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贝，卓翔芝

(淮北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近年来，我国智库发展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十九大召开之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研究阐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智库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新时代中国智库发展兴盛正逢其时，应该充分认识到和肩负起自己的使命和担当。

一、文献回顾

在国家积极推动智库发展的同时，国内学者对智库的研究主要包括：(1)关于智库的评估机制。梅新林等[1]建立了大学智库的“三维模型”，对大学智库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李清刚等[2]从自我评估、主管部门评估、第三方评估和媒体评估四个层面对教育智库进行了研究；陈国营等[3]构建了大学智库的综合评价框架。(2)关于智库与情报学的关系。李刚[4]探讨了智库研究与情报研究的相似点和差异性；王延飞等[5]探讨了情报研究机构如何向智库转型，从而更好地发挥“出对策、出思想、出声音”的作用。(3)关于智库在大数据背景下的发展。杨瑞仙等[6]对大数据和智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新的时代背景对智库发展的新要求；安楠等[7]分析了大数据背景下智库发展知识库和信息库的紧迫性；唐德淼[8]提出互联网+新型智库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智库可以借助大数据平台加快自身的建设和发展。(4)关于智库的平台建设。袁阳等[9]提出知识管理与协同创新平台是智库建设的基础设施；王晰巍等[10]使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智库微信平台进行了相关研究。(5)关于智库的激励问题。唐平秋等[11]认为高校智库人员的激励需要考虑个人目标、组织目标和个人绩效三重因素；杜鹏等[12]认为对智库人员的激励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王文[13]认为目前的激励机制存在一些缺陷，需要通过良好的文化机制来激励智库人员；

国外学者更偏向于将智库与市场和外交联系在一起，如Powell等[14]认为市场经济越自由，智库发挥的效用越大；Ji等[15]把智力和智库进行了比较，发现智力更注重信息活动，而智库更注重决策作用；Ladi[16]从西方智库的角度，重点介绍了智库的运作流程和外交政策。

已有研究主要从智库的评估机制、情报研究、平台建设、市场活动和国家外交等单一的角度对智库的评价、建设、新局面、新发展、新平台等因素进行了探讨。然而，智库在建设、运营过程中不仅仅是依靠自身来发挥作用的，其影响力大小大多与政府的认可度直接挂钩。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强相互作用是智库长久发展的根本。而政府和智库之间的合作关系、互动关系势必会涉及到双方的利益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智库和政府双方的角度来进行探索，以理清智库和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和利益关系。

本文拟采用委托代理模型这一经济手段对智库的激励问题进行探讨。我国许多学者对委托代理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代四广等[17]在委托代理模型中考虑参与人双方都具有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身份，指出只有代理人的投入和产出保持在平衡态时，代理人才会更好地投入。黄健柏等[18]在委托代理模型中考虑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过度自信的，指出委托人需要给予代理人薪酬奖励等。王榴等[19]在委托代理模型中考虑了信息不对称的因素，提出对于施工项目，可以从项目的周期、费用等方面采取激励手段。文龙光[20]在委托代理模型中考虑了物流供应链中的双方利益问题。王颖等[21]在委托代理模型中考虑了公平偏好的因素，提出信任度与搭便车行为对项目质量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委托代理理论来建立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激励机制模型，给出激励机制的最优合同设计，为政府对智库进行监督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及激励机制

(一)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众所周知，智库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决策咨询。决策咨询指的是智库接受政府的委托，就重要决策事项进行调研、分析与讨论等，提出科学的建议，供政府决策选择。政府和一些智库已经形成了长期且稳定的代理关系，即政府会将某些项目指派给特定的智库。而有些项目，政府会采取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各智库可以公平竞争，这种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属于短期的委托代理。在委托代理的过程中，智库充当了代理人、建议者和论证者的角色，而政府充当了委托人、决策者和实施者的角色，政府与智库的委托关系见图1。例如，各级政府在制定五年发展规划时，通常委托智库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受国家发改委委托，参与课题《国家十二五规划：背景、思路与目标》；阿里研究院接受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委托，承接了中国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中的信息经济发展类课题[22]。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重大教育决策都分别以外包项目的形式委托相应智库如高校、国家教育研究委员会以及相关教育咨询公司参与完成，此举有效避免了仅由教育系统内部研究存在的偏向问题[23]。

