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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消费与投资结构失衡问题的再探讨

2019-06-07王冬

商业经济研究 2019年9期
关键词:消费结构

王冬

内容摘要:长期投资扩张在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经济结构失衡局面。突出表现在消费与投资、劳动报酬份额与GDP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主要是因为投资扩张中的创新激励不足、劳动价值被低估、以及部分资源和产品价格出现扭曲。另一方面,短期内我国高投资政策又很难完全退出,因此需要加大要素分配和创新激励政策的改革,并加大投资中对高科技产品的购买,以实现均衡增长。

关键词:投资扩张   消费结构   创新激励

我国消费与投资结构失衡的主要特征

(一)就业扩张与要素分配失衡共存

推动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和增加社会就业,是我国实施投资扩张政策的初衷。但在我国投资推动增长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加重了要素分配结构失衡局面,主要表现为劳动报酬份额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例如,1992年我国的劳动报酬份额曾达到占GDP比重55%的历史高度,但是自1998年实施投资扩张政策以来,我国劳動报酬份额及相关消费对增长贡献率逐年下降。到2017年,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仅为GDP的35%左右。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美国的劳动报酬份额从1900-1909年的55%,增加到了1952年至今的65%以上,日本的劳动报酬份额也从1970年占GDP的42%的低水平,增长到了1975年的53%高水平,各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比较如表1所示。因此,我国劳动报酬总额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严重扭曲了要素分配格局并抑制了消费需求。

投资扩张政策对要素分配产生的不利影响,首先表现在投资项目中存在着层层承包的现象,投资收益被资方过度分割。其次是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缺乏健全的工资分配管理制度,尤其在大量使用农民工的情况下,随意延长工作时间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时常出现,由此导致农民工单位小时的劳动报酬过低。而占企业总数80%以上的中小型制造业、餐饮服务业和个体建筑企业,则完全实行集贸市场式的工资就业机制,不仅工作时间伸缩性强,也缺乏工资晋升机制,造成就业的稳定性差。这一部分劳动力总量约1.7亿,占全部非农业劳动力总量的65%以上。这种背景下的投资越是高速扩张,越会加重我国要素分配结构失衡。我国投资与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如图1所示。

(二)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失衡

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是服务消费量稳定上升,这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自1995年以来,我国加大了城镇福利和医疗保险等项制度的改革。这一方面增加了消费市场的活力,另一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出现了新趋势。过去主要由国家和单位负担的城镇住房、教育等项支出,改为主要由居民家庭负担。住房制度改革中出现的房价快速上涨不仅加大了城镇居民住房支出水平,同时也加剧了房地产投资和炒作,造成家庭负债规模的快速攀升,并因此压缩了一般消费需求。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

我国投资推动增长是在银行货币信贷扩张基础上实施的,因此,高投资必然推动我国银行体系的货币信贷存量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股票等各种金融资产的发行和累积规模也在扩大,且其增长速度已经快于GDP的增长速度,与之相呼应的则是地方政府部门、与政府投资项目相关的行业企业以及居民家庭负债率的快速上升。

例如有研究显示,自1979年至2015年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M2就上升2.14个百分点。2006 年,我国的货币存量(M2)为 34.6万亿,是当年 GDP 的1.6倍,但是到了2015年,我国的M2已增至 139.2万亿,年增长率达16.8%以上,这使得我国的 M2与GDP之比快速上升了2倍以上。而美国在2006年M2与GDP 之比是0.74,到2014年该比值仅提高到了0.9。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通过银行货币信贷途径为中央和地方的众多投资项目融资,是推动M2高速增长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造成了我国金融资产总量比GDP更高速度的累积性增加,导致了虚拟经济的快速膨胀。到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达到168.5万亿,全社会杠杆率达到了249%。我国货币信贷高速增长下的M2与GDP比值变化趋势如表2所示。

不仅如此,我国的银行业同业往来等虚拟业务也急剧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信用膨胀,推动了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和金融风险加剧。例如在2016年,全国167家银行的同业往来资产总计为5.14万亿,是2006年的8.7倍。然而,我国货币信贷增量中的很大部分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虚拟经济部门流转往返,造成虚拟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实体经济。

高投资中的消费与投资结构失衡原因

我国的投资扩张政策具有哪些特殊效应?又通过哪些路径导致了消费与投资结构的持续性失衡?研究这些问题无疑是寻找治理对策的前提。

(一)中、西方积极财政政策的差异

尽管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投资扩张政策本质上属于凯恩斯积极财政政策,但这一判断忽视了我国与西方国家积极财政政策模式及其效果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造成了我国政府主导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特殊实现路径。

第一,西方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期限一般比较短,长达3年以上的连续大规模投资几乎不多见。然而自1998年以来,我国的投资政策不仅连续实施了20余年,而且形成了与投资相关的庞大产业链及其过剩产能,最终造成相当比重的就业消费与投资之间的依赖关系,从而演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长期性投资增长动力。

第二,西方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资金主要来源于发行政府债券。美国从2013年开始的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资金的80%,来源于金融市场发行债券。但是我国政府主导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货币信贷供给。尤其在2008年投资扩张中,很多投资项目直接得到了银行信贷支持,财政支出和发行债券占比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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