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栋

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是了解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婚姻家庭观的最佳小说之一。在这部小说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男女之间自然而又真诚的爱情，又可以看到家庭财产、社会地位、人伦风俗等外部因素对婚姻的种种制约。现实告诉我们，有情人未必终成眷属，关键要看双方家属；有钱人往往终成眷属，因为钱才是人生的最终归属。但《傲慢与偏见》却告诉我们，在一个结婚靠“拼爹”的时代，真挚的爱情在婚姻中是不可或缺的。简·奥斯丁借由四对青年男女走向婚姻的故事，传达了三种不同的婚姻家庭观，为我们生动地演绎了爱情与金钱的辩证法，阐明了幸福婚姻应具备的条件。

第一种婚姻家庭观是把婚姻当作经济学问题，忽略了爱情在婚姻中的重要性。在小说中，夏洛特与柯林斯的婚姻就反映了这种观念。柯林斯是一个典型的“直男癌患者”，他长相平平、举止笨拙，再加上简单的头脑和堪忧的情商，完全不讨人喜欢。他自信的资本是得到了凯瑟琳·德布尔夫人的恩赐，找到了一个牧师的肥差，发了意外之财。更幸运的是，他还是贝内特家产的限定继承人，也就是说，如果贝内特先生去世，那么他这个远亲就可以继承他的所有家产。柯林斯也觉得这样的天降横财有些不公，所以为了“赎罪”，他打算迎娶贝内特先生的一位女儿，以减少他们的“损失”。柯林斯一开始看中的是大女儿简，但得知简即将和别人订婚之后，他又立马转向了二女儿伊丽莎白。在向伊丽莎白求婚的时候，他详细地分析了结婚的理由，全盘托出了他对财产的精确计算，显示了他在经济学方面的才能。当伊丽莎白拒绝他之后，他就只能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认为她真的就像贝内特太太说的那样——“又任性又傻”。柯林斯将爱情简化为经济的做法遭到了伊丽莎白的厌弃，但却获得了她的邻家好友夏洛特的好感。夏洛特认为，婚姻是女人最适宜的保险箱，对于既不漂亮又不富有的她来说，柯林斯无疑是最佳选择，他可以保障她日后衣食无忧。所以夏洛特主动向柯林斯献殷勤，立即答应了柯林斯的求爱。但这在伊丽莎白看来，为追求世俗利益而摒弃美好爱情的婚姻是可悲的，不会使她得到真正的幸福。

第二种婚姻家庭观是把婚姻当作双方情欲的结合，而缺乏对经济和美德的考量。莉迪亚和威克姆的婚姻就反映了这种观念。威克姆是一个道德败坏、人面兽心的“渣男”。他之前为了获得达西妹妹的遗产，故意引诱她私奔，后来又污蔑达西先生品德不端，使伊丽莎白对达西先生产生了误会。他整日游手好闲，欠债累累。渣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痴女要和他结婚。莉迪亚只是一个年少轻狂、胆大妄为、爱慕虚荣的女孩，她一厢情愿地爱上了威克姆，不顾一切地与他私奔，毫不考虑家人的感受，在做出了这种荒唐事之后，竟然还能毫无廉耻、兴高采烈地回家炫耀自己的婚事，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草率和鲁莽。贝内特太太也表现得异常兴奋，与之前的担忧和悔恨形成了鮮明的对比。她把女儿的出嫁当作人生奋斗的目标，对婚姻的理解停留于形式化的层面，而缺乏对幸福的深层理解。伊丽莎白则替她们感到羞耻，她认为这种只顾及情欲而不顾及道德的结合，很难得到长久的幸福。另外，与威克姆这样的人结亲，也会使她们一家受到鄙夷，影响到达西先生对她的感情。后来，莉迪亚与威克姆果然度日艰难，情淡爱弛，勉强维系着名存实亡的婚姻。

第三种婚姻家庭观是把婚姻当作爱情、美德和经济的结合，这种结合满足了幸福婚姻应具备的所有条件，是一种最理想的婚姻家庭观。简与宾利先生，伊丽莎白与达西先生的婚姻就反映了这种观念。宾利先生与达西先生在财产、长相、地位等方面的条件都十分优越，是当时典型的“高富帅”。相比较而言，贝内特一家的女儿则显得“白”“美”有余而“富”不足。但在家庭经济结构中，财产问题主要由男方负责，因此“男财女貌”的婚姻也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简与宾利先生的波折主要来自感情上的怀疑和考验，因为宾利先生轻信了达西先生的话，认为简只是看重了他的财产，而缺乏真爱。但双方在经历了情感上的煎熬之后，打消了原来的疑虑，终于走向了婚姻的殿堂。伊丽莎白深信，他们两个人性格善良、情趣相投，婚后的生活一定会无比幸福。伊丽莎白与达西先生的爱情也充满了坎坷和曲折。伊丽莎白原以为达西先生是一个品德低劣、傲慢自大的人，但后来她才知道这是被与威克姆所蒙骗，他其实是一个品德高尚、宽容大度的人。后来，达西先生促成了莉迪亚和威克姆的婚事，对贝内特一家仁至义尽，又对伊丽莎白诚心诚意，这让伊丽莎白逐渐爱上并接受了他。达西先生为了伊丽莎白，努力地与“门当户对”的家庭观念相抗争，违背了凯瑟琳夫人的意愿，为爱情做出了一定的牺牲。在爱情的驱使下，两个人终于携手走向了幸福的婚姻。达西先生拥有万贯家产，这也使他们婚后的家庭生活得到了物质上的丰厚保障。所有人都认为，他们的婚姻是最完美、最幸福、最令人羡慕的。

从以上三种婚姻家庭观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作者认为建立在爱情与美德基础上的婚姻更能使人幸福。一方面，虽然婚姻离不开金钱、社会地位等外在因素，但偏离了爱情和美德的婚姻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夏洛特和柯林斯就将婚姻等同于交易，完成了一次经济学意义上的婚姻。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金钱和物质上的保障，那么建立在纯粹爱欲上的婚姻就很难维持下去。莉迪亚和威克姆就将婚姻等同于爱欲的追求，而威克姆更是利用婚姻敲诈了一笔钱，但这充其量也只能作为婚后生活的“低保”，简·奥斯丁最后借助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的婚姻，将幸福的婚姻家庭观描述为爱情与金钱、品德与美貌的完美结合。婚姻既不应该坐在宝马车里悲戚戚地哭，也不应该坐在自行车上傻乎乎地笑。在爱情市场中，我们最终要的是要调适自己所在的位置，合“情”又合“理”地树立择偶的标准。在《傲慢与偏见》的三种婚姻家庭观中，我们或许会对缺憾的结局不予苟同，又对完美的结局不敢企及；但这些故事至少告诉我们，对于我们认定的幸福，要大胆地去拼搏、去追求，就像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那样，既不屈就内心的标准，也不害怕世俗的考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既定的幸福公式，真正的幸福往往掌握在善于创造幸福之人的手中，这就需要我们去真正地理解婚姻与家庭的意义，而非让它们成为我们人生的负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