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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正义(三)

2019-06-03李坤

当代贵州 2019年15期
关键词:比娅里夫斯大林

金一南

本刊顾问,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博士生导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有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等。

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旗下,主动地、全面地、大张旗鼓地放弃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就是这种放弃的高度概括。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是这种放弃的世俗注解——执政了嘛!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最后只能导致被列为2009年最牛的网络语言、我们一位干部说的那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如果到了这个地步:我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在替谁说话!毛泽东当年解决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再次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还能存在吗?还将怎样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位军职干部跟我讲,前几年两会,军队一位领导参加他们小组讨论,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忠诚与背叛》,就是《红岩》的内部本,讲地下党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叛变,出卖了基层组织。他推荐大家一定好好看看这本书。这位军职领导跟我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马上要求机关给大家每人买一本。可是今天他也出问题了,而且就是腐化,这怎么回事,我该怎么给干部战士们解释?!”他问得很诚实、很尖锐。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周围监督机制、制约机制都不健全的时候,如果再失去内心来自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就可能连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一步一步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

苏军战将朱可夫,二战胜利后当了驻德苏军总司令,把德国的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搞了好多回来。克格勃向斯大林举报,说朱可夫贪污。斯大林把他派到一个地方出差,克格勃乘机去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都不敢提苏联元帅的军衔、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就写“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没有监督机制,没有制约机制,胜利之时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可以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垮塌的危机。这是一个相对的事情。

去年我在一个省委讲课,结束后书记问我:“金教授,你今天讲了美国、日本、南海、东海、热比娅、达赖,还有我们很多内部问题,你觉得所有危险中,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当时我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就凭自己直观回答书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我说不在美国、不在日本、不在达赖、不在热比娅,在我们自己。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按邓小平同志的讲法:关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本事”。我们今天讲话语权,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否在精神上已经被人缴械了?除了经济增长,我们还有没有理想,还能不能登高一呼云集者众?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精神产品?我们今天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从改革开放之初的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再到近期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许多人反复从中开掘这些作品本身并不具备的思想要髓。中科院一位领导同志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加新能源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了?明显是忽悠嘛。对这本本身并非严谨的书我们如此重视,连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承认他的一些说法并不见得成熟,只是一些探讨。这种现象反复出现反映了什么问题?不解国情、不接地气的一味山寨别人的思想,能够解决复杂的、差异巨大的、发展不平衡的中国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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