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永毅 段建强

1952年，经过全国院系调整后成立的同济大学建筑系，汇聚了原上海圣约翰大学、原之江大学以及原同济大学等多个院校的建筑学师资力量，陈植、谭垣、吴景祥、冯纪忠、黄作燊、罗邦杰、黄家骅、哈雄文、李德华、罗小未、陈从周等一大批教师成为建筑系的奠基人。[1]由于他们的教育背景、职业成长途径多样，因此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精英荟萃、多元并存的格局，这样的包容性也为这所学校在之后的发展中保持思想开放、兼收并蓄的建筑学传统奠定了基石。不仅如此，相较其他以布扎（Beaux-Arts）教学体系为基础的学校院系，同济大学建筑系还以最早自觉地进行现代建筑教育的探索而独树一帜。因此，西方现代建筑思想和教育理念被移植、转化到中国的方式和过程是多年来研究同济建筑教育的重要内容，这里涉及多个议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建筑空间的认识及其设计方法论的探讨。

论及同济大学现代建筑思想和教育理念的先驱们，黄作燊和冯纪忠是其中的关键人物，而“空间”正是他们思考建筑如何走进“现代”的核心议题。虽然他们的探索屡遭挫折，没能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学说，但对同济大学乃至全中国的建筑院校形成了巨大而持续的影响，成为20世纪中国探索现代建筑之路上的浓重一笔。[2]本文围绕黄作燊、冯纪忠与“空间”议题，来认识同济大学现代建筑思想、教育理念以及在设计教学和实践上的探索及影响，从一个侧面呈现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过程。希望通过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揭示出中国建筑“现代”之源流关系和中西建筑文化融合方式的多样性。

黄作燊：空间是现代建筑的核心

1942年，正值抗战的艰难时期，结束了近十年留学生活的黄作燊回国创办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当时，如中央大学建筑系和之江大学建筑系这样的教学机构，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和规模，为培养中国自己的职业建筑师贡献巨大。而黄作燊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则相对年轻，且规模有限，但他从建系之初便有意识地发掘特色，最早尝试了摆脱布扎教育体系、全面推行现代建筑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在历经十年的探索之后，黄作燊带领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师生于1952年并入同济大学，成为创建同济大学建筑系的中坚力量。[3]

黄作燊在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创办之初，就自觉探索现代建筑教育理念和教学思想，这与其留学经历和教育背景密切相关。1933年，黄作燊进入英国伦敦A.A.建筑联盟学院学习，至1937年毕业离开，这期间正是学院“经历努力摆脱学院派建筑教学体系的转折时期”，也是英国开始探索现代建筑发展的活跃时期，勒·柯布西耶、门德尔松以及俄国构成主义等都成为学生们耳熟能详的名字，而格罗皮乌斯在逗留伦敦期间发表的演讲更是点燃了黄作燊对于现代建筑的热情之火。[4]当然，对于黄作燊接受现代建筑思想和建筑教育影响最大的是他1939年至1941年间在哈佛大学研究生设计学院的学习经历。众所周知，当时的设计学院正值格罗皮乌斯和马塞尔·布劳耶主持教学，大刀阔斧地推动美国建筑教育改革的历史性的转折时期，[5]毫无疑问，他们正努力将德国包豪斯的教学理念与方法引入哈佛大学。社会与技术、功能与空间、科学与创新等一系列现代建筑的理念与方法逐渐印刻在年轻的黄作燊的脑海中，并逐渐构筑起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建筑教育的全新轮廓。值得一提的是，格罗皮乌斯邀请建筑史学家吉迪恩为哈佛学生做现代建筑的系列讲座，黄作燊是否有机会亲自聆听我们不得而知，但讲座之后出版的几乎人手一册的著作《空间、时间和建筑，一个新传统的成长》，成为约大建筑系建筑理论课程的核心参考书，因此，这部著作在他以后的建筑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在黄作燊主持的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一个贯彻设计教学的核心观念就是“空间是现代建筑的核心”。黄作燊很早就意识到，建筑教育的改革涉及多层次的根本性问题：“和以往（学院派）的教育模式完全不同，今天的建筑教学是试图从问题的本质入手寻找解决途径，而不是毫无依据地或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固定模式来处理问题。设计的技能必须从分析问题开始……”而“在对问题进行彻底分析之后，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进行空间组织”，在他看来，“过去的教学并不考虑空间概念，建筑的外观才是更重要的，造成的结果往往是空间和形式的关联性被彻底忽视。今天，我们要让学生掌握由内而外系统化的规划和设计，让建筑的功能布局和美学处理齐头并进，以达成统一的整体”。