图1 政府和智库的委托代理关系

政府和智库的委托代理关系具有以下特征：

1.政府和智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智库所拥有信息的保密性，政府对智库研究的能力、效率和质量是无法精准把控的。在政府和智库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智库可能会采取“不自律”行为，而政府考虑到监管成本过高的问题，可能会采取“消极监管”的策略。所以，政府对智库努力程度的衡量只能从智库的研究成果及市场收益来判断。

2.政府和智库之间的交流不充分。政府作为需求方，对自己的需求、目标非常清晰，而智库是否真正理解政府的需求是智库研究开始前的关键。很多时候，政府是无法对智库提交的阶段性报告及时进行评价的，因为一项研究成果在没有投入市场之前是无法判断其效用的。在委托代理过程中，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交流因信息不充分、行业壁垒等因素而不能顺利地进行，对双方的合作造成一定的影响。

3.智库研究成果的时效不明确。通常情况下，政府委托给智库的项目多是目前正在面临的困境和亟需解决的问题，而智库从调研、考察、试验到形成报告的周期是较长的。在经历过外界环境的发展变化后，智库研究的成果是否能符合政府的需要以及是否能得到公共的认可都是不明确的。因此，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

(二)政府和智库之间的激励机制

随着智库市场的日益成熟，发展模式也渐渐成型，政府部门更加注重智库的成果是否具有针对性、实用性以及是否能够解决当前的困境，而智库也更加关注研究成果与决策建议能否被政府采纳。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政府只是在前期提供相关信息，但是政府对智库掌握的资料并不完全知情，对智库的努力程度无法衡量。如果反映客观现实的研究成果弄虚作假，将直接导致决策者的信息错位，甚至决策失误[24]。基于此，政府采取恰当的激励手段来监督、激励智库是很有必要的。

当政府对智库进行激励时，需要确保智库接受委托后获得的收益大于智库不接受委托情况下的收益。此外，政府与智库的收益是相互影响的，只有在智库得到最大化效益的情况下，政府才能保证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在激励机制下，政府需要为智库提供科研资金、调研条件等，智库需要及时向政府反馈调研情况，加强双方之间的互动联系。

三、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智库激励模型

(一)问题描述

本文将委托课题项目的政府部门视为委托人，将承接课题项目的智库视为代理人。智库会根据政府的要求组建团队、分析需求、制定方案、调研分析等。但是，由于政府和智库双方处于信息不对等的非平衡态中，政府无法直接观察到智库的日常工作，也无法衡量智库的努力程度，只能依靠智库提交的阶段性报告和最终成果来衡量智库的努力水平。这使得政府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只能相信智库提交的研究成果，却无法获知智库提交的成果是否真正经过实地调研、是否来自于实践以及是否存在偷工减料等。虽然政府会给智库提供研究资金、调研条件等，但并不清楚智库研究实际需要消耗的人力、设备和资金数量等。智库可能会利用这种体制的漏洞，从中谋利。最终，损失最大的应属政府部门。因此，为了规制智库的行为以及确保委托任务的质量，政府需要采用一些激励手段来约束智库。政府可以根据智库的努力水平及产出来决定每一阶段的投资额，以期通过经济手段来激励智库更好地为政府服务。

