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聪颖

(扬州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初创于1924年，1927年因经费困难而停办，1929年重建以后，发展迅速，到1936年时，已被誉为中国“新闻教育的急先锋”，[1]16在人才培养方面成就突出。有论者将其成就的取得归因于四个方面：即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并重，重视实践训练的职业化培养模式，培养领袖人才的精英教育理念，开放多元的办学环境。[2]82-84但笔者通过梳理史料发现其人才培养成就的取得还与其特色的人才培养方式——“新闻学讨论周”有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就此展开论述，以期对今日的人才培养有所助益。

一、新闻学讨论周的肇始及赓续

1931年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黄宪昭 “为研究新闻学科便利起见”决定“仿美国米苏利亚(密苏里)大学例，每届四月，举行新闻学讨论周一次。延请中外新闻界先进，出其素长，分别讲演。”[3]是为燕京大学新闻学讨论周的由来。从1931年4月到1937年5月，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共成功举办了七届新闻学讨论周。其中包括1931年4月至1934年4月举办的四届新闻学讨论周和1934年11月至1937年5月举办的三届新闻学讨论会。后世的研究者为了方便起见，习惯上将后三届的新闻学讨论会和之前的四届新闻学讨论周合并在一起，统称为新闻学讨论周。

关于燕大新闻学讨论周，虽然之前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注]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267页；刘方仪：《中国化新闻教育的滥觞——从20世纪20年代燕大新闻学系谈起》，《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154-155页；肖珊：《燕京大学“新闻学讨论周”考述》，《新闻知识》，2013年第12期，第75-76页。，但其中仍然存在着史实不清或错误的情况，尤其是对于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日后发展影响至为深远的“特别新闻学讨论会” 竟也无人涉及，致使学界一直误认为燕京大学新闻学讨论周只举办了六届。鉴于“特别新闻学讨论会”的重要性，笔者愿先就此讨论会的举办情形进行概述。

“特别新闻学讨论会”是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于1934年11月8——10日举办的一次新闻学讨论会。此次讨论会之所以被笔者命名为“特别新闻学讨论会”，原因有四： 首先，燕京大学新闻学讨论周自此次开始，名称由“新闻学讨论周”改为“新闻学讨论会”。1934年秋，新上任的新闻学系主任梁士纯认为“以前此种讨论，称之曰周，但实际上不过举行二三天，今年特改称为会，所以名副其实，并且包含有每年一会的意义。”[4]其次，举办的时间打破了以往在每年四月份举办的惯例。此次选择在当年的11月份进行，是由于临危受命而出任系主任的梁士纯认为对于事关新闻学系发展的一些核心问题迫切需要举办新闻学讨论会加以研讨，以集思广益，明确方向。[5]再次，在讨论会的序列命名上，它既没有被史料记载为第一届新闻学讨论会，也没有被续接前四届新闻学讨论周而被命名为第五届新闻学讨论周，又因为在1936年5月举办的新一届新闻学讨论会，在序列上其直接续接了前四届新闻学讨论周的顺序而被名之为“第五届新闻学讨论会”，所以1934年11月举办的这场新闻学讨论会就被挤出了应有的序列，以至于其被后世的研究者所忽略，导致学界一直误认为燕京大学新闻学讨论周一共只举办过六届。至于其被挤出序列的原因，可能与1935年新闻学讨论会停办一次而导致举办者记忆错误有关，也可能与1934年同一年里先后举办了第四届新闻学讨论周和新更名之后的“新闻学讨论会”有关。第四，此次讨论会举办的目的也与之前不同。此前燕京大学新闻学讨论周所请之人均为新闻界名人，目的是“联络报界先进，作学术的研究，俾后觉者有新启示”，[6]而此次所请的演讲者均非新闻界名士，而是对其他各种学问有专深研究之人。其目的是“希望他们用不同的观点、立场来对新闻学作一种评判，同时也谈谈新闻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7]进而为更好的发展新闻教育，培养新闻人才探寻出路。第五，从此次讨论会开始，以后的讨论会都有了主题。本次讨论会以“新闻学毕业生的前途”为主题。

