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父亲从省城西宁的一所学校来到贵德县河西公社先锋三大队务农，在那里重新建了一个家。因为我自小跟着奶奶生活，所以那时多半住在贵德县城。从小学高年级到初中的那段时间，每年寒暑假，我必须到父亲那里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方面是帮助父亲挣几个工分，同时要获得一纸假期劳动鉴定交给学校，完成学校交给的假期的学农任务。

那时候的农民都称社员。父亲所在的那个生产队是个藏族村庄，叫确毛村，总共五十来户人家，除了藏族，有八九户汉族、一户回族。生产队的社员们相处和谐。每隔一段时间，生产队长要给社员们开一次全体会，在总结安排生产劳动的同时，要表扬社员中的好人好事，也要批评歪风邪气或不良现象。

白天，家家户户的大门基本不上锁，外出劳动或串门，把门扣一扣就走了。即便是上锁的，也是形同虚设，有的只是把锁子挂在门扣上；有的虽然锁了，但钥匙就在大门门头的某一个空洞处搁着，或者在门槛近处的某一个土坷垃下压着。我总结了一下，一是那时老百姓普遍家里很穷，贼娃子要偷，也就偷点吃的，偷个衣服鞋子之类的，钱是根本偷不到的，有几个钱的会把它随时藏在贴身的储处儿（衣裤兜）。二是大门白天主要是用来挡牲口的，夜间是为了防狼防其他野兽侵入的，不是挡人的。三是告知家中是否有人，如果只是挂着门扣，意味着家里人没走远；要是扣了门并虚挂着锁子，说明家里人在地里劳动或者在村子里串门办事；要是实上了锁，连钥匙也带走的，肯定是家里人走远路了，至少是十天半月回不来。

委托邻里到自己家里取个东西是很平常的事。有时候，主人家的某一个人已经走到劳动的地方，或者在别人家串门，忽然想起忘了拿某一样农具，少拿了烟斗火柴之类的，就会打发跑得快的某一个娃娃去拿，娃娃走的时候，主人会交代一句，钥匙在门头顶里，踩上个破背篼或土坷垃就能够得着。女人们在劳动间隙，要纳个鞋底或做点其他针线活，往往会忘记顶针、布头或其他小东西，同样会打发某一个娃娃去拿，并且许诺要给予奖励，说一些“娃娃勤，爱死人；娃娃懒，狗追给了没人管”之类的话。不一会儿，娃娃们当中的其中一个就会前来复命。那些大人们往往会摸出几颗炒大豆（蚕豆）奖励，有的娃娃偶尔也能获得一枚洋糖儿（水果糖）。当然，奖励是很有限的，兑现不了奖励的，就会承诺腊月里宰猪的时候来吃肉，吃肠子。于是娃娃们马上露出一副馋像，而我一听说宰猪吃猪肉吃肠子，鼻腔里就会生出一股久违的香味，涎水顺着舌尖溢出来。

记得是1973年冬天的一天，由于天气寒冷，家里大人去劳动，把只有7岁的大弟卫东和4岁的妹妹艳庆锁在家里。由于天冷，卫东找到火柴，点燃了西北墙角里的一堆衣草，带着妹妹烤火取暖。小孩子哪能想到，一股风起，将小火卷成大火，火势立刻汹涌起来，险情顿生。当时，经过我父亲家庄廓外的青年社员彭毛才旦看到熊熊烟火，并听到院子里孩子的哭声后，飞奔到大门口，从门头顶拿到钥匙，打开大门，舀出水缸的水，与闻讯赶来的其他社员一起扑灭了火。一场家庭的灭顶之灾就这样在邻居的奋力帮助下被化解。事情过去40多年了，现在想起来，除了后怕，再就是感恩和感谢，感谢当年家家户户放钥匙的那种方式。

