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辉　钟观福

【摘 要】族群边界视野下赣南畲族与客家的共生互补关系是散杂居地区多民族共生互补的一个范例。隋唐之际，赣南畲族与客家开始频繁接触，双方形成生态意义上的共生区域。南宋时期，经过长时间的碰撞冲突，双方的族群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在文化上形成共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赣南畲族经历了由客转畲的民族身份转变，在历史记忆的碎片中重构了本民族文化，畲族与客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而不同、共生互补关系。

【关键词】族群边界;赣南;畲客关系;共生互补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1-0107-008

依据巴斯的族群边界观点，族群边界视野下的民族关系既有斗争排斥的竞争关系，也有共生互补的依赖关系。在一个包容性的社会体系中，各族群关系主要表现为共生与互补。赣南畲族与客家的关系经历了由竞争排斥向依赖互助的转变。进入新时代，和而不同、共生互补是赣南畲族与客家关系的显著特点。赣南位于江西省南部，主要指赣州市范围内的地理区域。目前，江西畲族人口约有10万人，赣南达7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南康、兴国、信丰、上犹、大余、于都、会昌、寻乌、崇义、赣县、宁都等地。赣州市有南康区赤土畲族乡和30个畲族村①。国务院正式确认畲族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单一少数民族是1956年，但是，赣南大批畲族拥有民族身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完成的由客家到畲族的身份转变。赣南畲族恢复民族成份已有30年，探讨赣南畲族与客家②的互动关系，旨在回望历史，不忘初心，正确看待从客家到畲族的共生互补关系。本文是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③，结合2017～2018年在赣州市南康赤土畲族乡的田野调查，从族群边界视角提出由客入畲身份转变的理论范式，阐述客家与畲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呈现客家与畲族的共生互补关系，为散杂居地区和谐民族关系研究提供实践案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新时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撑。

一、理论与范式：共生互补

共生（Symbiosis）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是1879年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de Bary）提出的生物学名词，主要是指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植物学家G.D.Scott于1969年提出：共生是两个或多个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程度达到平衡状态。1970年美国生物学家马格里斯（Margulis）提出“细胞共生学”，1981年又从生态学角度指出：“共生是不同生物种类成员在不同生活周期中重要组合部分的联合。” [1 ]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曾从后工业社会生产和信息的共生出发，提出“共生的理想是力图承认相互的圣域的思想” [2 ] 79，用“圣域”涵盖信仰、民族传统和文化，主张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必须承认“相互的圣域”，这才是共生的理想。哲学家尾关周二在重视“同质性”与“异质性”两种不同观点基础上提出“共生”与“共同”相互补充的理念。[3 ]131

在中国，源于生物界的共生概念和方法理论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已不为生物学家、生态学家所独享，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民族学诸多领域得到运用和实施。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乡土中国》有“共生与契洽”一节，说到共生：“吉丁斯（Giddings）认为社会的基础是同类意识。所谓同类意识，也就是指有相同人格承认。同类是推己及人的结果。帕克更明白地说明在人类中可以有两种人和人的关系：一种是把人看成自己的工具;一种是把人看成也同样具有意识和人格的对手。前者关系他称作Symbiosis（共生），后者关系他称作Consensus（契洽）”。“在人类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关系。他们愿意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来成全别人的意志。成全别人和利用别人，正是一个对照。同心同德，大家为了一个公共的企图而分工努力，就是帕克所谓的Consensus。在这种契洽关系中，才发生道德，而不单是利害了;在这里才有忠恕之道，才有社会，才有团体。” [4 ]360可见，“共生”与“契洽”是人与人、团体、社会之间相互需求、相互依存的生存状态。

近年来，在散杂居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许宪隆的带领下，运用共生理论分析民族关系问题，提出“共生互补”理念，并对其进行了系统阐述，使之在散杂居民族研究领域得到运用发展。{1}散杂居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团队认为：民族共生理论包括民族共生单元、民族共生模式、民族共生界面三个层次。[5 ]共生互补“是指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要确保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和睦共存、和谐共生、取长补短、互利共赢、互助互动、协同进化和发展……它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共生互补，又包括人类世界中的共生互补”。“在内容上，它包括经济系统的共生互补、文化系统的共生互补、政治系统的共生互补和社会系统的共生互补四个方面。” [6 ]“共生互补”是顺应社会主义时期新型民族关系提出的一种理论方法，对于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以及族群边界视野下民族关系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迁入与迁出：共生区域的形成