空间组织首先遵循的是功能理性原则。黄作燊要求，设计教学要训练学生“会考虑每个房间的目的和要求，并以科学的方式回应每一种需要，例如空间容量、新鲜空气、通风条件、照明状况（包括自然的和人工的）、声音和声学效果。同时，各个房间的安排必须形成恰当的关联性”。由此，“建筑构思设计是以空间体量的形式——平面和表皮围合而成的空间——展开的，而不再基于体块和体积”。在此基础上，他又将空间概念从单幢建筑一直拓展到花园、景观以及城镇街道甚至更大的区域范围，空间设计因此还成为连接所有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的根本方式。

话剧《机器人》的舞台设计照片

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平面图（设计：李德华、王吉螽，1956年）

初看黄作燊对于建筑空间的认识，似乎充满了理性色彩，然而只要认真地研究他在1945年前后为其兄长、中国现代剧作家黄佐临主持的苦干剧社所演的话剧《机器人》所做的舞台设计，就能清楚地看出，以功能主义思想来理解他的空间设计是远远不够的。这一舞台布景设计除了片段帷幕上的世界地图外，均采用抽象形式，各个独立元素通过离散、层叠或悬置，组合出该剧的室内场景；以往舞台空间的中心性和稳定感一一消解，元素的并置和背景的深邃莫测远离了传统透视学，形成了很强的空间流动与渗透。对黄作燊来说，空间既是建立功能组织的设计工具，更可成为建筑引发身体和情感体验的艺术语言。他在圣约翰大学给学生讲解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德国馆时，引导学生欣赏其空间和“空间流动”的设计特征，还引出“Spacious”[6]的概念，意指自由流动游向深远之境，甚至认为这与他极为欣赏的中国山水画的“气韵生动”有共通之处。[7]

如果就此认为，黄作燊因西方教育背景和上海的生活经历而走上彻底西化的现代建筑之路，则是一种误解。他在20世纪4 0年代末发表的关于《中国建筑》的演讲稿，对相关问题的论述虽然简要，但富有洞见。可以看出，黄作燊已将现代建筑的空间观念拓展到对中国传统建筑特征的重新认识上，其视角和解读方式显然与布扎教育背景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等同时代学者很不相同。受家庭环境的影响，黄作燊除了欣赏西方的文化艺术外，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也是相当痴迷，这造就了他融合西方现代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质。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建筑是以空间序列的艺术触人心灵的：故宫中的任何一座单体建筑都无法体现其整体特征，因为这是“仪式空间”，营造的是“中国气派”；走在天坛的空间序列上，就像“走在升起的坡路上，两边的柏树好像在下沉，人好像在升天”；[8]相比宏伟的现代建筑中山陵，黄作燊更欣赏南京明孝陵，称其同样充满威仪，却是另一种顺应山势展开空间序列的建筑，而不是对自然环境的强硬征服。作为一个充满自由精神的年轻人，令黄作燊最为倾心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园林住宅中的幽僻空间，他引用明代文人程羽文《清闲供》中的表述来构想他的理想住宅形式：“门内有径，径欲曲。径转有屏，屏欲小。屏进有阶，阶欲平。阶畔有花，花欲鲜。花外有墙，墙欲低。墙内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面有亭，亭欲朴。亭后有竹，竹欲疏。竹尽有室，室欲幽……”[9]

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外景

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外景

黄作燊欣赏的是这些建筑和园林在自然与人工环境中交融，以及灵活空间序列的精妙组织，[10]如果说他很遗憾没有机会尝试这样的空间设计，那么，深谙其建筑思想和美学趣味的学生李德华和王吉螽在1956年为同济大学设计的教工俱乐部，就是将现代建筑的流动空间与中国江南民居和园林的空间组织方式巧妙融合的成功实践。[11]在建成后的数年里，这座面积918平方米的小建筑，成为当时国内各建筑院校考察学习现代建筑流动空间设计的经典实例，相关论文发表于1958年第六期的《建筑学报》[12]上。

