制。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上升,美国对华认知与情绪全面转向。2017年美国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①可参见白宫官网(https：//www.whitehouse.gov)。将中美关系定性为竞争关系。2018年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提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中国作为战略对手,以掠夺式的经济活动胁迫其邻国”②可参见美国国防部官网(https：//search.usa.gov/search?affiliate=defensegov&page=1&query=defense+report &utf8=%26%23x2713%3B)。。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签署《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和《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加强了高技术出口和外国企业投资获取技术的限制,从高端产业入手遏制中国,由此可见,美国打着汇率自由的旗号打压中国的目的昭然若揭。其三,美国对中国经济方面的种种指责与自身所为一贯矛盾,汇率问题只是其中之一。美国污蔑中国发展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指责中国的产业政策,但吊诡的是,美国政府自身也重视产业政策,先后宣布制定《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2)③可参见美国科技委员会官网(https：//www.whitehouse.gov/ostp/nstc/)、成立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等。美国在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给中国扣上“修正主义”帽子,认定中国颠覆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但美国自身却率先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将美国法律置于国际规则之上,显示出单边主义特征。

最后,从美国指责中国汇率制度等一系列对华政策的获利主体看,中美关系对抗会破坏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供应链,拆解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网络。这不仅会打击美国对华贸易公司等贸易部门,增加其代工成本,降低其在中国市场的收益和市场份额,还会让中美两国的普通民众福利受损。然而,美国社会高度分化,一小部分获利集团,尤其是政治精英阶层和金融寡头集团依然可以推动对华政策转向。由此观之,汇率问题争辩背后虽有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抬头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美国政治精英阶层维护美国华尔街金融寡头财团及美元国际货币垄断地位的需要,也是维护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需要。

1.3 汇率制度选择需以保证国家安全为前提

近年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4],也将面临在所难免的大国博弈。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体系的周期性、体制机制性矛盾尚待化解,经济健康发展处在关键转型期,这些都增加了影响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关键时期,汇率制度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更加深远,研究汇率问题,更需要从保证国家安全角度展开分析。

首先,从国家安全出发研究汇率制度,更符合中国国情。与常规的从宏观经济绩效出发的研究不同,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来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根本地位并没有改变,金融系统仍然作为与实体经济并列的重要部分存在于国家经济系统之中。因此,将国家安全视为制定汇率制度的前提更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从外围环境看,在全球经济下行期,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稳中求进,打牢巩固国家安全的城墙,既是国际形势日益复杂背景下的发展需求,也能为全球经济稳定持续复苏作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5]。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6]。

其次,汇率对国家安全影响深远。在国家安全中,一方面,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具有首要性、根本性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另一方面,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7]。汇率制度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要素,汇率稳定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基石,金融体系则已经嵌入现代社会结构中。一旦汇率制度出现偏差,很容易引起股市大跌、外商撤资、资本外逃、资产价值重估的“羊群效应”等反应,影响经济安全,引起社会恐慌,危及社会安全,乃至政治安全。在历次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过程中,最初发生的往往是汇率危机,接着变成金融系统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乃至国家危机。而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汇率问题也往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放大。

再次,汇率制度调整需要符合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目前的国际环境和金融发展情况下,一方面,金融开放,“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长远意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汇率制度弹性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保证国家安全是重要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6]。可见,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兼顾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稳定与金融开放缺一不可,都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要保证国家安全,我国的汇率制度选择需要在保证金融稳定的基础上促进金融开放,需要符合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最后,从经济逻辑上看,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是在影响国家安全的各因素间进行权衡取舍。经济发展伴随着货币化,货币化的“锚”是否合理、是否充足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与国家安全。作为资金的对外价格,汇率安排弹性过低会使国家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反击投机攻击的能力,而汇率安排弹性过高又会使国家面对过于波动的环境,不利于贸易活动的稳定开展和通货膨胀水平的管理,因此,汇率制度需要在“可验证性(credibility)”与“弹性”之间权衡取舍,存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汇率弹性[8]。这个汇率弹性会随着国家的经济实力、金融市场成熟程度、金融开放度、贸易开放度等因素的发展而增大。目前,一方面,美国发动的贸易摩擦对中美经济发展、资本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和社会生产都造成冲击,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形势也产生影响[9]。为应对中美经贸冲突,客观上,我们需要增加汇率弹性,减少贸易摩擦;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开放增加了人民币的需求,为了助推金融开放与国际合作,也需要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仍有下行压力,汇率的资产价格属性在增强,外汇储备增量转向资本项目差额驱动,短期资本流动易受市场情绪波动影响,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的汇率需要有“可验证性”,需要稳定市场预期,落实金融稳定、贸易均衡及实体经济稳定等目标。“8·11汇改”后市场预期的变化和新兴市场国家忽略国家安全贸然推进汇率制度改革而造成不良后果的历史教训已经为我们留下了警示。因此,中国的现实汇率安排弹性调整需要格外慎重,需要跳出西方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稳妥推进。