关于畲族起源的居住区域，持武陵蛮说和古代越族后裔说的学者认为“最迟在七世纪初隋唐之际，畲族已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区了” [7 ]11。费孝通先生认为畲族是东夷后裔，自春秋战国时便开始向南岭地区迁移。“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他們起初生活在黄河和淮河之间……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畲……东夷中靠西的那部分经过2000年的流动，现在还留着一些后裔，保留了他们的民族特点，成为瑶、苗和畲。” [8 ]25有史料记载：“五华上古居民历史上属越族” [9 ]579，“兴宁县境，古为古越诸地” [10 ]781。由此可推测：畲、瑶是古代越人后裔，早于客家迁入赣南边界，成为这一地区的原住民。

那么，客家先民最早从什么时候迁往赣南地区呢？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提出：汉族南迁开始于东晋时期，共有五次大迁徙，直到第二、三次迁徙即唐末至北宋，南迁的汉人才抵达闽、粤、赣交界的山区，认为赣南客家多为唐宋移民，大量汉人迁入这一地区的时间最早为唐末。[11 ]19根据地理志有关记载，赣南地区的户口，宋代增幅较大。北宋元丰初年至崇宁初年赣南有代表性的路府州军户口变化状况：赣南（含虔州、南安军）元丰初户数133929户，其中虔州98130户;到崇宁初户数达310153户，其中虔州达272432户，增幅达132%，净增176224户，若以虔州计，主客户增幅更高达178%，净增174302户。同时期全国户口增幅为36%。而元丰初江南东路、淮南西路、荆湖北路户数分别为1127311户、744499户、589302户，到崇宁初户数1022168户、709919户、580636户，为负增长。这种此消彼长现象说明这一时期赣南接受了大量外来移民，而且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上述呈负增长的三路。此后，元明清时赣南地区户口不再有飞速增长的现象，说明北宋中后期是赣南地区接受外来移民的高峰期。[12 ]75-76

畲族和客家大约在唐朝末年已有一定程度的接触，宋代接触最为频繁。而赣南地区成为这两个族群的共生区域。在这一区域内，族群边界是值得思考和探究的一个问题。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在两个或更多的族群所接触的区域里，他们的适应性可能包括以下几种形式：“在自然环境中他们可能占据了明显不同的生态位并且处于最低限度的资源竞争中。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共居在同一区域，他们的相互依赖性还是受到了限制;他们可能垄断了不同的领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处于资源竞争中，并且他们的相融涉及边界政治问题” [13 ]11。早期畲族先民和客家先民雖然共同居住在赣南边区，但他们在生态上并不相互依赖，处于各类资源竞争中，在边界问题上存在领土和文化价值的资源竞争。从人口统计学的观点来看，两个族群人口规模的差异会对彼此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复杂的人口运动和调整过程中，除了生育率和死亡率之外，移民和征服也影响着人口数量的平衡，甚至对族群的再分布和关系产生重要作用。历史上，闽粤赣交界地区早期大量汉族的迁入打破了当地族群人口数量的平衡，在资源竞争中，畲族处于阶级和民族压迫的不利地位，或被迫留居原地，或被迫迁往更深的山林，或被迫进行远离故土的大迁移。从隋唐至明清，畲族的迁移路线：一是从广东潮州府至贵州都匀市，从广东出发经福建、江西进入贵州，江西铅山、贵溪是两条线路的汇合点。二是从广东潮州府至浙江温州和安徽宁国，从广东出发经福建进入浙江和安徽，福建福安是两条线路的汇合点。[7 ]36从其迁徙路线可知，畲族祖源地在广东潮州，迁移途中经过或定居赣南，较远地点为贵州、浙江和安徽一带。从而，赣南是客家与畲族在迁入居住与迁徙停留之中交汇的共生区域。

三、碰撞与融合：文化共性的形成

畲族与客家是两个不同的族群，各有其文化特征。共存于同一区域的族群，人们期望两者之间的差异减少，产生良性互动或价值观的一致性，即文化的相似性或文化共性。文化共性使不同族群对彼此产生部分认同，即存在文化上的同一性。在多民族的社会体系内，族群间绝对的差异或绝对的同一都不能使彼此共生互补，只有双方形成文化共性才能在差异中同一，文化上的部分认同成为双方共生互补的纽带。赣南畲族与客家的文化共性是双方在长期的历史互动中形成的。客家是生活在山区融合少数民族特征的汉族支系，在闽粤赣交界处的畲族、汉族等民族互通婚姻，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继承或融合了百越、畲族、汉族文化，形成相对稳定的客家民系。

