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照建

图一 徐州西汉楚王（后）墓分布示意图

历史文化名城徐州是大汉王朝的发祥地，两汉400余年间，留下丰厚的汉代文化遗存，近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努力，发掘千余座汉墓，出土数万件汉代文物，将汉代徐州全方位呈现。徐州市以汉代文物资源为依托，建立了一批汉文化景点，旅游部门为扩大影响，提出“两汉文化看徐州”宣传语，徐州汉文化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笔者结合汉代徐州发达的社会背景，以考古出土汉代文物为视角，探讨徐州两汉文化的盛况，并讨论“两汉文化看徐州”之说是否名实相符。

一、徐州汉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

徐州历史悠久，自古为九州之一，秦始皇建立中央帝国，始设彭城县。秦末起义风暴席卷全国，这里是风云激荡的中心，西楚霸王项羽叱咤风云，号令天下，定都彭城。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最终战胜敌手，建立大汉帝国，公元前201年将这块战略要地分封给其弟刘交，前后相传12代楚王。东汉时期，这里又封为楚国，后封为彭城国、下邳国。两汉400余年，先后有20余位诸侯王分封徐州，这一地区受到汉王朝的高度重视，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全面发展。但是两汉全国范围内诸侯王国众多，徐州地区基本的政治生态与之相同，这不是汉代徐州能够高度发达的原因，深刻的社会背景则是刘邦起兵和刘交被封。

图二 驮篮山汉墓透视图

首先，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起兵之地，现在徐州由五区五县（市）组成，属县包括丰县、沛县、睢宁县、邳州市和新沂市，刘邦就是丰县中阳里人，这个曾经的泗水亭长，秦朝末年，乘天下大乱之际，率丰沛乡党逐鹿中原，“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 中国第一个强盛而统一的封建帝国——大汉王朝就是从这里出发，登上了历史舞台，演出一部光耀四海、流芳百世的话剧，才有了两汉文化四百年的繁荣发达。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主体是汉族，书写的是汉字，交谈的是汉语，都与汉朝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一个“汉”字，早已融化在亿万炎黄子孙的血脉里，成为一个民族最为醒目的图腾。可是这一切，都是因为汉高祖刘邦，他和一班文武大臣从徐州走上历史舞台，作为大汉王朝的发迹地，在西汉一代享有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徐州从开始就打上鲜明的汉文化标签，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徐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巫鸿形象比喻说：“徐州与汉王室有紧密关系，是王朝文化的晴雨表。”[1]

其次，徐州是汉高祖刘邦桑梓老家，更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地稳定对于东方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刘邦尤为重视，汉六年封其弟刘交为西汉楚国第一代同姓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2]。刘交是一位杰出的文人和政治家，治理楚国期间，在政治上建立完善的官僚制度，重用申公等贤达管理楚国事务，国家进入规范良性的发展轨道。在经济上按照汉初休养生息政策，采取系列措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楚国经济驶入稳定发展的快车道。作为首位被封楚王，刘交个人修养极高，“好书，多材艺”[3]，他是一位经学大家，一位成绩卓著的大学者，多年推崇、倡导儒家之学，当时就有《元王诗》产生广泛影响，在楚元王刘交的影响带动下，其家族之人都崇尚《诗》学，楚国儒学渐呈繁盛之势，徐州地区很快成为全国儒学的核心地区。刘交在位的23年，政通人和，西汉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全面发展，其后第二、三代楚王又沿袭25年，直到第三代叛王刘戊谋反，西汉楚国一直辉煌发展近半个世纪，在汉初一度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汉代徐州成为东方大都会，西汉楚国成为东方重要封国，经济实力强大，政治地位特殊，这一时期成为徐州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徐州作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北交流的要冲，既有黄淮平原的地缘优势，又有刘邦故里的人和之利，加之始封楚王刘交的有效治理，以后历代诸王努力，汉代徐州继续向前发展，产生孕育高度发达的徐州两汉文化。

