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 耕

汉代铜镜制作精良、镜背纹饰丰富，既是当时普遍的生活用品，又是精美的艺术品。徐州发现汉代的铜镜数量众多，几乎每座墓葬都有铜镜随葬。特别是西汉楚国王室使用的铜镜，不仅纹饰精美，而且体积较大，除了当时流行的纹饰以外，还有一些稀有的镜种极具地方特色。西汉楚国王室的铜镜在汉代铜镜的大家族中有其独特之处。

一、楚王的铜镜

徐州是西汉楚国的国都，有12代楚王，楚王使用的都是高等级的铜镜。狮子山楚王陵，多数学者认为是第三代楚王刘戊（前174-前154）之墓，铜镜出土数量颇多，经初步拼对，约有20余面，从铜镜出土较集中的情况看，原来多存放在编号W3的储藏室内。这批铜镜的图案多以西汉早期常见的变形夔龙、缠枝纹和菱形的组合纹为主。其中“凤鸟柿蒂纹镜”、“菱格蟠螭纹镜”最为精彩。

图一 凤鸟柿蒂纹镜

图三 菱格蟠螭纹镜线描图

图二 菱格蟠螭纹镜

图四 连弧纹清白镜

图六 博局蟠螭纹镜

凤鸟柿蒂纹镜，直径22.7厘米，弦钮，底纹为细密精致的几何形雷纹；主纹为变形四叶柿蒂纹，叶瓣间分布四只展翅飞翔的凤鸟，四叶内有二变形的夔龙和二变形的凤鸟（图一）。这种镜图造型非常稀有。

菱格蟠螭纹镜，直径18.5厘米，弦钮，云雷纹为地纹，主纹为折叠式菱形纹与缠绕的夔龙组合，龙纹身较细，龙口龙足较为简化[1]（图二、图三）。该镜与湖南省资兴旧市战国墓出土的三龙与菱形纹组合的铜镜相似[2]，与《中国铜镜史》图91-2环绕式菱格蟠螭纹镜的图案及尺寸大小基本一致[3]，说明西汉早期狮子山楚王陵的铜镜继续沿袭楚镜作风。

北洞山楚王墓内出土的“缠绕蟠螭纹铜镜”残片，三弦钮，复原后直径23、缘厚0.8厘米，主纹为螭螭纹，地纹为细密清晰的云雷纹[4]。1984年发掘的龟山楚王墓，墓内出土“刘注”龟钮银印一方，确认墓主为第六代楚王刘注（前128-前117）。该墓出土一面连弧纹铜镜残片，由于缺损较多，已经不能复原[5]。

1999年发掘的拖龙山三号墓，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较高，有可能是第十代楚怀王刘文（前24）的墓葬[6]。该墓出土铜镜3面，其中一面重圈铭文镜，直径19.2、缘厚0.6厘米，镜内区饰连珠纹和卷云纹，内圈铭文为“内清……不泄’，外圈铭文为“絜清白而事君，志之合时辰……”。

图五 连弧纹日光镜

图七 间隔式草叶蟠螭纹镜

图八 间隔式凤鸟蟠螭纹镜

二、王后及其嫔妃的铜镜

除楚王墓之外，楚王的王后及其嫔妃的墓葬中也出土了精美的铜镜。徐州东洞山楚王墓为第八代楚王刘延寿（前100-前69）的墓葬，二号墓墓主为王后赵姬，三号墓墓主为楚王嫔妃。

二号墓出土了“明光宫赵姬”“王后家盘”等文物，证明了墓主人的确切身份。赵姬墓出土4面铜镜，都是宣帝时期流行的“清白镜”。M2:7清白镜，直径15厘米，半球形钮，连珠纹钮座，宽素缘，铭文为“絜清白而事君，志污之弇明，玄锡之泽流，恐流而日忘，美人之而，外承可莫窔窕，愿而毋绝”（图四）。M2:6为重圈铭文镜，残存一半，直径18.1厘米，外圈铭文为“絜清白而事君，志驩之弇明，……美之穷皑，承之京悦，窔莫亡绝”。内圈为“内清质以……而不泄”。M2:8为清光镜，直径13厘米，钮及四乳残损，镜铭残存为“清渴铜华以为……貌，丝组维结以为信，清光乎成宜佳人”。M2:74仅存外缘部分[7]。

