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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李东阳与茶陵诗派

2019-05-23王强山

书屋 2019年5期
关键词:李东阳茶陵弘治

王强山

明弘治年间(1488-1505),湖广籍诗人彭民望自京落魄返湘,好友李东阳挂念不已,作《寄彭民望》诗:

斫地哀歌兴未阑,归来长铗尚须弹。

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

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

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

彭民望收到寄诗,读前四句黯然不乐,至后四句乃潸然泪下,为之悲歌数十遍不休,并对其子说:“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酒重论文耳。”不到一年,彭民望抑郁而逝。

诗的首联化用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之意,下句用战国时期冯谖客食孟尝君的典故,写彭民望虽然英雄落魄,但不失豪迈之气。颔联承接首联,极状彭氏归湘时之凄凉苦境:“布褐衣尤短,夜雨夢亦寒”。颈联源自屈原《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以及杜甫《秋兴八首》其五“一卧沧江惊岁晚”。在萧瑟秋风之中,感叹时光之流逝,交友之难,反衬出李东阳对朋友的真挚情意。尾联由所寄之人联想到作者本人,谓彭失意南归,而自己却不得不为衣食之计淹留京师,不能与友人共慰寂寥,也隐含了诗人无力助友的遗憾。

全诗人木三分地刻画出彭民望返回湖湘时的凄苦悲凉,情真意切,催人泪下,无怪乎彭氏会为之悲歌数十遍不休,足见诗言真情之震撼力。

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李东阳一生留下了大量感人至深、传之久远的诗篇,并开创了影响较大的茶陵诗派,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以湖湘地域命名的诗派。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广长沙府茶陵县(今湖南茶陵县),因家族世代行伍出生,入京师戍守,属金吾左卫籍。

李东阳八岁时以神童之名入顺天府学,天顺六年(1462)中举,天顺八年举二甲进士第一,时年十八岁。弘治八年(1495)以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李东阳立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清节不渝。官至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死后赠太师,谥文正。

李东阳是明代中叶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他以一己之力开创了茶陵诗派,在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茶陵诗派之得名较晚,最早正式见于清乾隆年间。在此之前,明人徐泰有过相似的提法,语见徐泰《诗谈》:“庐陵杨士奇,格律清纯,实开西涯之派。”西涯为李东阳之号,茶陵为李东阳的祖籍,两者相去不远。明清之际钱谦益也提到“西涯一派”:“吾友程梦阳读怀麓之诗,为之擿发其指意,洗刷其眉宇,百五十年之后,西涯一派焕然复开生面。”

到了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臣在沿袭前人“西涯之派”的基础上,正式提出“茶陵派”之说。《四库全书总目·东江家藏集》称:“(顾清)其诗清新婉丽,天趣盎然,文章简练,淳雅自娴……在茶陵一派,亦挺然翘楚矣。”

茶陵诗派的形成有较为复杂的内外因素。有明一代,文人学士特别热衷于结社立派,有较强烈的宗派意识。结社立派一方面可以互相切磋文艺,另一方面则可标榜门户,党同伐异,而明人于后者尤其钟情。据明人范景文《葛震甫诗叙》记载:“余尝笑文人多事,坛坫相高。其意莫不欲尽易昔人所为,独雄千古,不知矫枉有过,指擿适滋。往者代生数人,相继以起,其议如波……今则各在户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拟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吴右楚,我法坚持。彼此分嚣,莫辨谁是。”这种结社立派之风气自然会影响到李东阳,他在任职翰林院时曾作诗《西山和许廷冕、刘时雍、汪时用三兵部韵五首》,谈及人社之情景:“社中诗友今频换,湖上山名问不迷。兴发便须呼笔札,酒酣故侧雁行题。”又曾在《次韵寄答若虚二首》中感叹:“城市行踪嗟我在,山林性格只君知。如今旧社无新兴,不似星堂夜战时。”

诗中提到“诗友频换”,知其在社时间非短:“如今旧社无新兴”,知其很早即参与诗社,且不止一个。能以李东阳为中心形成一个诗派,与这种诗坛结社之风密不可分。

当然,茶陵诗派的形成,其内在根源在于李东阳当时独特的地位及其影响深远的文艺观点。

据明人何良俊所著《四友斋丛说》记载:

李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可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正恐兴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论风流儒雅。虽前代宰相中亦罕见其比也

李西涯长于诗文,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后进有文者,如汪石谭、邵之泉、钱鹤滩、顾东江、储柴墟、何燕泉辈,皆出其门。

李东阳以其独特的政治地位、突出的文学成就以及卓尔不群的文艺识见,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学士于己门下,已有文坛宗主之象,门生学士也自觉地视李为文坛盟主。

李东阳在与门人学士谈文论艺的同时,又以自己的文艺主张影响着他们,他们复被李的才华与精深的文艺思想所折服,而以宗主目之。明人靳贵《(怀麓堂文集)·后序》即谓李东阳“高文大册既已光朝著而泽海宇,而长篇短述又皆流播四方,脍炙人口。盖操文柄四十余年,出其门者号有家法。”

不少同年、同僚亦视李为文坛宗主,如谢铎《读怀麓堂稿》称:“其发而为文,则根据六籍,泛滥百家,随所欲言,无不如意,一时学者翕然宗之。先生方且自视欲然,虽与人无竞,而其中则固有不可夺者。”谢铎是茶陵派重要诗人,与李东阳天顺八年会试同年,同入翰林院。

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除了与开创者的独特地位有关外,还与其文艺思想的影响力密切相关。李东阳的时代,诗歌盛行卑软委琐的台阁体。李力主革新,主张超越宋元,以盛唐为宗,以李白、杜甫之诗为师法典范,讲究声韵,倡导求真,即主张诗言真性情,描写真体验,抒发真感悟。这些主张得到许多门人弟子及同年、同僚的认同,成为茶陵派的理论基础,也是这一流派诗人活动的起点并形成其共有的诗文风格。

李东阳一生著述宏富,广泛流布,就诗稿而言。计有以下几种:

《南行稿》一卷,成化八年(1472)成集。当年李东阳陪父李淳回祖籍茶陵省亲,历时七月,行程万里,饱览山水,遍赏名胜,发为诗篇。

《北上录》一卷,成化十六年(1480)结集。是年,李东阳与同年罗璟赴南京主持应天府乡试。试毕,与南京士大夫燕会唱和,得赋一、诗一百零三、联句二、散文三。

《哭子录》一卷,弘治十四年(1501)结集。该年李东阳长子兆先不幸病卒,年二十七岁。友人多赋诗吊慰,李东阳答之,多至数十首。

《东祀录》三卷,成于弘治十七年(1504)。弘治十六年(1503)山东曲阜孔庙毁于大火,次年重建。李东阳以内阁大学士身份前往祭祀,留下诗文,集成《东祀录》。

《集句录》一卷,成化十三年(1477)结集。这年春,李东阳告假养病,戒作诗,而戏集古句,略代讽咏,间以应酬。两月间得数十首,集为一卷。

《集句后录》一卷,弘治十七年冬至十八年春,李东阳于病中复集古句,抒怀酬赠,得数十首。

《拟古乐府》二卷。李东阳十分推赏汉魏乐府古辞,于弘治年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踪异事,拟作古乐府一百零一首,于弘治十七年初成两卷。后友人谢铎、潘辰评点,门生何孟春为之作注。

《同声集》一卷,此集所收为李东阳与友谢铎同官翰林时唱和之作。友人陈音为作引。

《后同声集》一卷,此集收录李东阳与谢铎于弘治初复同官翰林唱和之作。吴宽为之作序。总共收录五十首。

以上除《同声集》、《后同声集》外都收录于《怀麓堂稿》。此为李东阳仕宦期间诗文作品集,有《诗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诗后稿》三十卷、《文后稿》三十卷、杂记七种,即《南行稿》、《北上录》、《讲读录》等。为李东阳生前自辑。《诗后稿》、《文后稿》系门生何孟春编次。此稿始刻于正德十一年(1516),清代刻本名《怀麓堂集》或《怀麓堂全集》,清代刻本与明代刻本有较大差异。此稿今存。

另由弟子为其编辑刊刻《怀麓堂续稿》二十一卷。此稿主要收录李东阳致仕后四年间的诗文作品,包括诗八卷、文十二卷、补遗一卷。李东阳去世的第二年,即正德十二年由门生张汝立等在苏州刊行。今存版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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