二、徐州崖洞墓是西汉墓葬杰出范例

近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努力，先后发掘汉代墓葬千余座，既有大型王级陵墓，也有数量众多的中小型墓葬，墓葬形制多样，有大型横穴崖洞墓、小型竖穴崖洞墓、竖穴土坑墓、横穴砖室墓、画像石墓、黄肠题凑墓，其中以大型横穴崖洞墓最有特色。大型崖洞墓即是文献记载的“因山为葬”的埋葬方式，在江苏、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皆有发现，这批大型崖洞墓的材料对于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具有特殊意义。

在徐州地区发现的大型崖洞墓数量最多，这些崖洞墓产生时间早，延续时间长，个体建筑风格与建筑特点无一雷同，且集中分布于徐州地区，为全国所仅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通过对徐州地区大型崖洞墓研究，能够揭示西汉一代大型崖洞墓的丰富文化内涵。自1972年正式发掘第一座崖洞墓以来，迄今为止累计已发现发掘8处19座墓葬，占全国已发现大型崖洞墓数量的一半以上，它们分别是：狮子山2座、北洞山2座、驮篮山2座、卧牛山4座、龟山2座、东洞山3座、南洞山2座、楚王山2座。这些墓葬均分布于徐州周围的山上，一般不超过距现徐州市10公里范围（图一）。以上墓葬除楚王山2座汉墓未经发掘，其余7处17座皆经过正式或非正式发掘。

中国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流行竖穴土坑墓，直到西汉楚王才开始使用“因其山，不起坟”的崖洞墓，徐州地区发现发掘的8处19座楚王汉墓，即是文献记载的“因山为陵”的大型横穴崖洞墓，这种葬制既充分满足当时“深埋厚藏”的防盗要求，又极尽模仿地面建筑之能事，因此一经出现，便受到广泛认同，并迅速被全国各地诸侯王所袭用。文献记载表明，第一代楚王刘交卒于文帝元年（前179），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死于公元前175年，第三代楚王刘戊公元前154年兵败自杀，这三代楚王比山东鲁王、河南梁王、河北中山靖王的时代均早，所以横穴崖洞墓是兴起于徐州地区并向全国传播的，对汉代及其以后陵墓建筑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按照汉代制度，诸侯有封地者，死后葬于封地，楚国12代楚王皆封于楚，都彭城，因此这些楚王应该葬于楚地范围内，因此徐州地区崖洞墓延续时间最长，从汉初一直延续至汉末，是汉代诸侯王陵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个系列。

图三 龟山汉墓甬道

图四 北洞山汉墓透视图

徐州地区大型崖洞墓功能完善齐全，墓室布局巧妙，在没有现代施工机械条件下，仅仅凭借匠人手中锤子和錾子凿刻而成，这是汉代先人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体现汉代建筑技术的高度发达。位于徐州市金山桥开发区内的驮篮山汉墓[4]，规模恢宏壮观，结构奇特，被考古学者喻为“崖洞墓典范之作”，墓道凿山落差最深达16米以上，墓室布局疏密有致，有前室、后室、厕所、浴间等，真实体现汉墓建筑“前堂后室”“前朝后寝”的布局特点，且墓室内防盗机关设置巧妙，防排水系统完备，整个墓葬是楚王生前华丽的宫殿建筑的缩影（图二）。龟山汉墓是一处典型的夫妻“同茔异穴”合葬墓[5]，甬道沿中心线开凿最大偏差仅8毫米，精度达1/700，两条甬道间隔19.58米，彼此几乎平行，平行夹角仅有5′（秒），长短之差仅有11.9厘米，高低之差更是不可思议，外口10毫米、内口只有1毫米，是目前世界上开凿精度最高的甬道（图三）。另外，楚王墓在设计手法上也富于多变，平面布局的处理手法十分成熟，北洞山楚王墓墓室主体呈轴对称分布，但在主体洞室的左前方出现一大片附属建筑，打破早期楚王墓皆以轴对称布局的方式，而且建筑采用几个平面逐次降低的设计方法，使这组庞大的地下建筑主次分明，层次清晰[6]（图四）。徐州地区大型崖洞墓开凿最为精美，形制最为复杂，代表崖洞墓建筑的最高成就，可作为西汉墓葬建筑的杰出范例。长期从事世界遗产——秦兵马俑研究的袁仲一先生就说，“（徐州汉墓）本身就是世界级文物”[7]；奥地利雷欧本市博物馆琼泰斯馆长面对徐州汉墓也曾感叹，“完全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在百年百项考古重大发现评比中，徐州汉墓也名列其中，这些评价都体现了社会各方面对徐州汉墓价值的高度认同。