1934年11月8日晚上，燕大“特别新闻学讨论会”正式开幕，校长陆志韦、校务长司徒雷登、文学院院长黄子通相继致词。陆氏认为“普通人的政治、社会各种常识和见解，受新闻记者的影响较大，受各种政治社会专家的影响小，故此希望各毕业生认识责任之重大”。[8]司徒雷登则“希望新闻系学生因在燕京大学有中外接触的良好机会，在毕业后，注重国际间的互相谅解，增进各民族间的感情”。[9]黄子通“希望中国早日组织一个规模较大的世界新闻通讯社，因为中国现在没有这一类的组织，常常很吃亏，……故此很希望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能够创造这个通讯社，努力国际宣传”。[10]致词完毕，毕业生代表答谢后，由该系前主任聂士芬领导讨论该系毕业生出路问题，场面热烈。

11月9日晚上及10日为专家演讲。演讲者为燕大历史系教授洪业、哲学系主任博晨光(Lucius C. Porter)、政治学系主任徐淑希、教育学系主任高厚德(Howard S. Galt)和北平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等几位非新闻界的专家名人。[11]

11月10日下午演讲完毕后，新闻学系为毕业生汤德臣、张德生、刘志远三人举行了职业证书颁发典礼，然后，继续讨论，到会诸人，对于新闻事业及办理新闻学系应取方针，多所阐发，议论均极警闻，至下午三时余散会。

以上就是被研究者漏掉的燕京大学“特别新闻学讨论会”的开会情形。之后，1936年和1937年燕大新闻学系又分别举办了新闻学讨论会，加之1931年至1934年的四届新闻学讨论周，可以说燕大新闻学讨论周一共举办了七届当属实无疑。

二、新闻学讨论周的活动内容

新闻学讨论周的活动内容主要有两项组成，一项是聘请著名专家讲演，主要是报界名人；一项是演讲者同燕大师生的互动讨论。

前四届新闻讨论周的目的是为了联络报界先进，作学术的研究，俾后觉者有新启示，所以燕大新闻学系邀请的演讲者主要围绕新闻学术与新闻事业，依据自己的经验和研究，各述其长。演讲者及主题如下表：

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第一至四届新闻讨论周一览表

续表

从上表可知，这四届新闻学讨论周讲演内容非常丰富，从报纸的经营到新闻记者应具有的品质与素养；从报纸专栏的编辑方法到副刊的研究；从文艺、政治、舆论、国际宣传、社会进化与报纸的关系到新闻教育；从专门报纸的研究到报纸、报界的改进；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增广了年轻学子的见闻，拓宽了他们的视野，而在讲演完毕后，讲演者与师生之间的热烈讨论与彼此的答疑解惑，既加强了学生对报界的认识，也给了新闻学系学子巨大的思想启发。

而1934年11月举办的“特别新闻学讨论会”因为举办目的与前四届不同，所以讨论的内容也与前四届有较大区别。这次与会者以“新闻学毕业生的前途”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其中应邀的演讲者们做了如下的讲演：

特别新闻学讨论会(1934年11月8—10日)一览表

从上表可看出，演讲者分别从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的角度，谈论了其与新闻学以及新闻工作者的关系，使学生们明白了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只有新闻学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广博的其它学科的知识，尤其是有关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这使燕大师生们在会场上热烈地讨论了燕大新闻学系的课程设置问题。此外，该系的学生们还在报纸上发表对燕大课程设置的看法，从而引发了燕大新闻学系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的新一轮调整。

1935年华北危机发生以后，日本侵华不断加剧，局势紧张，原本计划在是年举办的第五届新闻学讨论会被迫推迟到了1936年5月才得以举办。为了因应国难，此次讨论会以“新闻事业与国难”为主题，邀请了《益世报》主笔罗隆基、《大公报》编辑主任王芸生、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马星野、清华教务长潘光旦到会演讲。

