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耻感的重视和强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改革开放40周年、建国7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发掘耻感的现实意义，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有着巨大的时代价值。强烈的耻感有助于个人养成优良的道德品质；有助于培育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此同时，强烈的耻感有助于深入理解和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

关键词：耻感；现实意义；三重维度

耻，古代写作“恥” 。对此《说文》讲道：“辱也。从耳，心声。”《六书总要》认为：“恥，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所谓耻感是指遵循一定的价值判断标准的行为主体，在进行自我衡量或面临外界评判时所感受到的诸如内疚、自责、惭愧等内心体验。耻感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道德现象。耻感的具体内涵反映了每个具体社会的价值取向以及个体道德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人品德、社会风气的形成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知。改革开放40年、建国70年以来，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有了本质性的认识：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从根本上来讲必须依靠创新驱动生产力的发展，发展是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上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依靠传统道德的力量，尤其是传统文化关于耻感的相关论述。

一、耻感有助于个人养成优良的道德品質

孟子认为耻感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四端”中的“义之端”，基于人性的视角集中论述了耻感对于个体的重要性。他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恭敬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告子上》）显然在孟子看来，耻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原则，是划分人与动物的底线。“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在先秦孟子论述的基础上，南宋朱熹认为：“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1]与其同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陆九渊也同样认为：“夫人之患莫大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为人哉？ ”可见，人们普遍认为耻感是立人之节、为人之本。

（一）将个人道德建立在“自律”和“他律”相统一的基础上

中国历代先贤所提倡的耻感是人们培育和养成良好的道德素养的重要资源，它是个人实现为善祛恶的内在精神源泉。这种强烈的精神动力源于行为个体趋利避害、求荣避辱、维护人格尊严的现实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耻正是个体追求善的行为具有高度自觉性的鲜明体现。个体只有拥有强烈的知耻意识，外在的法律、习俗等外在约束会自动上升为坚定的内在道德自律，进而道德主体的诸多行为都会建立在强大的自我约束之上。 这是个体养成良好人格、高尚品质的基本保证。所以孔子才会讲道：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论语·宪问》）；孟子也才认为： “声闻过情， 君子耻之”（ 《孟子·离娄下》）。

这种高度的道德自觉也就实现了自律性与他律性的有机融合。大致来讲，所谓“他律性”则是指个人行为建立在强制性因素的基础之上、例如自身利益、主观欲求等。行为个体在外在规范的强制和约束之下， 会反观自身的不当言行进而产生了知耻的心理，这正体现了耻感的他律性方面。显然，主体的种种反思、羞耻感在这种情景下，是受制于行为主体自身之外的其他诸多因素的。当行为主体依据其内心所真正认可的道德规范来付诸行动时， 由于其言行的不合时宜或者明显违背社会风俗时，其自我评价就会立即产生了耻感。此时体现的就是行为主体的知耻自律性。所以“自律性”就是我们将外在的要求、习俗以及范导内化为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在高度认可和自觉的基础上主动依照规范而行。在这种情情形中，耻感主要来源于个体本身前期所信奉的道德理念， 而不是主要基于外在的、强制性的范导原则。所以，正是耻感将人的行为所具有的自律性与他律性这两种元素有机结合起来了。

（二）将个人的行为建立在自由意志充分发挥的基础之上

如上所述，耻感是行为主体在依据自己的主观道德认知以及外在的社会评判时所拥有的内疚、后悔、羞愧等心理感受。与之相反，自尊感是指行为主体指向自我的正向期待和评判。它是人们在外在的评价、比较以及衡量中所展现出来的自我肯定、自我期待和要求。这就关涉到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自由意志一方面是人能够被称之为道德主体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它也是行为主体能够在道德行为中践履道德责任的内在动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人只有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动负完全的责任，而对于任何强迫人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做法进行反抗，乃是道德上的义务。”[2]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正是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之上的，人类由此也获得了不断追求人格形上境界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与此同时，人们的耻感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行为主体只有在拥有高度的自我意识的基础上，才可能在主体自我与客体自我的矛盾张力之中产生强烈的行为耻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羞感是人对高层次的自我价值意识与低层次的自我价值意识之间紧张关系的主观感受，缺少这种紧张关系或只有一种自我价值意识层次，羞感就不会发生。”[3] 因此，耻感就是自我的理想要求与自我的现实状态产生极大反差的情况下产生的。马克思曾指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为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4] 正是由于人类具有将“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为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能力，我们才能够不断地跨越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距离。

二、有助于培育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思想家一方面在强调耻感对于个体人格、道德修养提升方面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耻感在促进社会和谐、培育良好社会风气方面的巨大意义。

（一）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我们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创造了坚定的历史条件。市场经济“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5]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天生就具有的自发性以及盲目性， 传统的价值观在现代市场经济生活中不断地弱化和式微，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趋势。正如经典作家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批评性描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6]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种资本逻辑已经开始渗透到传统的诸如政治、高校、医院甚至家庭等非市场领域。例如我们党报经常通报的“将商品交换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就是其鲜明体现。再看看刚过去的2019年315晚会，食品安全、造假等问题在较大范围内还是存在的。这些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层出不穷的一个内在原因就是人们在巨大利益的引诱下丧失了对羞耻的敬畏感 。这些问题虽然是支流，但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与此相呼应，强烈的耻感在制衡资本逻辑的无限膨胀、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康有为曾指出：“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感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宋代周敦颐说，“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 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通书·幸第八》）。让社会主体获得强烈的耻感，是促人前进、改恶迁善的发端和基础。 人们一旦没有了内在的耻感对其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他们的行为就会变得肆无忌惮，进而一切丑恶的东西就会死灰复燃、横行无阻，整个社会就会陷入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丛林状态。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社会主义荣辱观对我们进行指引，否则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人们最终会犯文乱理、为所欲为。