历史上畲族与属于汉族支系的客家有共同反对历代封建压迫或统治斗争的历史记忆。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僚啸乱” [14 ]卷一，这是畲族人民爆发的首次起义，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平乱。唐仪凤二年（677），农民起义军首领陈谦和畲族起义军首领苗自成、雷万兴等人在广东起义，联合攻陷了广东的潮阳。唐高宗永隆二年（681），畲族人民在粤东一带再次起义，陈元光再次领兵镇压，并通过建立州县，加强对畲族人民的统治。唐中宗景龙二年（708），雷万兴和苗自成的儿子以及蓝奉高等人在潮州一带领导了声势更为浩大的畲汉人民起义。唐睿宗景云二年（711），陈元光被刺伤而死。[7 ]59唐玄宗开元三年（715），杀了蓝奉高，镇压了起义队伍。南宋迁都临安，对赣南百姓压迫与控制进一步加强。宁宗嘉定二年（1209），在江西爆发了以李元励为首的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嘉定二年十一月）郴州黑风峒寇李元励作乱，众数万，连破吉、郴诸县，诏遣荆、鄂、江、池四州军讨之。” [15 ]卷三九宋理宗时，宝庆元年（1225），赣州爆发了以陈三枪和钟全为首的畲、汉人民联合大起义。理宗景定三年（1262），漳、汀地区畲族人民又发起了另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斗争。总之，唐朝以来的数次起义斗争加深了畲汉两族的交流。这一时期两族人民在政治上相互依赖，共同进退，也奠定了元明清联合反抗封建压迫统治的主基调。

从民族关系的视角看，唐朝时期畲族与汉族（客家）互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以陈氏家族为代表的北方汉人集体前往岭南地区，开始接触当地畲族，其互动形式以镇压、斗争为主。另一方面是畲族与当地早期汉人联合反抗唐王朝的统治。斗争与合作使两个群体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与融合。陈氏家族为镇压畲族人民起义，进行了几代经营，所带北方部众不过百人，为壮大队伍需要招募当地畲民，有部分降服的畲族士兵进入汉族的队伍，不愿降服的畲民被迫迁往更深远的山林。畲族与汉族联合起义抗争，说明早前畲族与当地汉族有了初步的融合，具有利益共同体的紧密联系。

从族群关系的角度看，唐宋时期是畲族先民与客家先民从碰撞到融合的时期，是族群间旧边界破坏、新边界形成时期。一方面，畲汉两族人民联合起义队伍中的汉族是早先进入赣南地区的客家先民，和畲族先民都属于边区人民，彼此熟悉，在文化上既有差异又有生活习俗的共性，因而可以彼此合作。另一方面，以唐朝为例来看，以陈元光为代表的北方汉族带领北方人口迁至岭南地区，这些人是中原汉人，在文化、身份、政治、经济、技术等领域占据优势地位。因而在与当地畲族和汉族争夺土地、人口、生产等资源上具有极大优势，双方在文化上差异明显，不具有认同因素，从而造成频繁的碰撞冲突。可以说，畲族历代反抗斗争主要是由北方的文化系统和南方的文化系统碰撞产生的。至南宋时，从北方迁入南方的汉族规模更加庞大，经过长时期的迁移，定居在闽粤赣边区的汉族人口也具有一定规模，在文化、血缘上有了较多融合。基于文化共性的价值认同，“蛮汉人民的联合斗争成为了彼此关系的主流，在合作中加深了交流，加强了融合，因而形成了畲族先民与客家先民关系的新格局”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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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MBIOTIC AN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 BETWEEN THE SHE AND HAKKA IN SOUTHERN JIANGX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BOUNDARIES

Li Anhui，Zhong Guanfu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boundaries， the symbiotic complementary the She and Hakka relations in southern Jiangxi is an example of the multi-ethnic symbiosis in the scattered and mixed areas.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She and the Hakka began to contact frequently， and the two sides formed a symbiotic area in the ecological sens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fter a long period of collision， the group boundaries of the two sides began to become blurred， forming a commonality in culture.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new socialist ethnic relationship of equality， unity， mutual assistance and harmony. The She in Southern Jiangxi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Hakka to She， and reconstructed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fragments of historical memory. Then the She and the Hakka formed a true harmony 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

Keywords： ethnic boundaries; southern Jiangxi; the She and Hakka relations; symbiotic complement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