徐州楚王陵墓的发现发掘，对于复原研究西汉楚国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楚王陵墓制式独特，形成完整序列，出土文物精美，反映汉代徐州的风俗理念、礼仪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当文献记载不足和地面文物无存的时候，埋葬在地下的楚王陵墓则全面而深刻地体现了徐州汉文化内容，为了解汉代徐州开辟一个便捷之门，正如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所言，“如果把永远逝去的古代生活比作历史河流上的船，那么古墓就是这只船在水中的倒影，当地面的风物因天灾人祸而消失，幽暗的地下世界则为我们保存着祖先的生活和思想”。目前多处楚王陵墓已经修复开放为旅游景点，充分展现汉代徐州2000年前的辉煌盛况，徐州汉墓与西安秦俑仿佛是陇海路上两颗东西遥望的明珠，映射出高度发达的秦汉文明。

图五：1 双联玉管

三、徐州出土汉代文物在全国的地位

徐州汉代墓葬诚然引人注目，但是墓内出土的漆器、陶器、瓷器、玉器、竹木器等各类文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尤其是徐州汉代陶俑、汉画像石、汉玉和汉代铜镜享誉世界，陶俑和铜镜学者研究颇多，下面笔者重点介绍徐州出土的玉器、玺印封泥和汉画像石。

（一）冠绝全国的汉代玉器

徐州地区出土汉代玉器种类繁多，按照玉器的社会功能、形制和用途，可分为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生活用玉等四大类，具有创新性、阶段性、融合性和典型性的文化特点。多数玉器是徐州汉墓中考古发掘出土，具有明确的时代和出土地点，能够为墓葬排序断代，以及传世汉玉真伪鉴定提供借鉴。徐州地区四大类汉玉中，礼仪用玉数量较少，主要有玉璧、玉圭、玉璜，而且其中相当部分的玉璧或玉璜可能是镶嵌在玉棺上脱落的。从礼仪用玉出土位置来看，主要是用来殓葬，已失去礼仪意义。装饰用玉有单体佩和组玉佩，单体佩中龙的造型较多，有“S”形玉龙、“风”字形玉龙，其他形制有韘形佩、玉铺首等。组玉佩则有大小不等、数量不一的小形玉件组成，主要有玉璜、玉珩、玉觽、玉舞人、玉管和玉珠子等串联而成。殓葬用玉是徐州汉玉中的大宗，有用于收殓和组装尸体的玉棺和玉衣，还有玉面罩、玉枕、玉握以及塞堵玉九窍的鼻塞、耳塞、口琀、肛塞、阴塞等九窍塞。生活用玉有玉耳杯、深腹杯、玉卮等玉酒具，玉剑首、玉剑格、玉璏、玉珌等玉剑具，有龟钮、台钮等钮式多样玉印章，有用于收纳毛笔的文房用品，还有摆在席子四角的熊或豹形的大型玉镇，服饰用玉有玉带钩，以及与带钩配套使用的玉环。另外，还有类玉的其他器物，如琉璃、水晶、琥珀、碳晶石等，虽然材质不同，大概也能归入以上四类，如龟山汉墓出土的水晶带钩属于生活用玉，东洞山二号墓出土的琥珀吊坠属于组玉佩的构件。各种形制不同的玉器，从埋藏空间而言，都出土于徐州地区的汉墓中，没有发现窖藏或祭祀玉器，“玉葬于墓”是徐州汉玉的显著地域特色。

