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

在我的文字写作生涯中，曾有幸得以同丁聪、华君武、方成、黄永厚等四位前辈画家长期合作。这种机缘有一已属难得，同时得四，岂非异数。

近代报业大兴，尤其是中国报纸副刊的发展，使“新闻纸”多了一块文艺天地，于是杂文、短论、漫画、散文、诗歌、随笔，均得在报纸上占一席之地。其中漫画，虽可数幅连缀，毕竟以单幅为多；虽可引人联想，画境仍多局限。于是，漫画家同作家，或作家同漫画家，开始联手。这种联手，方式颇多。

我少时知道名头最响的，要算《马凡陀的山歌》了。马凡陀是袁水拍的笔名，作图者有丁聪和华君武。“山歌”本就好玩儿，如：“忽听门外人咬狗，拿起门来开开手。拾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一口。怨见脑袋打木棍，木棍打伤十几根。抓住脑袋上法庭，气得木棍发了昏。”一连串的“反话”，是对当时世道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讥嘲，就像我小时学会的《古怪歌》，“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啊。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了锅”“清早走进城啊，看见狗咬人哪。只许它们汪汪叫，不许人们用嘴来讲话”一样，朗朗上口，好玩儿得紧。《马凡陀的山歌》每首都有图，更是有趣。这些讥讽社会怪现象的《山歌》，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北京东安市场还能于旧书摊上买到，后来就难于寻觅了。

那时，漫画在报刊上依旧活跃，漫画与讽刺诗相配的作品也时有所见，但像“马凡陀”那样持续地、抨击性的讽刺作品不见了。因为持续的批评，可能会被认为是“立场与方向的错误”。可是缺少了持续，也就不容易形成作画者与为文者的长久合作。

“文革”结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工作的变动，又给了我一个新的机遇。那时，我从新华社湖南分社调到总社，参加《瞭望月刊》的创办工作。

后来，月刊改成周刊，虽然是新闻性的周刊，但社长穆青希望新闻周刊也要有一个副刊，并为定名“珍珠滩”，尽管只有寥寥四页，却也要求品种多样，丰富多彩。这个副刊的稿件安排，落到了我的头上。

一周要有四页稿件并不难，但要活泼多样，却难。要长短相间，图文并茂，必得费一番功夫。于是想到，倘能集聚一些短稿，岂不便于版面安排。可是做编辑的都知道，稿件是按字数计酬的。写三二百字的短稿，气力不少费，所得却无多，因此约稿甚难。于是，只得一面约稿，一面自己动手准备一些短稿。想法是，稿虽短，但不能弄成可有可无的“补白”，文虽短，也独立成章，蕴藉有趣，且能“抗压”，方有存在的可能：一可留着备用，二不致因时间延宕失去刊登的价值。这样就想到佛家有《百喻经》，每篇一个故事，暗含一番佛理。若能仿此，岂不妙哉。可在白话时代，要用文言，能否成功，全无把握。写了十几则，自觉尚可，便先请大学同窗林东海、林冠夫二君帮助推敲。“二林”是20世纪60年代初复旦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后，最早一批攻读古代文学的行家。我连续几周，每到周末，便去他们在和平里的家中，推敲文字。等到他们都觉得可以，便将十几则改定稿打印后复印了几份，一份送给《瞭望》主管文化稿件的副总编辑审阅；另几份则分呈严文井、王朝闻、华君武等前辈，征求意见。未几，严、王、华三老都有回音，觉得用这种浅近的文言写寓言，可行、有趣，且预想会受欢迎。华君武先生对我提出是否可以伴以漫画的设想，更约我当面一谈。他的意思是，如有漫画，更加有趣。但又坦言，由他来画不妥。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我借古人衣冠，用文言来写，而他一直是画现代题材。但他说可以帮我介绍一位画得又好，对古时衣冠器物又非常在行的漫画家——丁聪，若我同意，就帮我介绍。丁先生我所素知，少时读“马凡陀”就知道，只可惜无缘识荆。闻此一言，大喜过望。待到华先生征得丁先生同意，便告知我丁先生的地址和电话，叫我同他相约。