2 寡头政治、新自由主义与浮动汇率

汇率问题在历史长河中一直充满着政治利益博弈,牵涉到国家安全。美国之所以能频频借汇率问题对我发难,以西方主流的汇率理论指责中国汇率制度,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和政治动机与经济理论互相作用,最终成为一个相互借力的结合体。美国国内的寡头政治势力借助汇率这一手段打击大国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持以“师出有名”。讨论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理论底色”的相关西方汇率学说,必定绕不开美国的寡头政治文化和政治动机。

2.1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政治工具性

在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思想渗透到西方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也逐渐与美国的政治文化相融合,体现出政治工具性。在汇率问题上,这种思想的政治工具性更加明显。

首先,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本就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联系。早期古典经济学体系中,汇率制度被认为是国家贸易的货币化体现。随着生产力发展,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日益衰落的个体经济和行会制度,自由资本主义开始主导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主张金融流通自由成为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相关经济理论也得以迅速发展,如李嘉图从国际分工合理性角度主张国际贸易和金融流通自由,反对干预国际贸易,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社会心理学派等以“促进落后国家发展”为目标,对金融开放进行了论证和支持。随着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到集团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银行与工业资本相融合,成为金融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要保证扩大再生产,就需要有自由化的贸易体系作为支撑。在此背景下,支持汇率自由浮动的理论成为主流汇率理论。

其次,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改良”符合西方金融寡头集团的利益。从“古典自由主义”到“嵌入式自由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一系列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反映的是领导国国内经济秩序的调整。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符合领导国的国家利益,领导国是国际秩序的发起者、推动者与受益者[10]。

由此观之,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跃成为美国的主流经济思想。一方面,是因为在凯恩斯主义无力应对“滞胀”问题时,新自由主义思想通过理论的创新与改良,与金融发展、金融自由化相结合,更加贴近美国经济金融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更符合金融寡头的经济秩序述求。生产能力大幅提升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学铁律时,金融寡头亟需扩宽资本增殖路径,打开资本缺乏但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大门,通过资本输出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工业体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完备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开放条件,国内金融环境仍处于初步阶段,无法应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巨量的金融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承担起打开新市场大门的责任。

再次,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漏洞暴露了其政治工具性。在金融全球化初期,新自由主义理论便宣称其理论是古典自由经济理论与现实情况的结合,但从经济逻辑上看,主流理论中,保持货币的对内和时间价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作为货币的对外价值,汇率自由浮动难以自圆其说[11]。这些理论还忽视了没有前提条件的金融开放实际上会损害国家安全,也没有阐明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动背后的国际政治博弈,尤其是各国垄断资本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发展情况的变化。尽管有学者提出相反意见,如Brecher和Alejandro[12]认为资本流入原本受保护的行业后,会造成该国福利损失;里德认为以国际金融中心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寡头实际上控制了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证券市场价格,进而在全球范围内追逐高额垄断利润[13]。但这些研究成果由于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一些原因,很快被新自由主义理论思潮掩盖。以“资本自由流动”[14]、“金融深化”[15]等假说为核心的学说开始盛行,并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金融开放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性。就此,西方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套金融自由化学说体系。金融自由化包括资本账户的绝对放开,政府管控利率的彻底放弃和国外资本进入的完全自由[16]。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各国货币不再盯住美元,而是根据实际经济、政治情况来选择汇率安排。根据蒙代尔-弗莱明不可能三角理论[17],汇率政策与资本账户、货币政策紧密联系,因此,汇率制度成为西方国家判断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因素,汇率制度需要帮助该国金融体系与所谓的国际金融体系接轨,资本流动则只需要遵从市场的基本规则,就能为该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浮动汇率制度的合理性和安全性更受到广泛质疑。但西方学者的批评大多隔靴搔痒,本质上,依然是尝试对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行完善,更有学者以发达国家的金融风险为理由,继续在发展中国家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宣称在金融全球化下,金融风险的国际化分布更偏向发达国家,工业化发达的国家将承担更大的金融风险[18],金融安全问题更多来源于金融周期[19]等。显然,这些改良后的理论包裹着西方金融寡头的利益述求,理论本身的单薄混乱显示其理论体系已沦为寡头政治工具。

