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阿雅

我读高一时，正是1976年，那是怎样的一年啊？周恩来逝世，朱德逝世，毛泽东逝世。唐山大地震。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我是从广播里听到这些事的。那段日子，我挤在人堆里，看着泪光蒙蒙的父辈们，很茫然。但一个14岁的孩子很快就忘记了这一切。爸爸拖家带口从铁路某机关下放而来，他用每个劳动日挣到的1元钱，养活全家人。我记得妈妈整夜纳鞋底做棉衣，我最熟悉她的一個动作就是，她时而敲着自己的背。那时，我不知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让父母不要那么累。

梦想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陌生和奢侈的词儿，我从来没有去仔细想过它。父母不停地嘱告我要好好上学。我高一就读的学校距家有10里路，每日要走一个来回，书包里装着文具和书本，还要备上中午饭，一个装得满满的大饭盒。我上学是风雨无阻，如同长征。累的时候，我常常仰望头上的白云和蓝天，痴痴地想，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泅渡而去，我觉得我14岁就已经老掉了。

高一的劳动课多得数不过来，每每都是上午上文化课，下午上劳动课。学校要盖新校舍，没有钱就勤工俭学，同学们搬砖、挖地基。秋季去为村里扒玉米，一干就是许多天。春天为校田地积肥，春季每人要为学校积10挑农家肥……我从10里之外背着一个大书包、挑着一挑粪肥来上学，那份辛苦无法形容。这就是成长吗？我隐忍着。

最难耐的是雨季来临时，放学的路上，一脸坏笑的高个子男同学肯定是恶作剧连连，他们带头高喊：“鬼来了！赶紧跑！”接着成群赶往家的学生，在深深的玉米地夹缝的小路上狂奔起来，一片狼藉。落后的往往是女生，而更落后的是女生里最弱小的。我在最后面拼命地跑着，最后跟不上的我索性就任风吹雨淋，任玉米地的昏暗扑面而来。奔出玉米地时，雨过天晴，我一个人站在放学的路上，沉默地凝视大地被晚霞染得紫蓝的天空，我从未端详过它，原来家乡是这样壮美。

路边摇曳的野花，让我暂时忘掉了狼狈。但我还是当了逃兵，那年冬天，我得了重感冒，借故逃学了。我对母亲说：“就是你打死我，我也不去上学了！”母亲满怀心事地沉默。我小别了炼狱般的高一，心松懈了下来，第一次感觉阳光绵软，它透过玻璃窗轻轻地揉擦着我的后背。

经年之后，想到我经历的那些日子，我和亲爱的同学们是多么坚韧和强大，那时能够把高中读完的孩子都是好样的。后来我们小学也有了高一（就是当时的八年级），我义无反顾地做出决定，我要重读高一。当我向母亲宣布我的决定时，她却不同意。

后来读到七堇年的文字，她说：“我们要有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即使明日天寒地冻路远马亡。”这名言的后半句让我醍醐灌顶，我感谢我14岁的那次决定：即使明日天寒地冻路远马亡。决心已定，凭什么也丝毫动摇不了我，父母也妥协了。

当我终于读完我的高一，再次背着书包离别高一时，心像打翻了五味瓶，我风雪里的高一，春暖花开时的高一，汗流浃背的高一，操场哨音响亮的高一，打闹非常的高一，老师领着我们高声朗诵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时的高一啊，我如今要再次和你作别了。现在再听郑智化唱的：“突然忘了挥别的手，含着笑的两行泪，像一个绝望的孩子，独自站在悬崖边……”我的心莫名地颤抖了几下。

1977年，这是个多少人都能记得住的年份，高考制度恢复了。而我原高一的亲爱的同学们已经在这一年四散而去。1978年，我去一个小镇读了高中文科班，再后来参加了高考。无论现在某些人怎样抨击中国的高考制度，认为它有多少缺陷和不足，但必须承认，正是因为有了高考制度，像我这样一个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才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某一天，我加入了我原高一时的同学群，大家全变了，岁月的魔方有着无穷的伟力。

北京无风，天空蔚蓝，木槿花开着，我凝视着北方，又重新翻阅了我高一时的日子。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