丁聪画陈四益

丁聪自画像

丁先生甚是和气，电话中道“先看看稿子再说”，并立即约我到家相见。我敲门入室，丁先生略无客套，便把我引进他的“画室”。说“画室”，实在是夸张。那时，他同夫人、岳母住在一套有一个门厅的小两居中。他的工作室在小间屋里。小屋地上堆满了一摞摞的书，我随着他蛱蝶穿花似地在书堆中行走，生怕一不小心碰翻了书堆。书堆中有一张书桌，桌面三边也堆着书，只一面中央有一方空处，一盏曲臂台灯伸到上面。那一方“盆地”，便是他作画的地方。墙角倚着一张折叠床，像是晚间睡觉所用。那房子，好像还是丁夫人从单位分到的。这也难怪后来熟稔之后，丁夫人要开玩笑说：“我是看他可怜，才把他捡回来的。”丁聪先生分到较为宽敞的住房，已是几年之后。

丁先生把我写的十几则文言体短文看毕，只说了五个字：“有意思，我画。”有丁先生这句话，我那一直悬着的心就落地了。

兴致勃勃回到单位，告诉了主管副总编辑，但他未置可否，沉默半晌，才说“再看看吧”。看得出他在犹豫，但他既然没有否定，我也只好等待。又过了些时候，仍无回复，丁先生却已有图寄来。我只好再试探道：要是不合适，就把稿子还我，另投别处吧。这一说，他立即从抽屉里取出还我。这样倒也两蒙其休：他免了作难，我则脱去了“种自留地”之嫌，可以自由处理稿子。版面安排的麻烦，只好另想办法。

试着将文、图向北京一些报刊投寄，竟都很快刊载——包括一些党报、党刊——并希望我继续“赐稿”。还有些报刊见到后，也来索稿，似乎很有“销路”。我也略略安心，没有令前辈先生白忙。丁先生的图，版面大都给得宽松。

同丁先生的合作，断断续续延续到1990年初，《读书》杂志的赵丽雅（扬之水）君突然来函，问我能否同丁聪先生在《读书》开一图文相生的专栏。并说，你们这样文图配合的方式，最适合《读书》刊载。

我本是《读书》的热心读者，《读书》的版面安排又一直是丁先生在负责，当然一拍即合。从1990年开始，先是写了几首玩具杂咏，经丁先生作图，在《读书》上刊载，似乎颇得好评。于是，《读书》把封二空出来，专登我同丁聪先生文图配合的“新百喻”。“新百喻”写到一百则，由湖南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为《绘图新百喻》，本拟收煞，不想读者编者都意犹未尽，于是又续写至“双百”，还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印行为《绘图双百喻》。

《绘图新百喻》出版后，趣事不少。因为用了浅近的文言，有人询问作者是哪里冒出来的老头儿。有人诉苦：在当地新华书店遍觅无得，结果在少儿读物架上找到——笑问：这是少儿读物吗？最有趣的是，在福建一座名寺的法物流通处，《绘图新百喻》居然赫然陈列。想是顾名思义，将此书当作《百喻经》一类佛门“典籍”了。

看来，这种有文有图，各尽其长的方式，颇得读者编者认可。后来《读书》准备把封三也拿出来刊登。于是就有了“诗画话”。诗画话，用白话，直击现实，文尾缀打油四句，仍是丁先生作图。读者似也喜欢。待到《双百喻》结集，“诗画话”就移到封二刊登了。

在《读书》杂志上，同丁聪先生合作的专栏，从1990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丁聪先生病重不能握笔才告结束。十数年间，《读书》的不离不弃，令我衷心感之。一家刊物能给作者这样的关照，不知是否有过先例。其实，那时一家刊物，长期刊登这样以批评为主的文与画，是要承担不少风险的。据说，有不相识的朋友问：为什么这样的社会批评可以长期存在？同样是不相识的朋友想当然地回答道：他是特许的。也许是知道我在新华社工作，所以有此一想吧。