毫无疑问，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会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也会日趋合法化、公开化。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就需要人们对于什么是荣、什么是耻这一问题有着明确的认知，就要求我们真正做到“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骄奢淫逸为耻”。

（二）有助于形成“以团结互助为荣”的社会风尚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缺陷的认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以“维系着着私人的道德”进行阐释：“中国的道德与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7]在这种道德系统之中，“陌生人”是得不到应有的考虑和尊重的。“陌生人”与“自己”没有血缘亲情，所以就很难进入传统的道德体系的关照范围之内。前几年发生在广东佛山的案例就是明证。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两岁的女孩小悅悦前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两车碾压，不到10分钟共有18位路人路过但都选择了无视。一个星期过后，小悦悦离开了这个世界。可见，传统的中国道德规范大多是建立在家人血缘关系之上的。这种规范也许可以通过孟子的“推恩”延展到周围人身上，但是它很难扩展到与自己无关的陌生人身上，更不用说延展到不共戴天的敌人身上了。反过来，这种陌生化的关系也会作用到家庭内部，当今社会对父母不孝的现象比传统社会要多得太多。这就使得当代中国人里里外外都缺乏道德规范的支撑和规范。

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往的“熟人社会”逐渐蜕变为了“陌生人社会”。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指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化加剧，陌生人世界形成，人际关系由以伦理关系为主向以金钱关系为主转变，由熟人社会的规则——相望、相助、面子等，向生人社会的规则——冷漠、相防、少事等转变。”[8] 这种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陌生人社会”需要一种内在的“黏合剂”，以此来引导、协调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念和行为，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显然，人只有对自我行为进行发自内心的谴责和拷问，也就是拥有强烈的耻感，社会“黏合剂”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见其过而内自讼”（《论语·公冶长》），即犯了过错自己口不言而心自咎。耻感是行为主体培养道德自省、道德自律的心理基础与保证。同时，耻感的培育和养成有利于在全社会弘扬一种忠恕之道。一方面，强烈的耻感要求我们“将心比心”、“反躬自省”；另一方面，“恕”的一个含义就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要求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个方面是完全相通的，而这些都有助于促进良好的社会风尚。

三、耻感有助于深入理解和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

强烈的耻感有助于个人养成优良的道德品质；有助于培育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此同时，强烈的耻感有助于深入理解和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有助于人们更好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

在如何实现国家有效治理这一重大的问题上，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政策、刑罚来整治，民众只求免于刑罚而无耻辱感；用德、礼来引导、规范，人们就会有耻辱感，进而内心认同而归依。知耻是实现道德教化、社会和谐的重要资源，也是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之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新境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中国全面深 化改革的总目标。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9]在强调法治思维的今天，我们也必须重视耻感的培育及其价值，因为他们是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

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们熟知的是“法治”与“善治”这两个概念。所谓“善治”就是“良好的治理”。更进一步来讲，它指的就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是一种理想的国家治理状态。追求善治的过程就是实现“善”的过程。实际上，只有在充分把握“恶”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善”、把握“善”。 如果说 “荣”是对善的肯定性把握，那么，“耻”则是以否定的方式对善的把握。唯有将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辩证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对善的完整准确认识，才能真正做到践履善，由此为全社会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明确了一个具体的标准。这就为我们今天树立正确合理的荣辱价值观念，深入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有着巨大的指引价值。

（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养民知耻”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讲是为了让人“成己”，从世俗的层面来考虑就是为了让人们实现求荣避辱。 孔子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孟子的“今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 （《孟子· 告子上上》），以及 “耻不若人”等思想，都是一种不断激励人们奋发图强、不甘落后，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理想的强大精神动力。正是这种强烈的耻感促使人们不断地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商品供给终于可以使人们一扫因物资短缺而产生的压抑感，加之和平安定的国内环境，萦绕在人们心中的阴霾渐渐散去，苦日子也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力流汗、攻坚克难、吃苦耐劳、锐意进取等艰苦奋斗精神仿佛与时代已经格格不入了。在消费日益盛行的今天，某些领域出现了这样一种值得警惕的趋势：工作失去了其优越地位，不再是天职，更不具备神圣的意义。工作也不是伦理关注的焦点，消费才是重心。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并告诫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践行“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等社会主义荣辱观。

参考文献

[1] 朱熹.四书章句集·孟子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37.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

[3] 张志平.情感的本质与意义——舍勒情感现象学概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0.

[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3.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5-926.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

[7]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5.

[8] 郑杭生.陌生人社会的裂痕黏合难题[J].人民论坛，2009（18）.

[9]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6—12—11（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社会规划项目《当前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疏离原因及认同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2015BKS008）。

作者简介：訾其伦（1977- ），女，河南唐河人，信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