(二)变量及参数设置

a：智库的努力水平，a≤A，A是智库的努力上限；

b：智库的努力成本系数，b>0；

C(a)：智库的努力成本；

D：智库的规模(如专家数量、专家级别、运营资金、机构等级、行业影响等)；

s：随机因素，满足正态分布N(0，σ2)；

Q：智库的产出(如专著、会议论文、研究报告、白皮书等)；

J：智库产出对应的单位价格，J>0；

γ：风险规避度量，γ>0；

U：智库的风险成本(期望损失成本、损失控制成本、风险抑制成本等)；

r：智库的效用；

V：智库的确定性等价收入，即智库接受政府委托情况下的纯收入；

P：智库的保守收入(智库不接受政府委托情况下的收入)，当V

Z1：政府对智库的总投资，其中Z1≥0；

Z2：政府的社会效益，即政府给社会带来的综合效益；

M：政府取得社会效益的风险成本；

N：政府的最终收益，其中N≥0；

L：政府的确定性等价收入，即政府把产品投入市场后的纯收入；

w：政府将智库成果投放市场的单位效益；

k1：政府对智库的单位投资，其中0

k2：政府对智库的固定投资，其中k2>0；

(三)关于委托人的假设

H1：假设政府对社会效益是风险规避的，即政府努力让风险最小化，并且投资风险是中性的，是无法提前预估的；

H2：政府无法直接观测到智库的努力程度，故政府是理性的，不会因为智库的努力水平提高而无限地增加投资，即政府的投资是有上限的；

H3：假设政府的投资函数为Z1=k2+k1Q；政府的社会效益函数为Z2=wQ；其中产出Q满足函数Q=Da+s；

H4：假设政府的最终收益由政府的社会效益和政府的投资两部分组成，即N=Z2-Z1。经过换算得N=(w-k1)(Da+s)-k2，则E(N)=(w-k1)Da-k2；

H5：假设政府社会效益的风险成本为M=γwσ2/2；

故政府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L=E(N)-M=(w-k1)Da-k2-γwσ2/2

(1)

(四)关于代理人的假设

H6：假设智库是风险规避的，即智库作为代理人也会努力将风险降到最低。同时，智库是理性的，不会因为政府的激励而投入无限的精力，即智库的努力水平是有限制的；

H7：智库除了按照政府的指示外，对研究过程中计划方案的确定、研究团队的构建、时间的分配、资金的分配等拥有绝对的自主权；

H8：假设智库的最终收益由政府的投资、智库的经济收益和智库的努力成本三部分组成，其中产出Q对应的经济收益为G=Q×J，智库的努力成本函数为C(a)=ba2/2；

H9：假设智库的最终收益函数为H=Z1+G-C(a)=(K1+J)(Da+s)+k2-ba2/2，则E(H)=(k1+J)Da+k2-ba2/2；

H10：假设智库的效用函数为r=-e(-γH)，智库的风险成本函数为U=(γ/2)×Var(Z1+G)=γ(k1+J)2σ2/2；

故智库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V=E(H)-U=(k1+J)Da+k2-ba2/2-γ(k1+J)2σ2/2

(2)

政府的最优化参数模型为：

maxL=(w-k1)Da-k2-γwσ2/2

(3)

s.t. (k1+J)Da+k2-ba2/2-γ(k1+J)2σ2/2≥P

(4)

a∈argmax{(k1+J)Da+k2-ba2/2-γ(k1+J)2σ2/2}

(5)

其中maxL是政府收益的目标函数，V≥P为个人理性约束，a∈argmaxV为激励相容约束。

如果从智库的角度出发，智库总是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时利益最大化条件下对应的智库努力水平是最优的。

a=(k1+J)D/b

(6)

(7)

(8)

四、 结论

结论1 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的投资额越多，智库就会越努力。

结论2 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智库的规模越大，智库就会越努力。

结论3 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智库的努力成本越高，智库的努力程度会越小。

结论4 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的投资额越多，政府的社会效益越大。

结论5 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智库的规模越大，政府的投资额越多。

结论6 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智库的努力成本越高，政府的投资额越少。

结论7 当D4>b2γ2σ4时，政府单位投资额度随着智库产出价格的增加而增加；当D4=b2γ2σ4时，政府单位投资额度不会随着智库产出价格的变化而改变；当D4

五、算例分析

第4节通过委托代理模型对政府和智库双方最优策略以及最优合同设计进行了理性分析，下面通过数值算例来讨论参数对政府和智库双方最优策略的影响。设定算例分析中的公共参数值为：J=2、D=1、b=4、w=2、γ=1、σ=1。

(一)智库努力程度与政府投资额的关系

表1 智库努力程度与政府投资额的关系

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政府投资额的增加，智库的努力水平按一定的比例增长，即智库的努力水平与政府的投资额是同向变化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该增长是无上限的。智库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这决定了智库的努力水平在某个范围之内，故智库在理性条件下的努力水平是呈现有限的增长趋势。

(二)智库努力程度与智库规模的关系

表2 智库努力程度与智库规模的关系

从表2可以看出：智库的规模越大，智库的努力水平就会越高，并且智库的努力程度是按一定比例稳定增长的。智库规模的大小决定了智库综合实力的强弱，规模大时，努力水平高，说明团体合作创造的价值优于个体创造的价值。

