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农

谈到文人名士在琉璃厂交往，首推就是李文藻。李文藻，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官至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喜好访求散帙而配备成套，在典籍的搜求上颇有建树，藏书颇为丰富，达数万卷之多。甚至有时为了买书，竟典当衣物，是历史上有名的书痴。乾隆己丑（三十四年，1769年）李文藻在京候缺，住在琉璃厂附近的百顺胡同近半年的时间。闲暇时间，他以抄书和到琉璃厂各个书肆访书为乐。其自述说：“此次居京师五月余，无甚应酬，又性不喜观剧，茶园酒馆，足迹未尝至；惟日借书钞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他曾记述说：“乾隆己丑（1769年）……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楝亭曹印’，其上又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昌龄官至学士，楝亭之甥也。”是年十一月，李文藻离京赴任，路途之上“长夜不能寐”，对自己在琉璃厂书肆的游逛回味不已，寂寥和眷顾之中，便将其琉璃厂书肆一一记录，同时也记录了琉璃厂文化经营的许多细节，为后人留下了著名的《琉璃厂书肆记》，也成为后人研究琉璃厂发展的重要的文献资料。

较为详细地记述琉璃厂的文化经营活动和书肆的买卖状态的第二人是清代末期的著名藏书家缪荃孙。缪荃孙，为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翰林、国史馆编修，历主江阴南菁书院、济南泺源书院、江宁钟山书院讲席，先后担任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监督，是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创建人之一，也是著名藏书家和版本学家。同治六年（1867年）缪荃孙进京，他前后在京寓居数十年，琉璃厂成为他最为留恋的活动之地。清末民初的琉璃厂书肆和古董店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缪荃孙离开北京到上海居住。虽已远离京城，但是盘桓在琉璃厂的那种怡然自得的情形历历在目，使他无法忘却，因此他仿照着李文藻撰写的《琉璃厂书肆记》，写下了《琉璃厂书肆后记》。用他的话说：“忆昔太平盛世，士大夫之乐趣，有与世人异者，因作《琉璃厂书肆后记》，为李南涧大令之继。”缪荃孙在《琉璃厂书肆后记》中将同治到光绪年间的琉璃厂的书肆逐一记录，对具有一定的经营特点的店铺记载得颇为详尽，为我们今天研究琉璃厂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近代学者常以琉璃厂的书肆、古董店为聚会场所，看书赏画、吸烟品茶、闲聊杂谈，成为一种风气。高兴之余，便为店铺题诗写匾，琉璃厂店铺的牌匾很多都出自名家之手。翁同龢题写的有“茹古斋”“宝古斋”“尊汉阁”“赏奇斋”“秀文斋”等，陆润庠题写过“荣宝斋”，康有为题写的“长兴书局”，梁启超题写的“藻玉堂”，曾国藩题写过“龙威阁”，徐世昌所题“戴月轩”“静文斋”，等等。

徐世昌和琉璃厂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徐世昌早年清贫，被迫到河南开封等地教私塾，偶遇袁世凯。袁世凯与他交往，认为徐世昌很有潜力，便资助他进京考举人，徐世昌果然中举，又考取进士，在翰林院做编修。后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成为袁世凯的重要的谋士，跟随袁世凯左右。后在袁世凯的保举下一路迁升，1918年出任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其下台后，常在琉璃厂的清秘阁、荣宝斋等店铺挂笔单，以显示他的文人本质和宦游回归之意。他在琉璃厂的字一般落款为“水竹邨人”，所定“润例”极高，让一般的顾客望而却步，但是琉璃厂的南纸店还是很愿意挂他的字。徐世昌对琉璃厂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文人情怀，也与这里的许多店铺交往较多，也正是因为这个“琉璃厂情结”的驱使，他为戴月轩、静文斋题写店铺匾额，直接落“徐世昌”款，而且分毫不受笔润。

