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她多年来始终魅力不减；也有人说，她是新时代女性的代表；还有人说，她是我们的人生导师。她，就是俞飞鸿，一个懂得人生的演员。在电影《在乎你》中，俞飞鸿清新脱俗；而在东方电影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父亲的身份》里，她却成了另一个“我”—内心刚毅、外表冰冷的军人。俞飞鸿说，“表演有许多种方式，你总是有机会在新的角色上尝试新的方法，永远有可能更好。”

文/何小威

“冻龄”的秘诀

去年，俞飞鸿穿着一件墨绿色长裙，与导演毕国智、制片人浮乐莲一起踏上了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红毯。这一次，俞飞鸿是以电影《在乎你》中既知性又文艺、既高贵又优雅的成熟女性“袁元”亮相，引起了众多影迷的欢呼。

从出道至今，俞飞鸿一直保持着一种美—成熟、睿智，仿佛游离在浮躁的娱乐圈外。就像许知远在《十三邀》中直言，“她身上散发着一种非常镇定的美。”

这种“镇定的美”的形成，是源自于俞飞鸿积极的人生态度，“最想要的是获得自由”。言外之意，俞飞鸿“关心自己内在有没有成长……因为那是我的人生”，而“我们活得有滋有味，其实就是因为生命本身无意义，所以才会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所以，我们在她的身上，不仅看到了她年轻时的美丽容颜，还看到了她成熟时的洒脱与优雅。

虽说俞飞鸿不排斥“冻龄”的说法，但她也会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我会很惶恐，感觉像占了谁便宜似的，我个人没有什么功劳可言。当然，我会把这些赞美当作别人的一份好意，我会很感激的。但这确实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我的责任就是演好自己的角色。”

“演好自己的角色”，俞飞鸿有自己的理解，“我一定要自己能感受到东西，知道怎么去演……到了我这个年龄，工作真的是凭兴趣了。如果我觉得这个角色能够扩展我隐藏的某一面，这是我会有兴趣做的事，是我继续做这份工作的动力。”

按照俞飞鸿的这一说法，《在乎你》是她能感受到东西的一部戏。她说：“女制片人是我的好朋友，她一直想做一部电影。有一天，她跟我说，‘想为你量身打造一部戏’。当她完成这个剧本的时候，拿给我看。我看完后，觉得蛮小清新的。于是，我答应出演。”

令人没想到的是，俞飞鸿差一点拒绝出演《在乎你》。原来，在开拍之前，导演又进行了数十次的修改，最终呈现出一个“面目全非”的剧本。在接受采访时，俞飞鸿直言：“我忽然‘傻’了，差一点辞演这部戏。整个剧本，跟我当初看的完全不一样了，结局就像导演突然改变了一个想法。我忽然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演，不知道怎么进入，不知道一开始的这个人物和结尾这个人物是不是同一个人。”

后来，俞飞鸿与导演、制片人一起讨论了无数次，终于知道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的导演，他是在加拿大读书长大的，他可能中文表达不太好，最后改的那稿（剧本），他是用英文写的，而翻译成中文剧本的时候，就出现了偏差。我看到的只是字面上的东西，看不到任何背后的东西，所以才不知道怎么去演。”

最终，俞飞鸿看了导演的英文版剧本后，才真正地了解了人物的状态，“我是看了这个（导演）剧本，才明白为什么他做这样的改动，也知道了他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一刻，我才突然找到了怎么进入这个角色的方法，知道怎么去演了。”

跨国恋情的悲欢离合

尽管知道怎么去演，俞飞鸿还是用“最惨”来形容拍戏时的艰难，“最难的不是北海道有多冷，或是在下着大雪且零下14℃的环境下拍摄，甚至在冰水里表演等。最困难的是，我们互相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还要装着很知道的样子。”

这里的“我们”是指俞飞鸿扮演的国内知名时装设计师袁元与曾经的婆婆。原来，19岁时，袁元留学日本，认识了森岛富哉，并与他结婚，后又与他离婚了。时隔20年后，袁元再次与“婆婆”见面，而“婆婆”却说：“还好你没有留下来，不然你不会这么成功。”

拍这一场戏，俞飞鸿很发愁。按照最初的剧本，俞飞鸿与星由里子的这一场戏，是一人说中文，一人讲日语的。然而，到了片场，导演却临时要俞飞鸿改用日语。俞飞鸿解释说：“本来剧本里写的，我大概只说两句日文，其他我都是用中文说的。后来，到了那儿才发现，觉得不对，婆婆是不可能说中文的。他（森岛富哉）因为跟我结了婚，我们之间会互相学一些对方的语言是有可能的。”