冯纪忠：建筑空间组合设计原理

“建筑空间组合设计原理”（以下称“原理”）是冯纪忠为同济大学现代建筑设计原理和设计方法而探索的教研成果，于20世纪60年代初略作实践，却因种种原因戛然终止。[13]关于这个“原理”在建筑教育史上的学术地位和历史意义，以顾大庆给予的高度评价最具代表性：“原理”以现代建筑的空间概念替代“布扎”功能类型和形式主义教学体系，以设计“原理”超越“‘布扎’的‘师徒制’方法”。[14]毋庸置疑，这是在设计教学的根子上推动布扎建筑教学体系向现代转换的关键性一步，为此，笔者认为，“原理”的起因还包括了如何面对已经进入中国的现代建筑所遭遇的实践困境，即现代建筑在挣脱学院派束缚后的创作自由，也会使学生在设计起点上迷失方向。冯纪忠曾一再提醒“光靠学生‘悟’是不够的，教师要研究一般规律”。冯纪忠进而批评“建筑设计课……只有建筑成果经验，而无过程经验”也是不行的，[15]这使得现代建筑的引入也会难免落入“布扎”的形式主义和风格化的境地。

冯纪忠的“原理”构想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他无疑也受吉迪恩《空间、时间和建筑，一个新传统的成长》一书关于空间问题讨论的影响，以及像密斯·凡·德·罗这样的现代建筑大师的空间设计的启示。不过，冯纪忠清楚地意识到，吉迪恩提供的仅是空间的认识论问题，而设计“原理”是要建构“设计过程”和“一般规律”的方法论知识。如何实现后一目标，冯纪忠很早就萌发了理性思考，这也同样要在追溯其学习经历后才能有深入了解。

1 9 3 6 年，冯纪忠在结束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近两年的学习后，踏上了前往奥地利留学的旅程。冯纪忠留学深造的学校是维也纳工科学校，虽然当时维也纳这座欧洲文化之都已经弥漫着纳粹统治的压抑氛围，但早期现代建筑发展的先锋余韵犹存。在十年的留学生活中，最重要的还是这所偏重技术理性又保持历史知识教育重要性的工业学校，它为冯纪忠所追求建筑设计的实证思想和逻辑方法奠定了深刻的基础。[16]理解“原理”的方法论从何孕育，诺伊弗特（Er nst Neuf er t）的《建筑师设计手册》是关键，冯纪忠直接提到这部他在维也纳留学时“几乎人手一册”的设计指南对他的巨大影响。[17]这是一部提供了从初步构想到建筑组织再到建筑物的采暖与通风、热能与声学、采光与日照、门窗等一直到各种功能类型建筑设计的导则，而书中对冯纪忠“最有吸引力”的，是那部分“共通的东西”。[18]

这种“共通的东西”是什么？如何组织？“原理”实际是要为现代建筑设计教学形成一种可教授的思维和操作方法。冯纪忠不仅明确了空间就是建筑设计的“共通”概念，还为“共通”建立了类型“规律”。于是，建筑设计归为空间塑造（大空间）、空间排比、空间顺序和多组空间组合四种类型展开，既超越了“布扎”的功能分类和形式思维，又使现代建筑空间理论从宏大叙事或特征描述转为设计工具。而在具体的落实中，冯纪忠也同样显现出现代建筑的功能理性思想：“原理”强调先求“使用空间”，要使“功能要求处于主动”，所以设计首先是“使用的具形”过程，而使用包含了从人的活动、物体的放置和运输以及通风、采光、视线、音质等各个方面，主体空间是核心，辅助空间围绕，而空间的排比、顺序和多组合的关联方式仍首先取决于使用或工艺流程关系。