丁聪画方成

丁聪画华君武

其实，哪里有什么“特许”，那个时期，正是中国锐意改革进取的时代，而《读书》杂志又是一家博取兼收、传播新知的有担当的刊物。

同丁先生的合作，除湖南文艺出版社不离不弃地跟踪结集，最后又有文化艺术出版社一总印行为《百喻图》《世相图》《唐诗图》《竹枝图》四种五册，几乎囊括了我同丁聪先生合作的全部作品。这套书出版时，丁先生已不能握管作画。我把样书拿给他看，他赞赏道：“这个人画得真好。”丁太太在旁打趣道：“他画得这么好，你要向他学习啊！”丁先生摇摇头道：“不行了，我学不了了。”闻此言，我鼻子一酸，掉下泪来。十数年的合作，最后竟是这样一个辛酸的定格。

为我介绍与丁聪先生相识、促成丁陈合作的华君武先生，同我也有一次小小的合作。这次合作，其实是一次互动。那起因是一张照片。由于原先设想用寓言与漫画来活跃版面的计划未能实现，我便同《瞭望》摄影记者王辉兄商量，能否用一些有趣的摄影作品来活跃版面？王辉兄很快便送来一张他的作品，拍摄的是华君武先生“抽冷烟”。20世纪50年代华君武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漫画《决心》，脍炙人口。记得那是一幅四方连的漫画：第一幅决心戒烟；第二幅将烟斗从楼上扔下；第三幅快速奔下楼梯；第四幅赶在烟斗落地前双手接住。“决心”改变之快，远超自由落体。这幅漫画让我这个当年的初中生开心了好几天。他嘲笑的决心下得快、也变得快的现象，当然不止于戒烟。王辉兄的这幅作品，大概摄于20世纪80年代，照片上华君武先生凝神端坐，含着一支无烟的烟斗“过干瘾”，着实有趣。为了增加谐趣，我填了一支《挂枝儿》略作调侃：“难禁你，难管你，又难舍你。待舍你，斩不断一缕情丝系；不舍你，怕污了一室清新气。舍你添烦恼，不舍伤身体。你是我的冤家也，只索假惺惺、冷丁丁、口儿里衔着你。”华先生看到这幅“摄趣”后，很快寄来了一张图：一只玻璃盆中，横七竖八堆着一盆烟斗。画上有一首诗：“曾作《决心》自嘲，无奈气管坏了。从此见烟就怕，受到妇女称道。烟斗堆满一盆，闲置橱内逍遥。四益诗词绝妙，早写八年更好。”

《衡文》丁聪 画

收到华先生的图和诗，高兴极了，立即在下一期上刊登，版面一下就生动活泼起来。可惜如华君武先生这样的互动，可遇而不可求。后来虽然还有过几帧“摄趣”，总觉得不如这幅有趣了。

再稍后些时，一些朋友在北海后门的文采阁聚会。华先生、丁先生都来了。席间，华先生忽然指着丁先生和我道：“你们两个还没谢媒呢。”大家一愣，然后才悟到：当初丁陈合作是华先生介绍，岂非“做媒”？这时已合作几年，故华先生调侃道“还没谢媒”。于是哄堂大笑，举杯尽欢。

我曾经合作过的老一辈漫画家还有方成先生。一家刊物希望写一点关于“时尚”的文章，便陆续写了六篇“时尚闲谈”。大意说，流行是一种时尚，时尚是一种商机，商机便有时限，所以追风时尚，常常尚未追上，已是明日黄花；时尚往往需要大把花钱，随风而舞，难免落入消费的泥淖；时尚是有人带领的，不懂得自己“这一个”，就不会找到自己的“时尚”，多少随风而起的时髦，到头来不过是幻梦一场。这一组关于时尚的闲谈，承方成先生不弃，都为作了妙图。一生能与一位漫画大家合作，已是大幸，而我竟能得三，可说是“殆天数，非人力”了。

