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念 刘大龙

摘 要 20世纪上半期的书法收藏受到巨大冲击，此阶段书法收藏观念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收藏观念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师法前人，借古开今;意与古会，陶冶心神;探本求源，考证经史;整理国故，保存国宝。收藏观念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公藏兴起推动作品社会价值的实现;由取法于甲骨藏品促进新书风的形成;由墨迹收藏到对碑派观念进行反拨;作品收藏情况对书家风格产生影响。

关键词 书法 收藏 观念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x.2019.04.073

Abstract Calligraphy collec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greatly impacted， and the concept of calligraphy collection in this stage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necting the past with the future. The inheritance of collecting concept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learning from predecessors and opening up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past; cultivating the mind and spirit by means of meaning and ancient meetings; searching for the origin， textual research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heritage and preserving national treasures.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ng concept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rise of public collections promot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ocial value of works;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tyle of calligraphy is promoted by the collection of Oracle bones; the collection of ink to the backwash of stele school concepts; and the collection of works has an impact on the style of calligraphers.

Keywords calligraphy; collection; concept

20世紀上半期的书法收藏受到重创，尽管书法收藏形势不断恶化，但是仍然有一批收藏家耽之于此，在法帖名迹中孜孜以求、探本求源，在自己汲取古人营养的同时，为后人保留珍贵的文化遗产。此阶段的书法收藏观念既承前人余续，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承前启后的独特意义。

1 书法收藏观念的继承与沿袭

1.1 师法前人，借古开今

20世纪早期，由于印刷技术的限制，书法学习所使用的范本仍然局限于墨迹原作及碑版拓片，藏品成为收藏家们最为重要取法对象。张大千在谈及自己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时，曾经说过：

“我收藏古书画的真正目的：一是欣赏，二是学习，而且更主要的是为了学习……”[1]

张大千善于从名作里汲取精华，化为己用。直接向古人原作学习，给他带来巨大好处—由他仿制的古人书画经常被人误认为是真迹原作，有时虽善鉴者亦不能辨别。张大千在书画上的成就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天赋和努力，然而优秀的取法对象让他事半功倍：古人佳作在精神内涵、笔墨技法，乃至材料、制作中包含有重要的信息，不能亲睹前人真迹，就很难解读、领会与运用这些技巧。

1.2 意与古会，陶冶心神

大多数藏家对于书法收藏，有一种“游于艺”的心态。如此藏家可以赏心寓目、神交古人。苏州顾氏是江南有名的收藏世家，民国时期过云楼的主人顾麟士在《过云楼续书画记》中说：

“唐宋元明真迹入吾过云楼者，如千里马之集于燕市。帧轴卷册，郁郁古香，寝馈其中，恍友前哲，赏心乐事，无逾于此。陈后山云：‘晚知书画真有益。予幸获益之非晚，何可不述祖德重负云烟邪？”[2]

对于藏家而言收藏书画作品的意义，关键在于从其中得到“恍友前哲”的“赏心乐事”。收藏不仅可以神交古人，除此之外还有多重功用，顾麟士讲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东邻之子好礼，西邻之子好武，询其由然，家藏互异：一多清庙之遗，一多兵库之选。”[3]

书画收藏，不仅是藏家修身养性的渠道，同时也使家学传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后人。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力量，却以积微至巨的力量汇聚起来，使我国传统文化得以稳定传承。

1.3 探本求源，考证经史

藏家的收藏活动，经常与鉴赏活动紧密联系。对书画藏品进行鉴赏，其目的大致有二：其一，辨析真伪、品评优劣。其二，通过更为细致地观察和分析藏品，从而获取准确认识。凭借这些认识的积累，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书法发展的时代特征。

余绍宋十分重视对于藏品风格的考察，他认为北碑拓片不能如实反应北朝人的书写面貌。比如他在自藏《北朝人写经卷》的跋语中写道：

“此纸笔势挺拔而浑朴，与隋人秀硬、唐人松朗者不同，实所希见，断为北朝人书，识者当知余具慧眼。今所见北朝石刻大半板滞或散漫，盖皆常人所书，又经刻工以一定之刀法随意镌刻，故千篇一律无复生气。”[4]

余绍宋认为，北朝书法经刻工的刊刻已经改变了书写的原貌，导致拓片所呈现的北碑书法带有明显的板滞散漫，所以依靠碑版拓片很难得到北朝书法的精髓，死守拓片无法进入北碑的境界。

1.4 整理国故，保存国宝

20世纪上半期各国列强，疯狂地掠夺我国的各种资源，对传世书画作品的搜求更是不遗余力。叶恭绰深刻地揭露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日本具独霸东亚之野心，凡百皆欲为东方之主宰，故对吾国之文化，亦研究不遗余力，乃告世界曰：支那之实况，凡百皆可询我，彼支那人自不了了也。进而言曰：关于支那之事情，凡百皆宜委之我，舍我无从下手也。”[5]

面对国外的掠夺，有责任感的藏家采取不同的方式整理国故，力求保存国宝。罗振玉收藏了大量的甲骨片、青铜器及竹简、帛书等，他对这些文物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深入的研究。对已经被外国掠走的文物，则进行摹写或者采用摄影等方式录为副本。