我国近现代著名藏书家伦明先生，对琉璃厂也是情有独钟，甚至在琉璃厂留下了“破伦”的绰号。伦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举，在目录学领域具有很高的造诣。民国五年（1916年），伦明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他每到琉璃厂，总是一席破旧的大衣，足蹬旧鞋袜，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所以琉璃厂的书肆店主和伙计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破伦”。在生活上，伦明不喜交际，只埋头淘书、看书，他家里的佣人曾与琉璃厂书肆伙计说：“我家主人犹似无主之人，时食残羹剩饭，身着破衣烂履而不以为然也。”但是伦明好书之心不改，大小书铺都被他踏破了门槛，甚至连独自夹包袱皮做古旧书买卖的，或者走街串巷的小书贩子都和他相识。一次，伦明听说琉璃厂晋华书局新近购进一批图书，兴致勃勃跑去挑选。他看收购的书单子上有一本《倚声集》，便想要此书，店主告知该书被店里的伙计拿着给他人府第送去，伦明焦急万分，赶紧乘洋车赶到那家，在宅门外等着送书的伙计，不等伙计进他人的宅门，便将所喜好之书半路“打劫”。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伦明南下广州就任岭南大学教授，但依然与琉璃厂书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委托琉璃厂书肆为他选书购书。伦明与孙殿起交往甚是亲密，孙殿起经营的通学斋就是伦明出资在琉璃厂开办的，其并不企盼着为其谋利，就是为了更便于找书。他曾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称颂说:“后来屈指胜蓝者，孙耀卿同王晋卿。”并特意注释说：“故都书肆虽多，识版本者无几人，非博览强记，未足语此。余所识通学斋孙耀卿、文禄堂王晋卿二人，庶几近之。孙著有《贩书偶记》《丛书目录拾遗》，王著有《文禄堂访书记》，皆共具通人之识，又非谭笃生、何厚甫辈所能及矣。”其与琉璃厂的渊源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我国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先生与琉璃厂店肆往来也极为密切。傅增湘先生，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傅增湘先生一生以藏书为乐，藏书近二十万卷，校书一万六千余卷。因藏有两部珍贵的《资治通鉴》，就把藏书处命名为“双鉴楼”，著有《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老人遗墨》等著作。这样一位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学家和目录学家，琉璃厂当然成为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无论是书肆还是古玩店，都竭力与傅先生交好，交往之中，傅增湘还有过一次有惊无险的趣事。傅先生于民国七年（1918年）以大洋1400元购到一部宋版《乐府诗集》一百卷二十四册。傅先生视为珍宝，秘不示人。但因此书年代久远，污损日增，需要加以整理修补。傅增湘将书送至琉璃厂文友堂，由其代寻古书装订修补高手进行整理修补。文友堂与傅先生交往极为密切，其店铺匾额之一就是傅先生墨宝，店主自然不敢怠慢，请琉璃厂古书装订修补高手王仲华承担此活。王仲华受人重托，格外卖力地修补，除将书页一一修整之外，还想用家藏的高丽苔笺纸加染靛蓝，用做书衣。如此精细的修补，王仲华将傅先生的宋版《乐府诗集》带回家中慢慢地精工细琢，时间也就拖了些时辰。好不容易修补完毕，王仲华本想将书送回文友堂，正好当日友人邀其小聚，饮后又即兴而游戏，回来时天色已晚，书也就没有送回去。岂料当晚文友堂失火，店铺及所存书籍皆被焚为灰烬。次日傅增湘惊闻文友堂失火，大惊失色，不禁顿足长叹，万万没有想到文友堂会遭此大劫，认为《乐府诗集》也化为灰烬。傅增湘匆匆赶到琉璃厂，在松筠阁见到死里逃生的文友堂店主魏笙甫，方知其《乐府诗集》因王仲华昨日与朋友小饮而未将书送回，转忧为喜，庆幸垂毁之物完璧而归，可谓有惊无险。

鲁迅先生寓居北京14年中，也与古旧书肆结下不解之缘，从他的日记中统计，在琉璃厂访书购物达480次之多，先后购买三千八百多册（部）图书、碑帖，当时的来薰阁、通学斋、有正书局、直隶书局、商务印书馆、神州国光社等都留下了鲁迅先生的足迹。鲁迅先生不仅是文学巨匠，也是一个碑帖、刻石画像等方面的收藏爱好者，他一生收藏的碑拓达六千多幅，各类刻石画像也有六七百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琉璃厂购买的。

此外，鲁迅先生对琉璃厂南纸店销售的各种笺纸评价极高，也注意收藏。回到上海后，又与郑振铎商议，由郑振铎在琉璃厂收集各种笺纸，陆续寄往上海。鲁迅经过反复遴选和鉴别，最后选定了332幅，分为六大册，用宣纸彩色套印编成《北平笺谱》。鲁迅还特意写了《北平笺谱序》，对中国版刻及其笺纸的发展历史、所面临的危机形势以及编印《北平笺谱》的原因进行了细致的阐述。郑振择也在书中的《访笺杂记》详细讲述了搜购画笺、交涉印刷、调查刻工姓名等整理编辑的经过。

郑振铎先生也是琉璃厂的常客。1949年以后，郑振铎先生出任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但依旧不忘到琉璃厂淘书，琉璃厂的老人回忆说：郑振铎先生买书时“最冲”，搜求图书的“网”既大又密，一批图书经郑振铎先生挑选之后，也就所剩无几。记得当年一位老先生曾悄悄地对笔者说：“别瞧郑先生那么大官，买书啊……也砍价哟。”20世纪50年代初期，郑振铎与齐燕铭、吴晗等一起倡议，于1952年11月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国营的古旧书店——中国书店。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先生也与琉璃厂书肆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特别是与来薰阁掌柜陈济川友情更为浓厚。魏建功先生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先后兼任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节，魏建功先生在长沙，无法顾及家中的亲人，来薰阁掌柜陈济川派伙计到魏先生家中，送去一袋米、一块肉，还留了一点钱，帮助魏先生家眷熬过了艰难的一个春节。1969年陈济川先生去世，陈夫人病卧家中。当时的政治环境，使得陈济川的家人备感压力。一日，魏建功先生戴着大口罩悄悄地来到陈家，看望病卧榻上的陈夫人。他不放心陈济川的孩子们，把陈家孩子们的下落逐一打听，记在本上，才辞别离去。多少年来，当人们回忆起往日的历史，无不为学者文人与琉璃厂商贾们之间结下的深厚友谊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