罗隆基认为要想以新闻救国，报纸就要争取言论自由，要刊登真实的消息；要代人说话，发表大家的救国主张；要发挥青年志气，不使其消沉。中国的新闻事业，要养成新闻记者的勇气，政府部门对报纸的检查和舆论的统制要依法进行。[12]5-7

王芸生认为面对“国难”，中国新闻事业的应付之道第一要平常化，第二要雪耻，第三要有国家意识。平常化就是要“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的，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的坚实的风气。”[13]9“雪耻”就是要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改变社会上对“干报馆的没有好人”的看法，把新闻事业做成好人的事业。“有国家意识”就是“中国新闻界应该把他的报做成中国人的报，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不当汉奸，不采妨害国家利益的新闻，不登无条件替人家作宣传的外国电。”[14]10同时他呼吁在艰难的现时面前，中国新闻记者尤其要发扬“‘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士精神！”[15]10

马星野认为在国难严重的关头，全国人民救亡图存，应做好三件事：即军事的总动员之准备，经济的总动员之准备，及意见的总动员之准备。他重点论述了做好“意见的总动员之准备”的方法是做好物质上的准备，组织上的准备和人材上的准备，并呼吁作为新闻教育急先锋的燕京大学要负起培养新闻人才的重任来。[16]10-16

潘光旦认为要应付国难，应对青年人实施“士的教育”，在教育改进缓慢的情况下新闻事业者来负起这个责任，一方面要提倡“士”气教育，想法提倡“持其志勿暴其气”，以备相当时机之应对，另一方面做宣传工作，使人知道国难症结之所在。[17]17-18

针对学者们的讲演学生们也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与专家们进行讨论交流。例如采用何种组织联络同行争取言论自由，以因应国难；新闻媒体应如何处理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关系；用什么方法进行人才培养，以应对国难；青年学子应如何处理读书与救国的关系等问题。

1937年国难危机日益加深，局势更加紧张，为了深化对去年新闻学讨论会主题的探讨，燕大新闻学系第六届新闻学讨论会以“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为主题，从“(一)新闻教育机关对于报界的使命；(二)中国新闻界对于国家的使命；(三)中国新闻界在国际间的使命”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讨论。[18]1讲演者的讲题如下：

第六届新闻学讨论会(1937年5月6—8日)

张琴南在讲演中强调了新闻教育对报业发展的重要性。鲍惠尔除介绍了苏联、日本、菲律宾的报业情况外，认为中国报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是新闻自由问题。陈博生认为和日本报界对国际宣传的努力相比，我国急需加强。杨令德认为新闻教育，培养新闻人才，是扫除地方新闻事业及边疆新闻事业的发展障碍的重要手段。陶希圣认为中国的报纸应肩负起民族主义的任务和民主主义的任务。雷嗣尚认为今日报界之使命为“对内为完成民族的有机的现代式国家之统一；对外为加强世界与中国的联系”，“对内为指导作用，而对外则为宣传作用。以求得自觉与世界共同之觉悟。”[19]16

依据讲演者的讲演，在讨论环节，针对燕大新闻学系所造就的人才是否合乎报界需要；当今中国报纸应该采何种发展取向；中国报界应该如何在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下求得报界的自由；地方报纸应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师生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三、新闻学讨论周的成效

(一)加强了新闻系学生对新闻事业的了解

从前述内容中我们可知参加燕大新闻学讨论周讲演的这些人或为大报的创始人，或为某报的经理人，或为某著名报纸的总编辑、总主笔、主编、名记者，或为大学教授，或为著名学者，或者政府官员，或者外国著名通讯社驻华的经理人等，他们或办报经验丰富，或见识宏远，或学识深厚，或社会影响力巨大，这些人能登上燕大新闻学讨论会的讲台，各就所长，将其经验与见识一一宣之于众，提出讨论，各抒所见，集思广益，使燕大师生能参以平昔所学之学理，融会贯通，对于燕大新闻学系师生明了报界动向，把握新闻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的需要，加强同社会的联系，有莫大的益处。

