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患了肝病，開始不大出门，不参加任何集会，不去影院，不乘坐公交车。

从此，我倒活得极为清静，左邻右舍再不因我家的敲门声而难以午休；遇着那可见可不见的人，数米外抱拳一下就敷衍了事了；领导再不让我为未请假的事一次又一次写检讨了；那些长舌妇和长舌男也不用凑在我耳边是是非非了。我遇到任何难缠的人和事，一句“我患了肝炎”，便是最好的遁词。

妻子说：“你总是宣讲你的病，让满世界都知道了歧视你么？”我的回应是，世界上的事，若不让别人尴尬，也不让自己尴尬，最好的办法是自我作贱。比如我长得丑，就从不在女性面前装腔作势，且将五分的丑说成十分的丑，那么丑中倒有它的可爱处，相声艺术里不就大量运用这种办法吗？见人就说我有肝病，让他们防备着我的接触而不伤和气，皆大欢喜，难道不是一种维护尊严的妙方吗？

但是，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禁感到无限的孤独和寂寞。唯有父母、妻子和女儿亲近我，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他们越是待我亲近，我越是害怕病毒传染给他们。我与他们分餐，我有我的碗筷、脸盆、毛巾，且各有固定的存放处。我只坐我的座椅，我用脚开门关门。他们不忍心我这样，我说：这不是个感情问题。每夜烧两盘蚊香，使叮了我血的蚊子不能再去叮我的父母，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泪；当他们用开水烫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我的餐具，我似乎觉得那烫的、蒸的是我的灵魂。我成了一个废人，一个可怕的魔鬼。

我盼望我的病能很快好起来，可惜几年间吃过几篓中药、西药，全然无济于事。我笑自己一生的命运就是写作挣钱。我平日是不吃荤的，总是喜食素菜，如今数年里吃药草，倒怀疑有一日要变成牛羊。说不定前世就是牛羊所变的吧。

我终于住进了传染病院。在病院里，我们要限制行动于一个极小的院子里。虽然院墙是铁制的栅栏，可以看见外边的人，但看了外边行人穿着花花绿绿行走，就顿生列入另册的凄惨。

我们渴望自由，每天打过吊针之后，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看涌动的云，逗栅栏外树上的小鸟。这行为被栅栏外的一个孩子瞧着，那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在动物园看动物的神气，他竟大胆地走近了几步。他的母亲，一个肥胖的女人喊：“走远点，那是传染病！”这话使我潸然泪下，我只有背过身去，默默地注视着院中的一片玫瑰花和花坛上的一群黑色的蚂蚁。

夜晚，我们皆要等到很晚才回去睡觉。那依旧皎洁的月亮，随我们到了栅栏里，它不嫌弃我们。

在这个监狱似的传染病院里，我们病人是互不歧视的。每有一个出院，我们欢欣庆贺他的康复。每有一个入院，我们会为他得了病而悲伤。我们欢迎他的仪式不是握手和拥抱，而是提醒他怎样买饭票，怎样服药。待我们治愈出院后，在社会上仍可以形成一个关系网，这个关系网是受歧视之下，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建立的友谊。

我们失却了社会所谓的健康人的意义，却获得了真情，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学会了宽容和体谅，热爱所有动物和植物，体会了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说老实话，这里的档案只有我们的病史而没有政史，所以这里没有猜忌，没有幸灾乐祸，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势利和背弃。

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是乙肝病毒。男女没有私欲，老少没有代沟。不酗酒不赌博，按时作息，遵守纪律。医护人员是我们的天使，我们发自内心地对他们微笑。我们为花坛中的那一片玫瑰浇水除草，数得清那里共有多少花瓣。

据说，中国每13人中就有一人是慢性乙肝病毒或丙肝病毒感染者。我们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偶然的体检时发现病情的。中国人这么多，如果逐个检查一下，这里可能就是一个更大的世界了。那么，能来这里待一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恐怕要比铁栅栏之外要好得多呢。

（摘自七一客户端/《贾平凹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