最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导下的经济政策已部分实现其政治目的,同时扩大化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依据错误的理论推行相关政策,其实际情况必然不如理论设想的完美。发展中国家在承接西方淘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时,也承担越来越多国际金融风险,面临更大外部压力,更为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在提高金融开放程度的同时,却缺乏管理资本账户、稳定汇率、应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能力,不少发展中国家因此而深陷经济停滞的泥潭。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却凭借这些理论实现了金融业的大发展。以私有化、市场化、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帮助了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寡头追逐利益,助推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然而,金融寡头的逐利性和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使得这些国家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相割裂,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去实体化”进程,也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理念招致资产泡沫过大、金融投机过度、贫富差距扩大的弊端[20]。社会有效需求的下降和产业结构的空心化使得金融风险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扩大。

总的来看,西方主流的经济思想始终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服务的,其理论基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金融寡头的利益展开,刻意淡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问题,以至于其经济逻辑漏洞频频,新自由主义的汇率理论之所以能在有巨大逻辑漏洞的情况下继续主导西方学界,这是资本主义的寡头政治文化和政治动机所决定的。

2.2 浮动汇率制度主要由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寡头集团推动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影响下,西方学术界长期贬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政策,他们将中国基于社会主义国情的汇率选择职责为“国家威权”干预,但事实上,每个国家国情不一,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不同,汇率制度弹性本来就难以保持一致。资本主义世界对浮动汇率制度的一致推广并不符合经济常识,其背后存在以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寡头为代表的利益集团推动的因素。

从各主体的得益看,自由浮动汇率体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是美国的金融寡头集团。从国际政治学上看,汇率制度作为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其推广可以使领导国将国内秩序国际化,降低交易费用,提升其“先行者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s),增加其网络效应[10]。从国际经济学上看,美国可以在不提供稳定国际货币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增强美国金融寡头的收益,它也符合其他发达国家金融寡头的利益,通过放松全球资本管制,增加资本跨境流动,金融寡头可以获得庞大的国际业务和盈利[11]。浮动汇率制度叠加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升,还能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发展控制在“美元体系”当中从而使美国获得更高的政治威望。可见,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形成的自由浮动汇率体系是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扩张的重要平台。

浮动汇率制度基于资本主义金融寡头的利益进行全球推广,必定会在全球范围内加剧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尤其在2014年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后。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界定标准,截止2018年6月,共有55个国家发生了货币危机,这其中,有30个属于自由浮动和有管理浮动制度。

