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雪

1948年，是风起云涌的一年。我们三年前就开始准备的华蓥山区武装起义，因为叛徒出卖不得不仓促提前，只进行了短短42天，就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失败了。

起义失败之后，领导同志迅速分散隐蔽，被打散的战士和基层的同志们纷纷退到重庆。敌人在城内部署了大量的特务，在大街小巷游荡，见谁不顺眼就跟踪，还兴了什么身份证、连坐法、查户口……特务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叫上叛徒，在任何地方搞突击搜查，甚至沿街抓人。重庆大大小小的看守所里，塞满了以各种荒唐理由被捕的人员，等待叛徒特务和当地的地头蛇来逐一指认。我们也经常被跟踪，怎么样甩掉这些“尾巴”，成了专门的“技巧”。

一天，老刘在约定的茶馆里等我。

老刘是从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因为是上了特务“黑名单”的要犯，处境相当危险，我建议他像其他的离队同志一样，去外地躲一躲，可是他最担心的，却是从山上撤退下来的数以百计同志的安全。这些退到重庆的同志，有的本来打算投靠亲友，但是很多亲友怕事不敢收留；更多的在重庆没有任何关系，有几个小钱的还可以到鸡毛店或者是江边小船上暂且栖身，没有钱的只好流浪街头。天气渐渐冷了，他们没钱吃饭、没衣御寒，万一再落到敌人手里，麻烦的事情就多了。老刘长叹一声：“自从今年4月份重庆市委的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叛变后，我们先后有一百三十多个同志被捕，起义被迫提前，连王璞同志也在武胜牺牲了，我们可是被叛徒害苦了。目前我们还没有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失散的同志们群龙无首，更可能出问题，你我要主动负起责任来，找到一个算一个，不要让他们去乱闯乱碰。”

老刘自从1945年就受南方局的派遣来到华蓥山区，起义前又是七工委副书记和第七支队的副政委，对起义的干部和战斗员都很熟悉，寻找和联络这些来渝人员，当然由他负责。我在重庆待的时间比他长，社会关系比他多，这些人员的安置工作主要由我来承担。我们每天上午九点钟，在指定的茶馆里见面，交流情况，确定任务，然后分手去忙各自的工作。

老刘找人，有时候还有点线索，更多的时候就到大街上去碰。他心急火燎整天在城内城外跑来跑去，很少有空手而回的时候，每次碰头总是眉开眼笑的，说今天有收获。

老刘把找到的人交给我，我就得解决他们吃的、住的、穿的，还要给他们找工作掩护，保障他们的安全。那个时候，肯为我们这些危险分子帮忙的人，是要承担风险的，我全靠一张嘴和一双腿，利用旧关系，开创新门路，到处说好话，求菩萨，不管是守门的，打杂的，担水的，卖菜的……只要是人干的活路都行。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已经联系到起义地区的撤退人员近百人，其中有半数以上是老刘亲自去找到的，其余的也是一个串一个联系上的。

不久，我终于和上级联系上了，来人居然是和我在江油一起工作过的老黄黄友凡。下午我同宁君在市中心的米亭子银圆市场与老刘约会，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宁君说：“我今天发了薪水，走，请你们打牙祭。”于是我们到米亭子旁巷内的小馆子里，买了一份蒸牛肉、一份回锅肉、一盘胡豆、二两白酒，我和老刘就着胡豆下酒，喝得兴高采烈。

宁君叹了口气，说：“老刘，你这样整天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我们都为你担心。”

老刘把头上的博士帽取下，对宁君说：“你看，我头上又没有刻字，他知道我是共产党？告诉你吧，我有思想准备，正在练习坐老虎凳，哪怕整上三匹砖，我也不会哼一声。这就是本事。”

老刘下面联系有一大批人，需要妥善处理，他找组织，组织找他，心情都很迫切。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在民生路一个茶馆里相会，就分手了。

次日，我和黄友凡在接头地点，等了一个钟头，还不见老刘的影子。按照地下时期秘密工作的原则：接头时间如果过了五分钟，就要立即撤退，并且马上改变自己的住处。可是对于老刘，我们压根就不会往坏处想，于是第二天又去，第三天再去，依然不见人，我们这才真的担心了：是不是出事了？！

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那天我们在米亭子吃完饭分手后，老刘去了和平路一个同志家，谁知这个同志头天已被逮捕，特务在他家里设下埋伏，老刘一去就被特务装进了“口袋”。老刘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起义失败后，很多领导都隐蔽起来不再露面，诗伯也曾经让我为他找个地方躲一躲，他却为了大家的安危在重庆城里四处奔走。他的被捕，让大家都很震惊，不少人为他痛哭失声。

老刘在监狱里，受了很重的刑，除了坐老虎凳，敌人把他吊在房梁上打，他也没有吐露半点秘密，他被捕之后，与他有关联的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因他而受牵连，我们的一切活动照样进行。后来我们收到老刘从渣滓洞送出的一张字条，大意是：不必为我担心，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时刻准备着。