三号墓为楚王的嫔妃墓，出土铜镜2件。M3:1为昭明镜，直径9.7厘米。圆钮，圆钮座，内圈有八内向连弧纹，宽平缘。外圈有铭文：“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而日月，□□而雍塞而不泄”。M3:2为连弧纹日光镜，较厚重，直径17.5厘米，圆钮，连珠纹钮座，座外饰篦纹及凸弦纹，其外有八连弧纹，连弧纹间以几何图案，铭文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乐未央，千秋万世毋相忘，时来何伤，宜王”[8]（图五）。

图九 间隔式凤鸟蟠螭纹镜线描图

三、王室成员的铜镜

徐州西汉楚国共有11代楚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则荫封为列侯，成为新的王室贵族。徐州出土了10余座王室成员墓，包括了王女、王子或其近属，墓内往往有铭文或印章证明其身份，这些王室成员的墓葬中都出土了精美的铜镜。

1972年发掘的小龟山一号墓，因墓内铜器铭文有“丙长翁主”，该墓又称为“丙长翁主”墓。紧邻的二号墓为楚王刘注墓。汉代诸王之女称“翁主”[9]，“丙长翁主”为刘注之女。“丙长翁主”墓出土铜镜4件，均为武帝时期流行的星云纹镜。编号TG39星云纹镜，直径11.3厘米，钮座环绕八星，外圈为四乳草叶间四组星云纹，每组五星。编号TG36星云纹镜，直径18.3厘米，钮座盘二螭，首尾相接，围以十六内向小连弧，外为四乳草叶间以四螭。编号TG38星云纹镜，直径17.8厘米，钮座环绕七星，围以十六内向小连弧，外为四乳草叶间四组星云纹，每组十星。编号TG90星云纹镜，直径18.3厘米，钮座一圈辐射平行弧线纹，围以十六内向小连弧，外为四乳草叶间四螭纹[10]。汉代王女皆有丰厚的待遇，《后汉书·皇后纪》说：“诸侯女皆封乡、亭公主，仪服同乡、亭侯。”[11]

2003年发掘的翠屏山汉墓，时代为西汉文帝至武帝初年。墓内出土了“刘冶”“臣冶”的双面玉印，说明墓主为西汉楚国宗室成员[13]。该墓出土铜镜2面。一面为“大乐贵富”博局蟠螭纹镜，直径13.2厘米，圆形三弦纹钮，伏螭座，窄缘凸起，座外有一周方格框铭文带，内容为“大乐贵富，得所好，千秋万岁，长乐未央”，主纹为博局及四组对称的蟠螭纹（图六）。另一面为间隔式草叶蟠螭纹镜，径18.4厘米，三弦纹钮，圆钮座，窄缘凸起，纹饰由主纹和地纹组成，地纹为云雷纹，主纹为四组蟠螭纹缠绕，以四株三叠式花瓣纹间隔为四区，细腻繁缛（图七）。

徐州后楼山汉墓群发掘西汉早期墓葬8座，时代为文景时期。从发掘情况来看，出土有玉枕、玉面罩、银缕玉衣等，五号墓出土了“刘泾”穿带印。由此可见，后楼山墓群墓主应是楚王的亲属或近臣[14]。后楼山汉墓群的铜镜以六号墓“间隔式凤鸟蟠螭纹镜”和八号墓“人物彩绘镜”最为精彩。

间隔式凤鸟蟠螭纹镜，直径23.3厘米，三弦纹钮，圆钮座，窄缘凸起。纹饰由主纹和地纹组成。地纹为云雷纹，主纹以四株三叠式花瓣纹间隔为四区，有四组变形的缠绕蟠螭纹，以双线或三线勾勒，图案流畅细腻（图八、图九）。

