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杰川

编者按：周秉德是周恩来同志的长侄女。在4月5日清明节到来之际，为了缅怀周恩来同志的光辉业绩和他为党和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他晚年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本刊登载了周秉德回忆伯父周恩来最后岁月中两件难忘的事——

我与伯伯最后一次通电话

1972年5月12日，医生在伯伯的尿液中发现了4个红血球。5月18日被专家确诊为“膀胱移引上皮细胞癌”。1973年1月13日，医生发现他“血尿”，经过化疗、电疗后，同年10月再次出现血尿。但因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同寻常，患重病的他非但未得到进一步治疗，反而受到批判。“四人帮”抓住这一次机会开会，狠狠地整了伯伯十多天。伯伯一边受批判，一边还要为人民不停地操劳，哪里有时间治疗呢？

如果1972年5月发现了膀胱癌就立即住院治疗;如果1973年1月发现血尿就及时停止工作，认真治疗;如果1973年10月再次发现血尿后，工作虽然劳累，但心情能舒畅些;如果……伯伯的病会这么迅速地恶化吗？他的生命历程会是仅仅78年吗？他原来的身体是多么棒啊！

我于1965年随军调离北京，1974年初又随军调回北京，这期间也曾出差来过几次北京，每来一次就看到伯伯的老年斑又多出几块，面庞又消瘦一圈，白发又多了一些，但却永远不给人“老态龙钟”的感觉。而我当时，却不知道他已得了不治之症。

1974年1月我回到北京后，伯伯见到我很高兴，问我在外地的工作情况、单位情况、孩子的教育等。由于伯伯的病情是绝密的，七妈（邓颖超）并没有告诉我伯伯得了绝症，只是说，伯伯现在身体不大好，有时小便排不出来，非常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