(三)智库努力程度与智库努力成本的关系

表3 智库努力程度与智库努力成本的关系

从表3可以看出：当智库的努力成本增加时，智库的努力程度是逐渐下降的。随着努力成本的增加，前期智库的努力水平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后期渐渐趋于平稳。当智库的努力成本增加时，智库并不愿付出过多的努力。说明虽然智库的努力水平和智库的努力成本息息相关，但是智库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努力水平。

(四)政府单位投资额与政府社会效益的关系

表4 政府投资额与政府社会效益的关系

从表4可以看出：当政府的社会效益增加时，政府的投资额度是按一定比例稳步增长的。此外，社会效益不是政府决定投资的唯一因素。并不是获得社会效益，政府就会进行投资。只有政府的社会效益达到一定数量时，才会决定是否进行投资。政府会根据市场的回馈来决定是否投资及投资额的数量。

(五)政府单位投资额与智库规模的关系

表5 政府投资额与智库规模的关系

从表5可以看出：当智库的规模增加时，政府的投资额度逐渐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是逐渐减小的。此外，政府会根据智库的规模来决定是否对其进行投资。如果智库规模达不到政府的要求，政府可能不会投资。即政府是理性的，需要权衡各方利益才会进行决策。

(六)政府单位投资额与智库努力成本的关系

表6 政府投资额与智库努力成本的关系

从表6可以看出：随着智库努力成本的增加，政府的投资额度是越来越少的。智库的努力成本和政府的利益是相关联的。如果智库的努力成本过高，政府从中获取的利益就会减少；如果智库的努力成本较低，政府从中获取的利益就会较多。说明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当产出成本较高或超出预期时，政府可能会选择放弃投资。

(七)政府固定投资额与智库保守收入的关系

表7 政府固定投资额与智库保守收入的关系

从表7可以看出，政府的投资额始终高于智库的保守收入。如果政府的投资额低于智库的保守收入，对智库无法起到激励作用，进而会影响政府最终的收益。所以，为了激励智库，政府的投资额度必须要高于智库的保守收入。

六、总结

1.智库的努力水平和政府的投资额度、智库的规模、智库的努力成本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并且，智库努力水平的变化与政府投资额度和智库规模的变化是呈线性相关的。因此，智库在发挥效用时，不仅仅需要考虑自身的能力，更要考虑外界环境的影响。智库的努力水平不仅取决于政府的支持力度，也取决于自身的硬件、软件等条件。而政府的支持力度不仅仅取决于智库的投入程度、智库的保守收入，也取决于政府的市场收益等条件。所以，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会影响到智库的行为和政府的决策。

2.政府的投资额度与政府的社会效益、智库的规模、智库的努力成本、智库的保守收入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并且，政府投资额度的变化与政府社会效益和智库保守收入的变化是呈线性相关的。因此，在委托代理模型中，智库和政府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外，智库和政府双方以共赢为目标，而不是单赢。

3.随着政府单位投资和智库规模的增加，智库的努力水平是逐渐增加的。但是，智库规模对智库努力水平的影响明显较大，而政府投资对智库努力水平的影响较小。可见，内在因素对智库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外在因素。而随着智库努力成本的增加，智库的努力水平是明显降低的，但下降的速度越来越慢。说明智库会权衡投入和回报之间的关系，如果努力成本较高而影响到最终的收益，智库会选择减少努力程度。

4.智库规模与智库的努力成本对政府投资额度的影响是完全相反的。当智库规模增大时，政府投资额度是随之增加的。而当智库的努力成本增加时，政府的投资额度是随之减少的。随着智库规模的增大，政府的投资额是逐渐增加的，但增加的幅度在减小，并逐渐趋于平缓。此外，只有当智库达到一定规模时，政府才会对智库进行投资，即政府比较看重智库的综合实力。随着智库努力成本的增加，政府投资是减小的，并逐渐趋于平缓。并且，当智库努力成本达到一定值时，政府就不会对其进行投资，说明政府比较住重成本，注重经济效益。政府是一个理性人，总会把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5.在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这种信息明显不对称的条件下。政府为了获得预期的效果，需要通过经济手段来规制、约束智库的行为。而政府在选择何种激励方式以及如何把握激励的度上非常关键，否则会适得其反。如果激励水平过低，会引发智库的不满行为；如果激励水平过高，政府的利益会受到影响。此外，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政府和智库双方都应该尽可能地了解对方，才能实现更好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