另一方面，“原理”包含了现代建筑的结构理性思想在空间设计中的落实。“原理”同时强调，“建筑空间是按结构体系及其构造构成”，既建立“力与结构的关系”，又“必须在使用空间之外”，以体现功能优先。两者若矛盾，经济因素可以制约平衡，使其统一。空间的排比、顺序和多组合的每一步也是与柱距、结构单元、柱网组织和插入单元等结构的每个环节建立对应关系的过程。

20世纪40年代末，冯纪忠（左）与傅信祁共同探讨一个设计中结构、构造与空间问题。

在此基础上，“原理”论及建筑造型问题。造型以功能与结构的空间逻辑为主导，但理性主义并不是确定建筑形式结果的全部，因为造型也要为“补足”或“校正”提供可能，以符合人在空间中的感知经验。“原理”未讨论几何秩序或象征要素对空间组合的视觉意义，而是提出“空间感知的处理”的需要，关乎人与空间最一般的也是最根本的关系。空间感知虽只论及尺度问题，但指出以“比照”手法“有意识地创造条件，使人们能用熟知的尺度去比照建筑空间的局部并由此推引到全部”，显然表明其设计的理性思考终究是围绕着人的使用。所以，当冯纪忠提到上海里弄亭子间的生活经验也对他的“原理”的具体构想有直接启示时，我们既佩服他的睿智和通融，但对这种联系的产生也并不感到惊奇。[19]当然，“原理”仍指出，感知处理具体要以“借助结构构造布置形成”，而非附加要素，这又是对结构理性主义立场的坚持。[20]

比较中的深入解读

从以上简要的历史追溯中可以看到，西方现代建筑的空间观念是如何在这两位前辈的努力中被引入中国，并对同济大学建构现代建筑教育的基本理念和教学方法产生重要影响的。如果我们能再进一步分析他们的共性和差异，还能获得更深入的解读和认识。

对黄作燊和冯纪忠来说，建筑空间理论是脱离学院派体系、树立现代建筑教育理念的关键议题与核心概念，它既是认识论，又可以发展为方法论。和黄作燊一样，冯纪忠认为，设计是建筑师的“看家本领”，而“设计是一个组织空间的问题”，“建筑师应根据使用要求，各方面条件，来组织空间”。[21]而且，无论是前者强调的“设计的技能必须从分析问题开始”，还是后者关注的设计首先要“分析各方面的要求”，空间组织的起点都不是任何形式的先入为主，而是符合使用、活动、视线、通风、采光、音质等全方位的功能需要，现代建筑的功能理性思想在此得到充分体现。与黄作燊不同的是，冯纪忠更强调结构与构造对界定空间形式的影响作用，这些特征仍可追溯到他在维也纳工科学校受到的现代建筑教育的影响，即强调“工程与形式的关联”。他回忆道，当年的老师把古希腊多立克柱颈部槽线解释成建造过程固定吊线的痕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定是他形成结构理性思想的重要源头。[22]

冯纪忠的“空间原理”是功能理性和结构理性的综合，第一次尝试为中国的建筑设计教学发展一种基于现代建筑思想与认识的设计方法。无论是“使用空间—建筑空间—实体造型”的“塑—造”原理，还是“结构空间—建筑造型—感知处理”与其综合，这种方法追求缜密的逻辑思维，强调过程的系统组织，但同时又不忘最后落实到人的感知。与同代人相比，冯纪忠或许是对西方现代建筑理性主义精神理解得最为透彻的一位。

相比冯纪忠借助空间理论展开建筑设计的理性思维和方法论建构，黄作燊在早期就将空间观念与人的视觉、身体与运动相关联；冯纪忠探讨“空间塑造”，而黄作燊更关注空间的渗透和体验，可以体味吉迪恩的“空间—时间理论”对后者的更深影响。吉迪恩从工业化时代新技术的成就和社会变化中，揭示出时代新建筑的特征——空间的渗透（Dur chdr ingung）与新体验。[23]黄作燊不仅深刻理解，并将此拓展至对中国传统建筑空间艺术的重新发现，尤其是将现代建筑的自由空间与中国传统文人的情趣空间相融合，这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要超前。其实，“空间原理”中也提出“感知处理”，维也纳工科大学的技术理性其实也从未离开过历史人文，冯纪忠曾将其概括为“一个是技术的基础，一个是历史的基础，最后才是设计的理念”因此，冯纪忠早期的“空间原理”是否就是他20世纪70年代末在方塔园设计中进一步探索时空转换、东西交融观的准备和前奏呢？