随着时间推移,金融危机频发的事实让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偏向中间汇率制度。按照改进的LYS分类法测算①目前对于中间汇率制度的细分标准没有统一,从跳出美元霸权的角度看,本文将原LYS方法所用的兑美元双边汇率改为有效汇率,根据每轮分类情况决定下一轮分类方法,以弥补K-means方法的缺陷,限于篇幅,且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有效汇率安排弹性数据不做描述。,在2002年至2017年间,选择爬行盯住与肮脏浮动的国家较多,即多数国家会在盯住某种货币和将汇率放任不管间进行权衡折中;从各汇率安排每年的占比情况看。固定汇率组的数量呈逐年减少趋势,爬行盯住组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说明各国大部分随着自身发展,逐步渐进式的提高了汇率安排弹性。尽管政府不干预的自由浮动制度得到了主流理论最多的支持,但截止2017年,全球实行自由浮动的样本只有33个,这33个样本国家全为资本主义制度,其中27个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资本主义世界更易受金融寡头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后,不仅美国政府的金融领域自由化改革受支持“新政”和“新自由主义”的企业家游说集团影响,就连相对独立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是在美国大银行家们的支持下进行的[21]p119-134。世界各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汇率安排取舍变化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初,由于美国放松金融管制,且资本管制具有网络效应,金融自由化很快在美国推动下成为世界潮流。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很快转向了浮动汇率安排。尽管20世纪80年代,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高通货膨胀转向固定汇率制度,但在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新兴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又重新转向有弹性的汇率安排,与此同时,东欧等转型经济体则尝试了几乎所有汇率制度。如果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作为分水岭,汇率从固定向浮动的退出过程中,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进行得相对迅速和彻底,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更为缓慢。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采取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在经济体制方面更有其优越性,更倚重实体经济,更少或几乎不受金融利益集团影响。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开放体系,中国的经济开放度在全球也处于较高的水平。在此背景下,中国慎重的汇率制度选择恰恰说明中国道路是由人民自主选择,而非部分利益集团推动的。反观资本主义世界,各个主要国家中都有大财团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起着支配作用,由于浮动汇率制度受资本主义金融寡头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对浮动汇率制度的接纳自然高于其他国家。

3 国家安全需要汇率安排弹性在一个区间内渐进式调整

在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主导下,为了实现资本主义金融寡头的特定目的,填补支撑浮动汇率制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漏洞,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回避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问题,大力鼓吹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和激进式汇率制度改革。本节将分别对国家安全视角下合理的汇率弹性区间和改革方式进行探讨。

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众多,经济增长失速等是主要的经济表现,政治体制变化等是主要的政治表现。为了考察汇率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本文统计的变量包括：IMF事实分类法下的汇率安排弹性及其变化幅度(弹性最小的“无独立货币的汇率安排”为1,以此类推,弹性最大的“自由浮动”为10)②本文也采用LYS分类法进行验证(浮动汇率为5,肮脏浮动为4,依此类推),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国家安全级别(NS)以OECD国别风险指标表示(无国别风险为0,以此类推,最高为7,无数据的OECD高收入国家视作0),本文对其进行了负向处理,指数越高,表明国家安全程度越高;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宏观绩效的指标。HDI是联合国划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标准,由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DP的对数构成。TO代表贸易开放度,用商品贸易额占GDP的比重表示;DF代表国内金融市场成熟程度,用国内信贷占GDP的比例表示;FL代表外债风险,用短期外债规模与外汇储备之比表示,本文进行了负向处理,越高代表外债风险越小;PO代表政治体制,以INSCR政治体制分类表示①NS数据来源于OECD官网(http：//59.80.44.44/www.oecd.org/trade/topics/export-credits/documents/cre-crc-historical-internet-english.pdf),HDI数据可见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http：//hdr.undp.org/en/data);PO数据来源于社会冲突研究整合网络数据库中的政体IV数据(Polity lV/INSCR Database),其余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数据(http：//data.imf.org)。。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其他变量在这9年时间内有恶化趋势时(HDI累计增幅不超过3%、NS累计下降幅度超过50%或始终处于最高风险级别,其它变量恶化程度超过30%或至少3次达到最高风险级别),本文将其计入统计。

由于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风险因素,本文将2009—2017年能找到有效数据的样本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国家共120个。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时间段内汇率平均弹性与国家安全情况统计表

通过统计,可以发现,发达国家更偏向浮动汇率制度,政治经济相对更加安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与汇率安排弹性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关系,汇率弹性过高的国家,有更大的概率发生政治动荡、贸易开放程度急速下降等问题,而汇率弹性过低,则容易陷入国家发展停滞。可以说,汇率制度安排如同在钢索上行走,弹性过高或过低,都容易偏离合理的汇率安排,使国家经济增长失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对国家安全造成负面影响。