最后，导演毕国智给了俞飞鸿两天的时间。在这两天里，俞飞鸿几乎时时刻刻都在背台词，“我就变成‘疯子’一样，带着耳机在车上、在路上，一句句地跟着（录音）背。到后来，背到给我们开车的那个日本司机，听见我有哪个音不对就（立刻）纠正我。”拍这场戏时，俞飞鸿完成得很好。就连毕国智也忍不住夸赞她，“在她身上，我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女强人’强大的气场。”

当然，这“强大的气场”还在于俞飞鸿融入了北海道，用其纯净的气质演绎了一场属于札幌的“情书”之戏。尽管袁元与森岛富哉的爱情结局是悲情的—“这些年，我们之间其实只隔了一片海，但是就好像隔了一辈子”—但她却将美留给了札幌，留给了影迷。

还有一场戏，俞飞鸿印象深刻，“拍了一天，拍到大脑缺氧。”在预告片中，袁元沉入水底，仿佛一条失去了方向的鱼儿。俞飞鸿说：“她想要自我赎罪。其实，她是比较意象化的，她并不是去自杀，或者想去寻死，她就走到河中表达，她就一直沉下去。”但是，一直沉下去，让俞飞鸿犯难了，“找了一个游泳池拍摄，但是我水性不好，我不怎么会游泳。工作人员穿着潜水服，戴着氧气罩，沉入水底后，用威亚把我拉下去。这样，人才会往下沉，要不然你沉下去一点，就会很快地浮出水面。”

“越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越是难以忽视。”俞飞鸿说，“我非常享受在那（北海道）拍戏的间歇，我能欣赏到雪景，感受到那种宁静。（观众）可以从他们希望的角度去看，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走出舒适圈的另一个“我”

如果说《在乎你》中，俞飞鸿完成了“女强人”的书写。那么在电视剧《父亲的身份》里，她则走出了这一舒适圈，淋漓尽致地呈现出另一个“我”—内心刚毅、外表冰冷的军人郑翊。俞飞鸿说：“演员的职责是尽可能多面地塑造角色、塑造人物。这个人物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样一个军人形象……她不会利用女人的一些优势或者一些东西，也不会带出一些女人本身的柔弱，因为她是不屑拿女人的这些特点去换取什么的。”

“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不能给她脸谱化。她做事情是要找到根基的，而不是说剧本里写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不找到人物的根基，就会使得人物变得非常扁平，仿佛没有生命。在这部戏里，虽然她是一个反派人物，但是你也要给她的所作所为找到一个合理性，这样才能让观众看下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很有挑战性的。”她微笑地说。

走进郑翊的世界，俞飞鸿用“倒不是困难”来形容。因为，俞飞鸿不仅懂得了郑翊的坚守，还深知其内心真正的情感，“从她的角度，你并不认同她，但是你可能会理解她。你应该尽快地进入角色，可能你要调动一切的能量，可能是造型、服装，也可能是环境、气氛。我觉得这个角色比较有特点，一穿上军装，我就能立马走进角色。”以至于，在《父亲的身份》里，俞飞鸿都能准确地演绎出郑翊的性格。例如，在俞北平受伤后，郑翊去看望他的一场戏，俞飞鸿就不动声色地诠释出了郑翊的缜密。

郑翊拿着水果，推开门，走向躺在病床上看报纸的俞北平（由陈建斌扮演），“好些了吗？今天，我是来向你负荆请罪的。”

“哦，那倒新鲜了。”俞北平说。

“清城局发生的一系列蹊跷事，原来都算在了你头上。事实证明，是我搞错了。我们重新梳理了线索，有一个新的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谁？”

“林联络官。那天晚上，有人看见她在小白楼外出现。”

“有证据吗？”

“还没有实证。但是秀春茶室行动的时候，联络官在场。（而她）又是角川书店的常客，嫌疑很大……”

这一场短短的戏，俞飞鸿不仅清晰地表达出了郑翊与俞北平的微妙关系，更将寻找线索的诱饵抛给了俞北平，企图让俞北平跳入其早已布置天罗地网的圈套之中。

后来，谈到与陈建斌的对手戏，俞飞鸿直言：“因为这两个角色本来就是对头，一上来就针锋相对，大家都在暗自较劲。陈建斌又是个非常老道的演员，跟他对戏就像打乒乓球，有一来一往的感觉。”

和俞飞鸿聊完，如今再回过头想想所谓“冻龄”的秘诀，可能就是平和的心态吧，“没有太多规范，不给自己下套，不给自己压力，遇到好的，是意外惊喜。毕竟，演员是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