图十 彩绘人物镜

图十一 彩绘人物镜局部

图十二 鎏金边框复合镜

彩绘人物镜，器形较大，直径28、缘厚1.9厘米。三弦钮，圆钮座。从钮座到边缘有二周凹面带，素高卷边。背面底施朱色，上以白色线条绘图，大部分图案已剥落不清（图十）。从残存的一组画面可以看出，有二人在帷幔中对博，其中一人身着青色袍服，双手上扬，似在掷骰子（图十一）。彩绘铜镜是铜镜铸成、磨光以后，在镜背进行彩画。由于彩绘容易剥落，难以保存，因此全国发现的彩绘镜数量极少，西安地区共发现彩绘镜4面[15]，广东南越王墓出土了4面[16]。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1面[17]。绘有人物的仅有西安北郊红庙坡村汉墓彩绘镜和南越王墓C145-73彩绘铜镜。徐州后楼山出土的彩绘镜虽大部分已漫漶不清，但局部画面中可见有二人似在帷幔中作六博戏。

1996年发掘的火山刘和墓，时代为文景时期，墓中出土了“刘和”玉印和银缕玉衣，“刘和”应是西汉早期楚国的王室贵族[18]。墓中出土一面鎏金边框复合镜，铜镜外框鎏金，直径8.6厘米，周圈饰两道绳索纹，镜面直径7.2厘米，主题纹样为繁琐的蟠虺纹图案（图十二）。鎏金镶框铜镜是镜背及镜面分别铸造后嵌合为一体，是既有使用价值又有独特装饰效果的工艺品。

1994年，徐州市北郊宛朐侯刘埶墓出土的“人物画像镜”是西汉铜镜中的精品。该镜直径18.5厘米，钮为龙、龟合体，主体画像为四组内容完全相同的画面，每组画面有八人、二虎、一豹、四树、三座山峰，在单组画面中有人物交谈、弹琴、听琴、戏虎、驯豹等内容，表现的是《山海经·海外东经》君子国的故事：“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薰华草，朝生夕死。”[19]整个镜的背面共铸造出32位人物、8只老虎、4只豹子和树木山峰等等，再加上钮座上的4龙，共有物象77个，可谓内容丰富，精彩纷呈[20]（图十三、图十四）。刘埶墓出土的“人物画像镜”与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卷十六著录的铜镜其形制、尺寸、主题人物画像完全相同，可能为同模镜；《尊古斋古镜集景·一八四》有类似纹饰的铜镜拓片，美国弗利尔博物馆也收藏有一面同样的镜子。

图十三 人物画像镜线描图

图十五 蟠螭纹镜

图十四 人物画像镜局部

刘埶墓中还出土有2面铜镜。一面为“蟠螭纹镜”，直径9.4厘米，窄边卷沿，兽形钮，钮座圆形，有龙形图案，钮座外为三组相互盘绕类似云气的蟠螭纹，云雷纹衬底（图十五）；一面为“夔凤纹镜”，直径13.4厘米，钮座外侧有一周铭文“安乐未央修相思，慎毋相忘”，铭文首尾间以一鱼相隔。外区以云雷纹为地，主纹为三组变形的夔凤纹（图十六）。

刘埶为楚元王刘交的儿子，该墓出土龟钮金印“宛朐侯埶”为汉朝颁赐的金印。《汉书·楚元王传》：“文帝尊宠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子礼为平陆侯，富为休侯，岁为沈犹侯，埶为宛朐侯，调为棘乐侯。”刘埶墓出土的精美铜镜与刘埶的特殊身份完全相符。

四、西汉楚国王室铜镜的意义

西汉楚国王室铜镜不仅发现的数量多，而且纹饰精美，镜种较多，这在诸侯王国中都是少见的。这些铜镜都是考古发掘品，资料本身所具有的可靠性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徐州发现的楚国王室镜有多方面的学术意义：