国家安全视角下,不仅不同国家的合理的汇率弹性有所差异,其适合的汇率制度改革方式也和西方国家鼓吹的激进式改革不尽相同。回顾金融发展的历史,各类案例殷鉴不远。日本在1973年到1974年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国际化”时期,大量资本流向美国、“广场协定”签署后,日本产生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日本学者集中反思了其汇率制度的弊端,认为紧随美元的汇率政策和大幅变化的汇率制度弹性都加剧了日本的金融风险并且丧失了政治自主权,日本成为了大国博弈的政治棋子[22]。与此相反,和日本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德国在汇率制度上谨慎的调整方式使得德国规避了数次严重的国际性金融风险。适度稳定的货币政策、独立的汇率政策、对美元风险的时刻监控等,使得其能在世界经济下行背景下保持平稳过渡,并实现反弹。以史为镜,可知不加干预的追随美元,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仍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影响的背景下,不仅会加剧本国金融体系的风险,还会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丧失先机,影响国家安全。

为了进一步证明汇率弹性变化幅度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本文对2009—2017年间,样本国家汇率制度变动及后续的政治经济安全情况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汇率安排弹性调整与其后3年国家安全情况恶化统计表

如表2所示,大部分发达国家倾向不调整汇率,即使调整,其调整幅度也较低。在发展中国家中,汇率弹性变化幅度与各类经济指标严重持续恶化、国家政体变化的概率呈正相关关系,并呈“倒U型”。即完全不调整汇率安排弹性不利于贸易和金融开放,有损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大幅度的激进的调整,也会增加外债风险,影响国家安全。汇率弹性变化超过某个幅度后,便会增加国家安全受损的概率。

综上,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一定的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市场成熟程度上,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保证国家安全的合理的汇率安排,这些差异是由各国国情综合决定的。在国家安全前提下,合适的汇率安排也会随着该国的发展而改变,但这种变化是渐进的,一步到位式的改革容易使汇率制度弹性进入恶化国家安全的区间。“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在西方主流学术研究偏离客观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坚持道路自信,坚持适合中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弹性安排,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审慎对汇率制度进行渐进式改革。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汇率选择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汇率制度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40年的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走向实践、由探索走向辉煌的最佳论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必然结果[23]。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对汇率制度进行调整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回应美国指责的解题之匙。

首先,在汇率“市场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和美元霸权共同推动发达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过渡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警惕国际金融寡头对我国的侵蚀。相比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理论推崇的一步到位式改革,中国的汇率改革需要“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1],需要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相协调[24],需要和经济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相协调,需要在汇率之外,加强配套措施、协调推进。因此,中国更适合渐进式的汇率制度改革。从计划经济时期单一的固定汇率制度,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实行的按一篮子货币计算的浮动汇率制度,再到目前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期间,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经历了3次大的改革和8次小的调整,通过渐进式的汇率制度弹性调整,中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规避了汇率贬值惯性和货币危机。

其次,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自主、可控、渐进地提升汇率弹性是中国汇率制度的变化方向。一方面,汇率制度改革需要顺应中国开放水平与金融市场成熟度的变化,这既是宏观经济绩效最大化的需要,也符合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25]。十九大报告也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6]。另一方面,在中美贸易摩擦下,为了更好利用国际贸易体系和相关制度,缓和中美贸易摩擦,中国需要“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26],把汇率制度的市场化作为“支持多边贸易体制,逐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的同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重要工具[27]。

再次,中国政府需要保持对汇率波动必要的管理,使人民币汇率政策成为稳定宏观经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安全的政策工具。保持着对人民币汇率的管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体现,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应有之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则是中国的汇率制度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8]。在全球不稳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成为人民币汇率管理的应有之意,对汇率的管理也需要成为防止别国转嫁危机,损害中国利益的防火墙。

最后,中国的汇率安排需要兼顾最广大人民的长期福利,体现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汇率制度改革能不被少部分精英群体操控、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是中国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键。从国内看,由于坚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中国在协调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中发挥了制度优势。尤其在经济下行阶段,中国努力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降低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从国际影响看,我国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强调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29]。中国承诺“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不搞以邻为壑的汇率贬值,将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30]。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汇率不贬值承诺,到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对竞争性贬值的反对,都体现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价值取向：人民币汇率安排可以兼顾对中国自身的影响和对世界的溢出效应,体现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国人民在70年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方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继续坚持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合理的汇率制度选择开括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