就中国玉器发展的纵向而言，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人对玉器高度重视，形成新石器晚期、殷商盛世以及春秋战国三个玉文化发展高峰，汉代统一帝国的建立，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造就玉器发展最为辉煌的黄金时代。与全国各地汉墓出土玉器情况横向比较，徐州地区的汉代玉器无疑是全国最好，数量最多，种类最全，一些器物出现时代最早，领先于全国各地，一些器形如双联玉管、龙形玉佩、刖形玉饰均是孤品玉器（图五：1.2.3），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发现第二件，相同器物则以徐州地区的质量最好。在徐州地区发现的千余座汉墓中，累计出土玉器已经达到1000余件，狮子山楚王陵一座墓出土玉器200余件，各种形制和用途玉器均有发现，几乎涵盖汉代出土玉器的各个方面，因此徐州地区汉玉是代表汉代最高水平，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又一座高峰。目前徐州博物馆是汉玉收藏数量最多的博物馆，拥有全国唯一的汉玉展厅，所展出的汉玉种类繁多，质量精美，观者无不赞叹，到徐州博物馆参观，玉器厅已成为必看的展厅。

（二）考古出土的汉代玺印封泥全国最多

徐州汉墓出土玺印封泥较多，从楚王大墓到平民小墓均有发现，到目前为止，初步统计总数不低于5000枚，2004年开始发掘的土山汉墓的封土中，出土封泥4500余枚，1995年发掘的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的印章240余枚，封泥80余枚[8]。封泥数量较多，但是由于土山汉墓发掘正在进行，材料尚未整理发表，目前学界研究最多的是印章，对形制、质地、种类、印文特点、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等方面都有涉及，印章形制有方形、半通形，尺寸宽高不等，钮式有龟纽、螭虎钮、台式、覆斗形、桥型，材质有金、银、铜（铜鎏金）、玉、琉璃、玛瑙、石，印文书写字体有篆书、隶书，制作方式有铸造和凿刻两种，按用途分实用和明器，按性质分官印和私印，官印发现种类繁多，除楚王之玺未发现外，其他各种级别官职均有发现，既有列侯公主之玺印，如簸箕山汉墓出土的“宛朐侯埶”（图六：1），土山寺汉墓出土的“公主之玺”（图六：2），蟠桃山汉墓出土“君侯之印”（图六：3），又有楚国宫廷职官、军队职官以及属县职官。私印较为驳杂，以刘氏居多，最有名的是龟山汉墓出土的刘注印章，直接确定墓主为第六代楚王刘注，为其他楚王墓的分期断代提供重要标尺，其他刘氏宗室有刘埶、刘颀、刘、刘和、刘治、刘慎、刘犯、刘习、刘泾、刘敞等，非刘氏的印章有段翘、王霸、薛毋伤、李恶天、王讳、陈女止等。另外“臣”和“妾”字印也有发现，材质多为玉质。这些随葬印章除了表明身份外，还有的用作口琀和装饰品。

图五：2 龙形玉佩

图五：3 刖形玉饰

图六：1“宛朐侯埶”龟钮金印

图六：2“公主之玺”兽钮银印

图六：3“君侯之印”龟钮银印

图七 韩山一号墓墓门石刻画像

狮子山西汉楚王墓随葬印章为楚王属下职官之印，且数量巨大，入藏原因与随葬墓主本人的印章，用来表达墓主的等级身份不同，近年来学者们已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有学者认为这些放在墓中的官印代表的乃是诸侯王的官吏和国土，是诸侯王陵墓“百官藏”的具体表现[9]。考虑汉初诸侯王享有官吏任免权，在“事死如生”的观念的支配下，完全可以多铸造一批印章放在自己的墓里，以满足在死后的愿望，这应该是西汉初年诸侯治国在墓葬中的深刻反映。