(二)促进了燕大新闻学系学生的学术研究

在燕大新闻学讨论周上，讲演者们讲演的内容从新闻记者应具备的品质和素养，到新闻栏目的编辑方法与版面研究；从文艺与报纸的关系，到在报纸种类的发展；从中国报业具体问题的改良，到在对中国报业未来的整体设想上；从新闻事业与国难，到当时报界应肩负的使命，可以说内容鸿富，视野广阔，瞄准报业，贴近现实。讲演者们精彩的讲演也确实达到了新闻学系举办新闻讨论周“联络报界先进，作学术的研究，俾后觉者有新启示”的目的，这从燕大毕业生的毕业论文选题中即可反映出来，以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燕大新闻学系毕业生论文为例，我们可以发现从1932年5月到1936年5月反映前四届新闻讨论周之内容的毕业论文有：苏良克的《报纸管理法》、邹毓秀的《乡村报纸之建设》、李亦的《中国小型报纸之研究》、刘志远的《中国新闻纸广告之研究》、张德生的《北平晨报过去与现在》、严承荫的《河南新闻事业》、谭邦杰的《中国报纸体育版之研究》、蒋荫恩的《中国画报的研究》、孙明信的《报人手册》、李相峰的《新闻纸编排的研究》、区储的《中国妇女与新闻事业》、萧乾的《书评研究》、柯武韶的《中国新闻纸标题之研究》、储益谦的《中国国内大规模之通讯社计划》，共计14篇，在当时毕业论文总数41篇的占比中达到了三分之一强。而随着燕大新闻学第五、六届讨论会的举行，受其影响与启发，以应对国难，做好国际宣传工作，研究国外新闻事业发展状况，以吸取对外宣传经验为选题的毕业论文开始增多。以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燕大新闻学系毕业生论文选题为例，以此为选题倾向的，从1929到1935年只有王成瑚《中日新闻事业之比较研究》一篇，但从1936年第五届新闻学讨论会后以此为研究选题的论文明显增多，计有吴明琨的《爪哇华侨的新闻事业》、陈翰伯的《非常时期日本新闻事业》、王玨的《日本在华之新闻事业》、赵佩珊的《德意日三国新闻事业》、石家驹的《苏联的新闻事业》等。从这些论文选题，我们可以看出燕大新闻学讨论周活动对学生们的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与启发作用。

(三)促进了燕大新闻学系课程设置的完善

1931年在第一届新闻学讨论周上李炳瑞即在讲演中呼吁中国报界应增强国际宣传能力，希望国内注重此方面的人才培养，此后的新闻学讨论周上，关于加强国际宣传人才培养的问题也屡被提及。燕大新闻学系对此甚为重视，在相关师资极其匮乏的情况，该系经过努力，终于聘请到了对宣传学颇有研究的梁士纯来校任教，并为该系增设了《实用宣传学》和《舆论与宣传》两门课程。其研究的内容与要求分别为：《实用宣传学》研究现代宣传学之原则及其技术，尤注意各种分类之宣传，如国际，政治，社会，教育等，该课程不但包括文字及口头之宣传，且对于联络及组织，均加以研究。对于宣传与报纸之关系，报馆之组织，新闻学之原理与报纸文章之写作，作初步之介绍。广告既为宣传学之一部分，因此该课程对其种种方面，亦将加以讨论。理论与实习并重。[20]3《舆论与宣传》注重将舆论与宣传纸种种方面及相互关系，作更进一步之研究。而对于报纸与舆论之关系，尤其注意。除讲述及讨论外，极其注重学生个人调查及研究工作。[21]5