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也是在父亲农村的那个家里发生的。有一天，一家人中午收工回家，烧好了茶，准备拿出馍馍吃午饭。姨娘（我对继母的称谓）打开蒸笼拾馍馍，她在蒸笼里拨拉了一会儿后，问一家大小，怎么少了两个“刀把儿”（馒头）？她的声音告诉大家，家里的馍馍少了两个。于是，父亲就用眼光审视着我们几个孩子，我们面面相觑，都摇头说不知道。当时，姨娘脸上就显出不高兴。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时，农村大多数人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秋收后打的粮食很难吃到下一年秋收，接续不上是常情。家里突然少两个馍馍，意味着那顿饭会吃不饱。姨娘很生气地把蒸笼一扣，嘭地一声，我觉得一股冷风从蒸笼那边冲过来。因为在孩子当中我年龄最大，我的饭量也最大，少了馍馍，我肯定是第一怀疑对象。我就问姨娘，你是不是記错了。她说，怎么会呢？这时，妹妹把刚才从蒸笼上扇下来的一片纸捡起来，交给父亲，父亲接过纸片，一眼就看见上面写有字。他看了看字，问姨娘，你看蒸笼盖上还有啥？姨娘在气头上，就横了父亲一句，馍馍要在蒸笼盖上，我早就拿过来了。这时，父亲走过去，在蒸笼最上层的盖子处拣起一毛钱，给姨娘说，是过路的人拿走了馍馍，放下了一毛钱，这纸上写着呢。姨娘没好气地说，我又不识字。这时，父亲把纸上的字念出来：我是赶路人，路过这里，肚子太饿，拿了你家门头顶钥匙，取了两个馍馍，放一毛钱顶上。念完后，父亲把纸条给了我，我一看，那纸是从小学生作业本上扯下来的，那个写字的人是用钢笔在上面写的，写得很清晰，那字儿我认为很好看。

初中毕业后，我上山下乡当了知青。在我当知青的那个村里，也经常能听到钥匙在门头顶放着之类的话。听习惯了，看习惯了，做习惯了，就习以为常了。再后来，我又上学，上完学当教师，后改行做党政干部。随着时光的流逝，关于农村大门和钥匙的记忆渐渐淡去。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广大农村的变化从房屋到大门直接表现出来。过去的木头门如今几乎变成了可以出入车辆的大铁门，大门顶头、两侧的装饰越来越气派，门锁也换了几换，有的人家装的是最现代的防盗锁，更有少数家庭在大门上安装了防盗监控探头，还养了看家狗，防备森严。乡里户与户、人与人之间的戒备防备等级在不断上升，让人多了几番忧虑。

2015年，我从工作一线退下来后，于当年年底又欣然接受了驻村扶贫工作任务，来到大通县东峡镇田家沟村担任第一书记。我又回到了农村，来到了农民中间。在精准扶贫各项工作的推进中，我获得了重新认识农村和农民的机会。在田家沟村的产业发展中，我们把乡村旅游业列为重点产业，打造民宿游（农家院）项目。有一个叫虎成花的青年，她把在本省海西州某企业干长期工的丈夫动员回来，在自家办起民宿。他们的民宿叫“成花农家”。由于虎成花两口子精明能干，民宿游项目很快就运转起来，声誉和信誉立即得到传播，成为村里和镇上的示范。2016年深秋的一天，县旅游局和扶贫办的人到村里调研乡村旅游，我们把他们一行带到“成花农家”，当大家来到她家门口时，她俩却不在，我就拨打虎成花的手机，她说他们在地里挖洋芋，马上回来。我刚放下手机，她的电话又打过来，她说，王书记，大门钥匙就在门前的脚垫下面，你们先开门进去。按照虎成花说的，我掀开大门口的脚垫，果然，有两把钥匙用红色的线绳系在一起，躺在那里。但我们没用钥匙开门，一直等到虎成花两口子来了以后，才一同进去。

在田家沟，经常要做一些室内工作，比如统计、填表等。有一天，我们和村社干部一起填写贫困户手册中的某一项内容。当时，二社社长樊富仓把几个贫困户的手册落在了家里，他本来是要自己去取的，但他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后生后说，你到我家把那几个手册拿来，年轻人伸手向他要大门钥匙，他说，钥匙就在那里放着呢，你取出东西，原放回去就行。年轻人听完交待，拧过一辆摩托车，绝尘而去。

看着年轻人远去的身影，再看了看眼前与我一起忙碌的村社干部们，一出尘封已久的关于农家大门门头或附近放钥匙的情景剧在我脑子里播放开来，从四十年前一直播放到眼下。

【作者简介】王卫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小说、散文等多篇。青海省西宁市作协会员，现供职于西宁市林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