1949年的11月27日，蒋介石下令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进行大屠杀，老刘在解放军的炮声中走上了刑场，牺牲时年仅36岁。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和许多战友，至今都怀念着他。

刘石泉被捕后，给我留下一个大摊子：这么多的人要吃饭、要穿衣、要住宿，还要给他们找工作做掩护，一有风吹草动还得赶快转移——这些事情原来都是我和老刘一起承担的，现在全都落到了我一个人肩上，把我急得焦头烂额的。我和宁君还有诗伯，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成天到处跑。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那些从来都没有进过城、人生地不熟的乡下农民。好在他们虽然没文化，却有的是力气，什么活路都能干。还有一些党和游击队的骨干，早已成为特务注意的重点，不能满街转，必须找一个可靠的职业或单位做掩护。好在他们大都年轻，有些文化和交际能力，我们就通过关系，把他们安排到年轻人成堆而且流动性又大的学校里去当学生。有一个最重要的去处，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军队大崩溃时四处招兵买马的机会，安插我们的人，既可掩护自己，还可以进行策反工作。

冬天紧随而来，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钱成了个大问题。因为打内战，国统区的经济很萧条，市面上物价飞涨，工商业纷纷倒闭。做什么呢？做买卖吧，物价一天几涨，用刚刚卖出的货款就买不回新货来，肯定赔本。我成天在城里东逛逛，西游游，终于发现了一个好去处。

当时国民党为了强迫老百姓用他们发放的金圆券，禁止银圆流通，可是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发行的金圆券成了废纸，银圆非但禁而不止，反而成了保值存储的“硬通货”。别说是手里有些积蓄的达官贵人，就是一般的小职员，手里有几个钱的小老百姓，都纷纷急着把手里的法币换成银圆。城里校场口米亭子的银圆市场上，从清早到深夜都是人来人往，拥挤不通，热闹非凡，其中有资金雄厚的投机商，成千上万的买进卖出，操纵市场；也有不少小市民和无业游民，凑上十块八块的本钱，整天在市场里窜进窜出，逢低买进，有赚卖出，赚几个伙食零花钱。这行当不但可以赚钱，还因为形形色色的人进进出出，很能掩人耳目，是我们接头活动的好场所。于是我就把过去做广告挣的钱，连同手里的那点中成药卖了凑点钱，加入银圆贩子的行列。那时候人年轻，脑子灵活，没几天工夫，赚钱的诀窍就弄得一清二楚。装个舅子就要像个舅子，我每天拿着几块银圆叮叮当当地敲着，从人群的这头挤到那头，口里喊着“三年呢——闭眼”！意思是我手里拿着的是民国三年造的银圆，上面有袁世凯闭着眼睛的头像，这是当时最值钱的货色。运气好的时候，我一天也能赚上一两块银圆。分散在各地的联络员，也在这里和我碰头，向我汇报情况，要我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大都长话短说，对那些生活困难的同志，我以每天五角的伙食费为标准，给两元以解燃眉之急。

银圆的“硬通”，对于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是个威胁，也是个讽刺，他们说米亭子是投机市场，要取缔，于是又为那些掩耳盗铃的宪兵警察增加了一项发财的门路。他们一边操纵着这个市场的银圆倒卖，一边又经常来“突击检查”，专门整像我这样小打小闹的银圆贩子，把人家手里的银圆收进腰包，然后再放人了事。为了逮住我们这样的小贩子，他们还想出些“怪招”。有一次，我正在和一个买主做一笔好交易，远远看见几个便衣警察手执敷满沥青的警棍，追赶着银圆贩子和看热闹的人过来了，我舍不得就要到手的钱，跑慢了一步，被那警察追上来，照着我就是一警棍，我一转身，那警棍打在我背上，一件还有几成新的白衬衫“哗啦”一声挂破了，沥青沾了我一背。那天米亭子四周，都布满了警察，我躲过了这边的又可能碰上那边的，而这衣服上的沥青就成了我倒卖银圆的“铁证”。好在这里人多，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边跑边把衬衫脱下来丢在地上，光着个脊梁跑到艺术馆老吴家里，老吴夫妇看我背上青一块黑一块的，还以为我挨了打。好几天过去了，说起这件事情，我还在为那件几成新的白衬衣心疼，他们夫妇俩却为我当时的狼狈相大笑不止。

战士们下来时还是暑天，穿的衣服都很单薄，天气一冷，大家吃饭都很困难，哪有钱去缝制棉衣，我只好发动一些家在重庆的同志找亲友想办法借点旧的，在清华中学教书的汪国桢也在学生中发动募捐，加上我们在旧货摊子上买些便宜的旧货，总算解决了一批棉货，帮助同志们勉强度过了严寒。

这些同志一共214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