从“空间原理”到“时空设计观”

同济早期教学组织的多样性，不单体现在黄作燊、冯纪忠两位对空间观念的引入与转化上，更体现在作为一个教学群体，同济早期建筑教育中对“传统”的接纳与融会。其中，“空间原理”的提出，对同济大学建筑教育产生的影响具有深远的学术和历史意义。这不仅体现在黄作燊对现代建筑中“空间概念”的传授和传播上，也体现在冯纪忠个人对“空间原理”的独立思考和教学坚持上。同时，由于历史原因迫使这种引入、转移与探索戛然而止，但其个人探索从未停止。

“空间原理”提出的设计教育问题及其实践可能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贡献，“不仅在全国首开先河，在当时国际上也是先进的”[24]，而且是“我国在建筑教育中对空间意识和方法意识的觉醒基本与西方国家同步”。[25]但在同济大学设计教育层面，不仅促进了傅信祁前往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的教学交流（1963年3月），也对葛如亮“大空间建筑设计原理”的设计教学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1964年5月）。

不幸的是，这些对冯纪忠个人思想的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思考，在19 63年全国建筑学专业会议上遭到批评。19 64年，冯纪忠受邀设计位于杭州西湖花港公园内的茶室，在建成后便被“设计革命化”批判，并被强行拆除。[26]直到“文革”时期被称为“冯氏空间原理”加以批判，引发了冯纪忠关于此问题的深入思索。但更为重要的是，对“空间原理”的持续思考对其后期设计实践产生了重要意义。

1 9 7 8 年，冯纪忠关于“空间原理”的教案发表在《同济大学学报》当年第二期上，同时发表的，还有陈从周的《说园》。同年5月，上海市园林管理局邀请冯纪忠开始规划设计松江方塔园。在他这一最重要的代表作中，冯纪忠得以深化其整体的建筑设计思想，并开始反思自己早期提出的“空间原理”问题与中国文化精神的融会贯通。除在整体规划层面回应了场地内部的文物遗迹和历史风貌之外，在近六年的设计实践中，他实现了从“空间原理”到“时空设计观”的思想转向。除了由于“空间原理”被屡次批判而缄口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开始关注文化传统，尤其是文化中风景园林传统的现代转移。

杭州花港茶室建筑模型（设计：冯纪忠，1964）

冯纪忠后来解释了自己的这种转向：“当时我没谈美观的问题，因为没法谈……这种形式主义，怎么能算原理？当时的方针政策也有问题，‘适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美观怎么会有不可能的条件呢？就是草棚子也可以美观，这就是我做何陋轩的主张。”何陋轩在方塔园中呈现出的“意象”，被冯纪忠称为“意动空间”的表达，他指出：“意境通过现代空间可以在小尺度的原子钟内表现，也可以在大尺度的风景区中表现。空间尺度的变化引起了各种变化。园林与风景的融合更加密切、更加广泛，这是一个新的主题。在生命状态的表现上，以时空转换传达出‘意动’的境界更是现代空间规划和设计的新的方向。”[27]

正如他在晚年回顾方塔园设计，强调心目中园林精神和理想时指出的：“方塔园对空间采取了既分隔又开放的手法，我想这种空间处理或许表达了我心中的园林理想：流动的空间让思想不拘于一隅，不断打破来源于自身和外界的禁锢，是一种对中国未来做开放性探索的愿望。”[28]这可以认为是他对自己20世纪50年代以来独自思索“空间原理”的升华，也可以认为是一位世纪老人留给我们当代建筑学人的一个开放式命题。

事实上，同济大学现代建筑教育及设计教学发展的源与流是更加多样且丰富的。最直接、全面地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扎教学体系中的设计教学方法移植进来的谭垣，受法国布扎建筑教育而成长，又是首位将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翻译成中文的吴景祥，留学美国伊利诺理工学院（IIT）并直接受教于现代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的罗维东等前辈，都在同济现代建筑及其设计教学中有过探索，并形成各自的影响，但这已经是这篇回忆和讨论无法完整叙述的内容了。

注释：

[1]其他还包括原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组、原交通大学和大同大学土木系，以及原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的部分师生。董鉴泓.同济建筑系的源与流[J].时代建筑,1993(02):3-7.