在同丁聪先生合作的同时，我又有机缘认识了一位国画家——黄永厚先生。永厚先生是黄永玉先生的胞弟，排行老二。原先在合肥，是安徽画院的画家，这时来到北京暂住。

永厚先生好读书，且兴趣广泛，几乎无书不读。交往渐多，熟络起来，有时他读书读到会心处，会忽然打个电话来，把他觉得有趣、有味的精彩段落或他读后在书边写下的心得念给我听。只是他那湘西不是湘西、合肥不是合肥的读音，常常使我不知所云。而他读毕，便是一句“怎么样？精彩吧！”或者“好，就这样吧”。于是电话挂断。直到我去他家看到那段话的文字，才知道他究竟说了什么，画了什么。他大哥黄永玉有言：“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吾家老二有此风骨神韵。”这是实情。

那时，他已有不少仰慕者登门求画，但他最大的兴趣仍是读书，读得兴起，便铺纸作画。许多画题就是读书的心得。

有段时间，他忽然对“竹林七贤”有了兴趣。从山涛、嵇康、阮籍、刘伶，到王戎、向秀、阮咸，画了个遍，还饶上一个“搭头”吕安。一个人物一张图，图上跋文满纸，发表着他对人物的评论，而那龙飞凤舞的书写，竟与图画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他的特点，也是我初次看他图时留下的深刻印象。

《阮籍》黄永厚 作

有一天，他忽然把他画的《竹林七贤图》寄给我。同他的其他画一样，题跋满纸，都是他对“七贤”的评论。譬如，《嵇康图》画的是嵇康被杀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情景。跋语是：汤武统一脑袋，周礼规定等级秩序。“非汤武”是独立思考（这一条大家同意顾准一人够份）；“薄周孔”则争的是人格了。而他的越名教、任自然，绝非我们脑子里装着汤武，行为上不出周礼，口里嚷嚷回归自然那么闹着玩儿，却是搭着性命的。

这些评论是他对这八位为人处事的思考。只是画面有限的题跋，读者很难看懂。若要读者读出味道，必得要做解说。于是征得黄先生同意，便从山涛做起。“七贤”，再加上同他们（至少同嵇康、向秀）大有关系的吕安，一共写了八篇。之后，我意犹未尽，觉得中国的文言小说，《世说新语》当推第一，何不继为之“说”？那时京沪等地的几家报刊索稿，于是同黄先生相约，依旧是我说我的，他画他的。“说”不必同于“画”，“画”不必同于

“说”。这样就开始了“《世说》闲评”。周实兄是我和永厚先生共同的朋友。这时，他正为新创办的《书屋》杂志索稿。湖南是永厚先生桑梓之地，我虽不是湘人，但也在湖南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八九年时间，结识了许多朋友。于是，同永厚先生商定，就《儒林外史》作“错读儒林”，依旧是一文一图，交由《书屋》审发，最后结集成两部书稿——《魏晋风度》与《错读儒林》——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丁聪先生停笔后，《读书》编辑部仍想把图文并茂的形式继续下去。这事又落在了永厚先生和我头上。永厚先生调侃道：“什么事儿啊，先找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跑第一棒，现在又找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儿跑第二棒。真有你的！”这个有趣的接力，便是我同永厚先生在《读书》上的专栏《画说·说画》：先有文字的是画说，先有图的是说画。这个“接力”，是我的幸运，更是我们对丁聪先生的共同怀念。

前不久，黄永厚先生也去世了，方成先生也去世了，我也行年八十。回想此生能同这样四位前辈画家合作，真是难得的际遇，也是难得的幸运。

少时读欧阳修《祭石曼卿文》，有“呜呼曼卿！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又有“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平生”。最为动人的是“感念畴昔……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怀想华、丁、黄、方四位先生，这些感人语句，倏然又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