（三）国内收藏汉画像石最多的城市

徐州汉画像石产生时代早，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发现数量多，在汉画像石研究中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汉画像石在全国发现较多，徐州是中国汉画像石集中分布地之一，从清同治十一年（1872）时任徐州兵备道台吴世熊在沛县发现画像石开始，徐州汉画像石已有140多年的发现和研究历史。百余年来，汉画像石不断被发现，截至2017年，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收藏1500余块汉画像石，此外徐州还有原址建立的汉画像石墓陈列馆和其他文博单位也收藏大量汉画像石，徐州市目前汉画像石的总数约2500余块[10]，是目前国内收藏汉画像石最多的城市。

汉画像石获取来源有征集存世品和考古发掘出土，存世汉画像石来源不明，时代不清，学术价值较低，而徐州考古发掘的画像石与墓葬原生共存，墓葬保存完整，历史信息齐全，为汉画像石分期断代研究提供有益参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徐州是考古发掘汉画像石墓最多的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座科学发掘的汉画像石墓就是徐州的茅村汉画像石墓。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全市范围内发现发掘了佛山、车夫山、檀山、张山、曹山、班井、大庙和伊庄等地的画像石墓70余座，在学术刊物上公布的徐州汉画像石墓葬发掘报告有近60处。徐州汉画像石墓的发掘，将汉画像石起源提前到西汉初期。2005年徐州博物馆二次发掘韩山一号墓，该墓的墓门石中间刻有常青树，树顶立一小鸟，树下悬挂两个对称的玉璧（图七），该墓的时代不晚于西汉景帝初期[11]，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汉代画像石刻，说明徐州是汉画像石的发源地之一。

徐州汉画像石除发现墓葬外，在祠堂、石阙等汉代建筑上也有发现，图像内容丰富，现实生活和神仙世界一应俱全，包括汉代物质文化和精神的全部内容。徐州汉画像石是绘画与雕刻结合的艺术，构图饱满，形式多样，雕刻有阴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圆雕等技法。著名工艺美术家庞熏琹从技术层面评价，“比较注意生活，技术也相当熟练，作风比较写实”[12]，总之，“徐州汉画像石”已经成为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学研究范畴的专业学术名词[13]。

四、“两汉文化看徐州”之名实讨论

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徐州是全国汉文化遗存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20世纪90年代，在大量发现汉代文物基础上，徐州市旅游部门为推广两汉文化，提出“两汉文化看徐州”的口号，受到一些学者质疑和否定，认为汉代徐州只是一个地方诸侯王城，远远不能与两汉帝都西安、洛阳相比。

其实，一个地方文化遗存的多少，与该地区历史上是否有丰富发达的文化，以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被毁坏有密切关系，两者缺一不可，阿房宫、圆明园何其盛也，但是由于战争破坏，今天留下的只有一片废墟，相反在偏僻边远的地区照样会产生像平遥、丽江古城这样闻名遐迩的世界遗产，因此城市行政级别的高低与文化遗存的多寡不能画等号。西安、洛阳作为两汉都城，汉文化遗存虽然丰富，但都埋在地下没有发掘，也许有一天，任何一座帝陵的打开，所发现的文物可能是徐州现在出土文物的总和，徐州汉文化顿时将黯然无光。但是我们说“两汉文化看徐州”的着眼点是“看”，强调的是现实性和存在性，而不是埋藏在地下，如果说汉文化“藏”西安和洛阳，倒也合情合理，但是落实到“看”， 两汉帝都确实逊色不少，“两汉文化看徐州”无可非议。至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广州南越王墓、河南永城梁王墓等影响较大的汉墓，这些墓葬规模确实很大，但是有的是单体墓葬，有的墓内文物被盗掘一空，其文物遗存的数量和质量整体上与徐州无法比拟，因此综合而言，国内尚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取代徐州。虽然当前徐州汉文化已不具备唯一性，但是徐州汉文化的典型性和完整性在全国范围内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徐州市文化发展必须依托汉文化资源，将汉文化做大做强，扩大汉文化在海内外影响力和知名度，把汉文化打造成世界级名片，让徐州以汉文化之城的形象，从诸多钢筋水泥之城中脱颖而出。