[2]见钱锋、伍江对于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史，尤其是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历史研究，以及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出版的有关冯纪忠等前辈的纪念文集、赵冰主编的一系列冯纪忠文集，以及史建在《新观察》组织的“何陋轩论”笔谈等。

[3]见罗小未、李德华、伍江和钱锋的相关研究。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与黄作燊一起从圣约翰转入同济大学的有李德华、王吉螽、翁致祥、白德愗、陈从周、罗小未等。钱锋,伍江.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史（1920—1980）[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113.

[4]采访Edward Bottoms（A.A.建筑联盟学院档案馆档案员），2012年2月18日。

[5]格罗皮乌斯于1937年任哈佛大学研究生设计学院建筑学系主任，对原有的学院派教学体系进行一系列改革，但也充满矛盾与争议。详见Anthony Alofsin,The struggle for modernism: architecture,landscape architecture,and city planning at Harvard。

[6]形容词：宽敞的，广阔的，（知识）广博的。

[7]刘仲.回忆黄作燊先生[C]//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编.黄作燊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8]钱锋,伍江.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史（1920—1980）[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118.

[9]黄作燊认为这段描述出自明末清初李笠翁（李渔）之文，但经由童明查证，该文实际出自明代程羽文的《清闲供》中“小蓬莱”一章，故在译文中予以纠正。

[10]从明孝陵到李渔描述的理想住居，黄作燊极为欣赏其自然与人工交融的空间序列。

[11]卢永毅.“现代”的另一种呈现再读同济教工俱乐部的空间设计[J].时代建筑,2007(05):44-49.

[12]王吉螽,李德华.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J].建筑学报,1958(06):18-19.

[13]因种种原因，“建筑空间组合设计原理”的完整文本未能出版，甚至“文革”后只有一部分留存下来，后以《空间原理（建筑空间组合设计原理）述要》为题，首次发表于《同济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冯纪忠.“空间原理”(建筑空间组合设计原理)述要[J].同济大学学报,1978(02):1-9.

[14]顾大庆.《空间原理》的学术及历史意义[J].世界建筑导报,2008(03):40-41.

[15]冯纪忠.谈谈建筑设计原理课问题[C]//建筑弦柱(冯纪忠论稿),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2-17.

[16]《建筑业导报》第344期中对维也纳工大现代建筑思想的挖掘很有学术价值，冯纪忠受到的影响应该会更大。

[17]冯纪忠.建筑人生[M].广州: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55-56.

[18]诺伊弗特是20世纪20年代初包豪斯的成员，是格罗皮乌斯设计包豪斯教学楼等建筑的最紧密的合作者。1926年离开后，相继在魏玛办学及入伊顿所办建筑院校。1939年，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委任为德国工业建筑制定规范。二战后任达姆施塔特理工学院教授。1936年，致力于将现代建筑设计过程理性化和规范化的著作《建筑师设计手册》出版，在欧美建筑界广泛传播。至今已第四版，译成18种语言。

[19]冯纪忠.建筑人生——冯纪忠自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55.

[20]冯纪忠.谈谈建筑设计原理课问题[C]//建筑弦柱(冯纪忠论稿).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8-27.

[21]冯纪忠.谈谈建筑设计原理课问题[C]//建筑弦柱(冯纪忠论稿).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2-17

[22]同[19]。

[23]Siegfried Giedion.Space,Time and Architecture,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M].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7.

[24]缪朴.什么是同济精神?——论重新引进现代主义建筑教育[J].时代建筑,2004(06):38-43.

[25]同[14]。

[26]冯纪忠.杭州花港茶室[J]//冯纪忠著、赵冰主编.意境与空间:论规划与设计[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98-100.

[27]冯纪忠.做园林要有法无式，思想开放要敢于探索[J].风景园林,2009.

[28]同[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