同时，燕大新闻学讨论周上有讲演者在燕大的人材培养方面，提出建议：燕大新闻学系的做法虽颇切合实用，“不过英文或其他外国文字应该特别注意。”[22]22这引起了燕大特别的重视，燕大新闻学系对外文在原有的基础上，要求更加严格。从1938年秋起燕大新闻学系规定该系学生外文至少需修够十六个学分，考试成绩不能低于“五”(相当于现在的75分)，否则不能给予学分，需要重修或另修。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外文水平，燕大新闻学系请西洋语文学系，尽可能为该系二三年级的学生，另外开班。在教材及教授法两方面，特别注重文字写作的练习，同时新设“报纸翻译”课一门，作为主修生的必修课，以提高学生阅读外文报纸杂志的能力。[23]28-29即使到了1942年燕大受太平洋战争影响迁徙成都，在办学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燕大新闻学系也没有放松对英语的要求，其规定“战时中学英语程度不一，且无战前各教会中学优选的保送生，入学考试英语参差不齐。未能达标的，必须通过一年补习，方能升入大一、大二英语班。”[24]131另外，即使学生成绩优异可免修基础英语，但也需另选其他英语课程。

正是燕大新闻学系这样的课程设置及要求，才培养出了众多的国际宣传人才，使其毕业生在对外宣传和国际舞台上展现出靓丽的风采。在中央社英文部早期人物中除了主任任伶逊外，后来陆续参加其中的不下十余位之多，皆系一时之俊彦。[25]67中央社海外单位，如伦敦、巴黎、纽约、华盛顿、三藩市、新德里、汉城、马尼拉、澳洲、东京，记者也多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的，此外尚有《大公报》驻英伦特派记者萧乾、马廷栋，驻西欧前线和太平洋战区的随军记者黎秀石、朱启平等他们海外挥笔如刀，卫国御侮，功绩斐然。[26]125-126

四、结语

中国的近代是移植于西方的现代教育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关键时期，它给中国带来了新学问，培养了新式人才，但由于中国与西方社会背景的巨大差异，随着新式教育的进展，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逐渐成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就业困难的高级流民，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叶这种情况变得尤其突出，结果爆发了大规模的高校毕业生求职请愿运动，相关的报刊杂志也将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视为当时与“救灾”并列的急待解决的两大内政之一，[27]22甚至有人认为当时的教育已经破产，如著名的教育家及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就批评当时的教育“实在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东西。日本留学生回来办日本的教育；英美留学生回来办英美的教育。……各国教育，有各国的制度和精神，各有它的空间性与时间性，万不能乱七八糟地拿来借用。现在的学生是在学日，学美，学英，弄得一塌糊涂。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所以许多大学生都在失业，而国家复闹人才缺乏的恐慌。人找不着事，事找不着人，这是充分去模仿外国的结果，整个教育因此破产。”[28]418然而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所从事的新闻教育却并非如此，其不但使源自于西方的新闻学在中国落地生根，而且其培养的学生“往往还没有毕业就已被报社聘定”。[29]80这除了燕京大学努力把其建设成为中国最有用的大学的追求及前文引言中提到的原因之外，燕京大学新闻学讨论周——这种独特的人才培养方式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1934年“特别新闻学讨论会”起，每次讨论会的主题都密切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大大增强了学生对社会的认知与把握，快速地促进了他们的成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日本的全面入侵，燕京大学新闻学讨论周被迫中断，后又因限于种种条件而未能得以恢复，但是，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这种特色的人才培养方式所包含的精神却被延续下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从北平颠沛流离到成都，新闻学系在十分艰难的办学条件下仍坚持不断邀请渝、蓉两地的著名报人到校作专题讲演或讲座，并积极同新闻学系的师生交流互动，为当时的新闻救国与抗战需要培养了大批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燕大新闻学系又不断邀请国家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新华社总编辑吴冷西、新华社副总编辑朱穆之、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处长周游，以及邓岡、包之静、梅益、温济泽、石少华等人来校进行新闻专题讨论，这不仅使燕大新闻学系沟通了社会，联系了报界，更提高了新闻学系同学对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政策法令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了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敏感性、提高了业务素质与品格修养，从而促进了燕大新闻学系在新的时代为国育才功能的发挥。后来，尽管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被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编辑专业，但其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方式所具有的精神却被继承下来，尤其是该系后来又由北大被整体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其影响至今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