文物遗存是文化的载体，人们提到汉文化，想到的是高大汉家陵阙，精美的汉代文物，诸如汉玉、汉俑、汉画像石、汉代铜镜和汉代封泥印章，是汉文化鲜明的物质符号，而这些在徐州均集中出现，且数量庞大、质量精美，代表全国最高水平，2014年在徐州召开“汉代陵墓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认为：研究汉文化非来徐州不可[14]，可见对徐州汉文化的推崇。当前国家严格控制汉代帝陵发掘，对汉代地方诸侯王的研究成为探索汉文化的主要途径，徐州系列楚王陵墓的发掘，大量汉代物质文化遗存的面世，在全国的地位就显得十分突出。徐州近年来发现发掘了大、中、小型汉墓成千座，出土文物数以万计，墓葬结构复杂，墓内出土画像石、兵马俑、以及数不清的汉代文物精品，种类繁多，阵容庞大，构成灿烂多姿的汉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观赏性，给人们提供一个视角，来认识辉煌发达的两汉文化，所有来徐州参观过的人，都会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对徐州汉文化留下深刻印象。从徐州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中也能证实，整个展览共有6个展厅，除去第一展厅展览是徐州通史，最后一个展厅是兵器，其余4个厅全是汉代文物陈列。中国近年在法、美、沙特等国举办“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秦汉文明大展”“华夏瑰宝展”，作为国家名片上演文明互鉴的重头戏，徐州博物馆馆藏汉代文物均有参展，也充分说明徐州汉代文物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因此“两汉文化看徐州”可谓名副其实。

当然“两汉文化看徐州”，不是看冰冷的墓葬、生硬的石头、泥塑的陶俑，而是透过物质遗存，了解文物背后的文化和故事，以更宽广的视野来认知汉文化。徐州经过两汉400余年的演进、发展和嬗变，积淀形成的精神文化为中华文化奠定了根基，承载着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精神基因，是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源头活水。当前国家正在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徐州是丝绸之路东端重要城市，是国家确定的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节点城市，如何传承汉文化为社会发展服务，成为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徐州文博部门应加大学术研究力度，深刻解读徐州汉文化的精神内涵，讲好汉代徐州故事，让当代人们了解徐州汉文化，认识徐州历史上祖先的伟大创造，唤起人们对辉煌两汉文化的向往，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共同探讨、传承、发展徐州汉文化，从而为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1]（美）巫鸿：《徐州古代美术与地域美术考古观念》，载《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郑岩等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585页。

[2]（汉）班固 ：《汉书·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1922页。

[3]同[2]，第1921页。

[4]邱永生、徐旭：《徐州市驮篮山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73-174页。

[5]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尤振尧：《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墓材料的再补充》，《考古》1997年第2期。

[6]刘照建：《徐州地区大型崖洞墓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04年第5期。

[7]李春雷：《狮子山楚王陵出土文物座谈会纪要》，《文物》1998年第8期。

[8]葛明宇：《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考古研究》，河北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236、243页。

[9]刘瑞：《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考古》2008年第10期。

[10]武利华：《徐州汉画像石通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11]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韩山墓》，《文物》1997年第2期。

[12]庞熏琹：《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18页。

[13]武利华：《徐州汉画像石图像解读》，河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14]刘苏：《研究汉代考古 非来徐州不可——国内外专家聚焦徐州汉墓》，《徐州日报》2014年10月20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