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东方

[摘 要]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于2018年8月29日在英国剑桥去世。莫里斯教授对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经济理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学术遗产丰富。莫里斯的学术遗产主要包括最优所得税制结构设计、委托-代理理论框架确定等。这些理论加深了人们对市场制度的认识，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向。

[关键词]詹姆斯·莫里斯；信息不对称；最优所得税；委托-代理理论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9.08.059

[中图分类号]F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9）08-0-02

1 詹姆斯·莫里斯简介

1936年，詹姆斯·莫里斯在苏格兰的明尼加夫出生，1957年获得爱丁堡大学数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9-1995年，詹姆斯·莫里斯任牛津大学埃奇沃思讲座经济学教授、纳菲尔德学院院士，1995年4月开始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2003年在该职位上退休。此外，詹姆斯·莫里斯教授还曾担任过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政府经济顾问、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晨兴书院院长等职。1996年，詹姆斯·莫里斯因对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经济理论做出了奠基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起获奖的还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维克瑞教授。

2 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自由市场经济失灵的表现之一就是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所谓信息不对称指交易双方拥有对方不知晓的信息，并能策略性地利用这种信息为自己谋利并且损害对方的利益。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指外生性的信息不对称，是非主观的，诸如交易当事人的能力、偏好等；另一类是内生性的信息不对称，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诸如签订合同后的利己行为。前一类也可被称为隐藏知识，会导致逆向选择，后一类也被称为隐藏行动，会导致道德风险。

将非对称信息引入新古典模型中最终得到的均衡解会产生重要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商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决定于供给和需求，消费者获得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获得利润最大化。以二手车市场为例，不对称信息情况下由于买方承担着风险，就会使本来可以达成的交易最终没有达成，市场的均衡数量比最优均衡数量少，整体社会福利降低。在保险市场上，保险合同签订后，被保险人就有倾向采取不利于保险人的行为即疏于防范自己可能产生的风险，使保险合同签订所基于的风险概率升高，均衡解就会使保险公司无法提供社会合意的保险数量。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通过引入激励相容等概念，把信息不对称问题转化为机制和制度设计问题，通过巧妙的机制设计，使当事人有激励“吐露真情”或采取有利于对方的行为，从而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

3 最优所得税制结构设计

1897年，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斯在其经典论文《赋税的纯理论》中提出：通过累进的所得税税制收入再分配政策，可以实现整体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个结论基于三点假设：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每个人的效用函数相同，收入再分配制度不影响人们的劳动供给。

政府征收所得税的目标是既能够保证政府所需要的税收，又不损害经济效率。最优的征收方法是对能力进行征税，即对高能力的人征收更高的税，对低能力的人征收更低的税，但每个人能力大小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政府无法识别人们的能力，政府也就无法对能力进行征税。替代方法就是对能力的后果即收入进行征税，但产生的问题是高能力者可能会伪装成低能力者，隐藏自己的能力从而少交税。高能力者的隐藏能力使产出减少，经济效率下降，政府的所得税征收行为就会受到很大制约，这就是“逆向选择”问题。詹姆斯·莫里斯想探讨的是如何设置最优所得税制，使人们的能力能够显现出来，变成可知的信息，激励高能力者提供最大的劳动供给。

1971年，詹姆斯·莫里斯在论文《最优所得税的理论探讨》中假定：①每个人的效用函数相同，效用大小取决于税后收入和工作时间；②社会整体福利是个人效用的积分加总；③税收的总量给定；④人们的技能有高低之别，技能的高低会影响消费和劳动供给。论文认为所得税最优规模决定于技能在人口中的分布和人们的消费-劳动偏好，得不出结论要对高收入阶层实行更高的边际税率。论文由于考虑到税收的效率损失，即制定的所得税会影响产出的大小，所以制定最优所得税的均衡解是：税收均等化的收益即总效用的增量等于税收均等化的成本即因此而产生的低效率损失。

莫里斯认为效用函数和技能分布函数被确定后，就能对最优所得税制结构进行计算。假定效用函数是消费和闲暇的函数，技能分布函数为正态分布。从而得出的结论：最优税制的基本特征是边际税率递减，当边际税率为零时，可以激励高能力生产者达到最大的产出而不会影响其他人，即所谓的帕累托改進。