通过收藏活动积累藏品，进而从事考证研究的代表人物堪推罗振玉。罗氏先后编有《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赫连泉馆古印存》《雪堂金石文字跋尾》等等一系列专著，这些著作大多以藏品为资料来源。罗氏在《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中对自己的收藏活动做了简明介绍，尽管罗振玉进行的金石考据多属无奈之举，而其本人志向并不在于“治此老博士业”，更不以书法为意。不过，每遇藏品中有书法较佳者，他还是忍不住要记上一笔。

2 书法收藏观念的发展与演变

2.1 公藏兴起推动作品社会价值的实现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于内忧外患之中：其一，军阀混战，不少人企图染指故宫珍品。其二，日本侵华战争使故宫文物有毁于战火或被劫掠瓜分的危险。于是故宫珍品有计划南迁，得到了极大的保全。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对于书法收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改变了书法收藏一直由私人进行的状况。公家收藏基于政府支持，可以凭借国家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文物收购、实施文物保护、展开文物研究等多项个人藏家无法或难以单独完成的行为。其次，博物馆将藏品公开展览，服务大众。

长期以来，收藏局限于私人活动的范畴。故宫博物院对外开放使得广大书法爱好者能够近距离目睹历代真迹，对整个社会的书法学习所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持续深入、逐步扩大的。

2.2 取法于甲骨藏品促进新书风的形成

罗振玉收藏有为数众多的甲骨原迹，研究考证之余罗氏尝试以甲骨文入书，取得很大的成功。罗振玉于1921年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一书，受到当时书家的高度关注，推崇者将甲骨书法当成楷模，开启了书法学习的新风尚。

民国时期的甲骨文书法，源于甲骨的收藏，始于文字学的研究，兴于罗振玉等人的倡导和实践。甲骨对于书法的学习与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给篆书学习者提供了不同风格的参照物，甲骨文本身也是足资借鉴的优良范本。若无藏家对甲骨的辛苦搜集与庋藏，就难有20世纪的甲骨书风。

2.3 由墨迹收藏到对碑派观念进行反拨

清代中晚期，许多碑派书家为追求苍辣、厚拙的金石气，尝试对碑版拓片的残泐与漫漶加以表现，力矫软媚浮滑的同时走向了矫揉造作的另一面，最终过犹不及。20世纪上半期的许多收藏家在书法学习中也受到碑派的影响，不过，收藏家们拥有古人真迹、珍版刻帖，可以运用这些珍贵资源及时纠正书法学习中的偏向。

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吴湖帆对于汉魏碑刻曾进行过深入学习。然而在结识沈尹默以后，吴湖帆更加意识到单纯学习汉魏碑刻的不足。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唐楷的“平和冲澹”并不是六朝“剑戟奇伟”能够比得上的，在所谓“碑学大兴”“帖学大坏”的风气里显得尤为冷静和理智。

2.4 作品收藏情况对书家风格产生影响

20世纪上半期，专业书画经纪人与营销机构的出现。此两者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书画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书画作品走向市场，其销售情况会对书家的创作风格产生影响：过去的传统文人大多坚持“学优登仕”的观念，以“修齐治平”为终身目标，认为卖字卖画是等而下之的事情，或者仅是生活困窘时的权宜之计。郑燮乃至扬州八怪，甚至包括当时寓居扬州的部分职业书画家大多属于在不情愿的状况下被动地接受了市场规律影响。然而，20世纪上半期的许多书家，尤其是活跃在商业发达城市，如北京（琉璃厂）、上海（豫園）、南京（夫子庙）等地的书家，已经较为自觉、主动地接受和参与市场规律的运作。较为典型的代表性书家是吴昌硕，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并且在市场观念上也属于当时较为领先的代表人物。吴氏诗、书、画、印俱佳，同时在艺术品市场经营方面，也采取了利用社团力量，扩大社交范围，广收弟子，奖掖后进等方式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

作品的市场销售业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藏家对书画家的认可程度，对于对书家创作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成功书家在市场销售上获得的高额利润无疑会对后学者产生激励作用，引领后进提高技巧，最终形成独特的个人风貌。另一方面，藏家对于书家风格的认同是渐续形成的，而这种认同一旦形成，就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许多书家成名后囿于既定的风格，担心风格的变化不受藏家接受，因此不敢在创作上大刀阔斧的追求、变化，书家在艺术追求中的主观能动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市场是柄双刃剑，书家既从市场机制中受益，又难免会受到不利影响。

3 结语

20世纪上半期是历史巨变的时期，书法收藏几经变迁，特别是公家收藏兴起之后，书法珍品以博物馆为平台，走出私人密室进入大众视野，这些现象都是前所未有的。收藏的变迁带来观念的演化，此时期书法家、收藏家们对于书法艺术的阐发幽微，对于学术研究的苦心孤诣，对于守护中华文脉的至精至诚，都值得我们深度学习和效仿。

参考文献

[1] 李永翘.张大千艺术随笔·我收藏古书画的真正目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37.

[2][3] 顾麟士.过云楼续书画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8：1.

[4] 余子安.余绍宋书画论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12：97.

[5] 叶恭绰.矩园余墨.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