图十六 夔凤纹镜

1.为铜镜的使用等级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虽然文献上没有记载铜镜使用的等级制度，但考古的发现证明铜镜的尺寸与墓主人的身份有关。国王多使用汉尺九寸以上的大铜镜。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凤鸟柿蒂纹镜”，直径22.7厘米；“变形夔龙纹镜”，直径18.5厘米；北洞山楚王墓“缠绕蟠螭纹铜镜”直径23厘米；拖龙山楚王墓“重圈昭明镜”，直径19.2厘米。王后的铜镜基本为汉尺八寸，东洞山王后赵姬墓的“重圈铭文镜”直径18.1厘米，三号墓的“连弧纹日光镜”直径17.5厘米。王室成员使用的也都是大规格铜镜，“丙长翁主”墓的星云纹镜，一件直径18.3厘米，另一件直径17.8厘米。宛朐侯刘埶墓“人物画像镜”，直径18.5厘米。翠屏山“刘冶”墓“四叶蟠螭纹镜”，直径18.4厘米。后楼山M6的“间隔式蟠螭纹镜”，直径23.3厘米；后楼山M8“彩绘人物镜”，直径28厘米。楚国王室的铜镜以其华丽的纹饰、精湛的工艺、较大的尺寸，足以显示出“王者镜子”的奢华与高贵。

2.为考古学墓葬研究提供了断代标尺

西汉楚国王室墓葬出土的铜镜，不仅有较为明确的主人信息，而且有相对准确的年代依据。墓葬出土的铜镜，由于多和其他随葬品一起出土，经相互印证、比较，每一时期铜镜造型特征就被鲜明地揭示出来。西汉楚国王室铜镜一方面为楚王墓的年代排序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为其他地区汉墓的断代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尺。

3.为“徐州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

西汉楚国是汉代的产铜地区之一。辽阳三道壕一号墓出土一面带“铜出徐州”铭文的博局镜[21]，俞伟超先生说：“那时，凡用铭文标明的铸镜地点，都是有名望的铸镜中心。”[22]在日本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镜中，有“铜出徐州，师出洛阳”铭文的共计10面[23]。日本学者冈村秀典提出了徐州系或徐州镜坊工匠的学术观点[24]。西汉楚国王室的铜镜基本上代表了这一地区铜镜的特点。这些资料，对于进一步研究“徐州镜”或“徐州镜坊”的问题，将有重要意义。

[1]王恺、邱永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2]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3]管维良：《中国铜镜史》，重庆：重庆出版社出版，2006年，第61页。

[4]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05页。

[5]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1期。

[6]刘尊志：《徐州两汉诸侯王墓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

[7]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年第11期。

[8]孟强：《徐州东洞山三号汉墓的发掘及对东洞山汉墓的再认识》，《东南文化》2003年第7期。

[9]（汉）班固：《汉书·高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8页。

[10]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

[1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皇后纪第十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57页。

[12]徐州博物馆：《徐州韩山西汉墓》，《文物》1997年第2期。

[13]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翠屏山西汉刘治墓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9期。

[14]孟强、李祥：《徐州后楼山汉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35页；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后楼山八号西汉墓》，《考古》2006年第4期。

[15]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页。

[16]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17]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杜，1991年。

[18]耿建军、盛储彬：《徐州火山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32-133页。

[19]（晋）郭璞注：《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2页。

[20]李银德、孟强：《试论徐州出土西汉早期人物画像镜》，《文物》1997年第2期。

[21]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两座壁画墓的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

[22]湖北省博物馆等：《鄂州汉三国六朝铜镜》，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23]王仲殊：《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考古》1984年第5期，注释2。

[24]岡村秀典：《三角緣神獸鏡の成立徐州鏡との關係を中心に》，《鏡の中の宇宙》，山口縣美術館、浦上紀念館發行，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