要想使生产者做出更大的生产努力就需要让他选择努力所获得的收益至少不低于不做出这种努力所获得的收益。如果生产者的初始的努力水平越高，为了使其更努力生产，就要给予更高的补偿。尽管莫里斯的结论会使很多经济学家持怀疑态度，但此项研究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因为考虑到收入再分配政策不但影响人们的福利还会影响产出的多少。当人们公平分配蛋糕时，有可能会使原本可以做大的蛋糕变小，整体社会福利必然不能达到最大化。

4 委托-代理理论

保险行业中的保险单本质是契约或合同，被保险人所支付的保险金基于保险标的金额和发生风险的概率。合同签订后，投保人的激励发生改变，有疏于防范风险的倾向，保险公司为此而承担风险和蒙受损失。保险公司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设置恰当的保险合同诱使投保人做出有利于承保人的行为。涉及契约或合同的其他情况如雇佣关系也会发生类似问题：雇主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后，雇主无法监控工人的工作的努力程度；公司的股东无法监督职业经理人的努力程度；工人或职业经理人都有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激励，从而损害雇主或股东的权益。这些情况称为道德风险。

詹姆斯·莫里斯在1974-1976年完成的3篇论文，《关于福利经济学、信息和不确定性的笔记》《道德风险理论与不可观测行为》和《组织内激励和权威的最优结构》，解决了风险共担的激励相容约束的分析技术问题，奠定了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模型框架。莫里斯的分析框架中，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称为代理人，如投保人、职业经理人和工人等，缺乏私人信息的一方称为委托人，如保险公司、股东和雇主等，后者要为前者的利己行为而承担风险。委托人要想让代理人按照委托人期望的那样行事，需付给代理人补偿费。委托人的目标是给自己带来最大的预期效用，实现这个目标基于两个重要的约束条件。第一个约束条件是：代理人有意愿接受合同，即接受合同带来的效用大于等于不接受合同带来的效用，这就是“参与约束”。第二个约束条件是：签订合同后，代理人做出对自己是最优的行动，即代理人在选择行动上要做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个是代理人的“行动最优约束”。

莫里斯得出结论，若要使代理人去选择有利于委托人的行为，同时也使自己收益最大化，设计合同时需要让代理人承担一部分代理人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及其后果，并从这种风险中获得补偿。这种分析方法由莫里斯开创，由霍姆斯特罗姆等人进一步完善发展，被称为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模型方法。

5 其他贡献

詹姆斯·莫里斯在公共财政领域也有突出的贡献。1971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他与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合作发表论文《最优税制和公营生产I：公共税收》和《最优税制和公营生产II：税收规则》，扩展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剑桥经济学家拉姆齐的最优税收理论，提出了“拉姆齐-戴蒙德-莫里斯税收法则”。

在就业市场上，雇主雇佣员工时，学历是必要的条件之一，但学历和能力并不能直接画等号。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高学历低能力的现象，或者反之低学历高能力也大有人在。针对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学历才可以作为筛选人才的重要参考指标，在信息经济学中，这个条件被称为斯宾塞—莫里斯条件。接受更高教育的成本和收益是因人而异的，不同能力的人在接受相同的教育所产生的成本是不同的。高能力的人学习知识更加容易，通过考试所付出的成本也较低。反之，低能力的人学习同样的知识更加吃力，通过考试所付出的努力和时间更多，成本更高。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能力的人更倾向于接受更高的教育，获得更高的回报，即使更高的学历并不必然使能力得到提升。如我国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制度，考试内容未必对治理国家有实际作用，但却可以成为识别人才的一个信号，成为筛选人才的制度。莫里斯在经济增长理论、福利经济学和项目评估等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他与英国经济学家利特尔合作了著作《发展中国家的项目评估和计划》，其中发展出的很多分析方法对以后的经济学家研究此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1]Mirrlees J A.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m Income Taxa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1（2）.

[2]Mirrlees J A.The Optimal Structure of Incentives and Authority within an Organization[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6（1）.

[3]楊春学.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尔利斯与威

廉·维克里及其学术贡献[J].经济学动态，1997（1）.

[4]张维迎.詹姆斯·莫里斯的学术遗产[N].中华工商时报，2018-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