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古书的命运

2019-05-21王淼

新民周刊 2019年17期

王淼

敦煌古书《金刚经》具有以下几个关键词：它是目前已知世界上纪年最早的印刷书籍，它诞生于公元868年，即中国唐代咸通九年，比欧洲“最古老的印刷书”古登堡《圣经》年长了大约六百多岁;它是一部长约五米的卷轴装经典，卷首有一幅刀法纯熟的精美扉画，是中国版刻艺术成熟期的作品;它的命运极富传奇色彩，它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被密封了一千多年，直到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仅仅七年之后，它即被英国探险家兼考古学家斯坦因带到英国，成为英国国家图书馆的珍贵藏品;它在伦敦同样历尽磨难，不仅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通卷托裱，使得整体状态日渐恶化，同时还经历了险象环生的二战大轰炸……

英国汉学家吴芳思的这本书，是一部全程追踪敦煌古书《金刚经》来龙去脉的著作——从古书的发现、转移和修复经过，到古书的产生背景及其具体内容的研究;从中国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的过程，到古书的纸张、油墨乃至印刷工序——这本书中内容并不局限于敦煌古书《金刚经》，同时涵盖了中亚考古、佛教典籍、印刷工艺、文物修复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可以说是一部简明的敦煌考古史与文化史。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进行考古探险，并将自己的营帐直接扎在莫高窟下。斯坦因这次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不仅野心勃勃，而且计划缜密，为了迷惑法国的竞争对手伯希和，他甚至对自己的行程安排施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斯坦因坦陈：“此间可是有着许许多多的古代写本宝藏等着来发掘！这个念头就如同一个隐秘的磁场一般，又把我拽回了千佛洞。”

很多中国人都是抱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看待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贪婪，以及王道士的无知的，敦煌文物的流失，无疑是刻在中国人心上的一道深深的伤痕，但若把责任都推给斯坦因、伯希和、王道士等人，显然也并不符合事实。敦煌文物的流失首先是与清末民初动荡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彼时的中国国力衰微、民不聊生自不待言，各级官员自顾不暇，即便是当时的中国学者，也对敦煌文物的重大发现缺少应有的关注。

应该说吴芳思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斯坦因带走敦煌文物的细节，不仅如此，他还详细介绍了《金刚经》的内容，结合唐宋时期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古书藏入石窟的原因，进而对与佛经印制相关的造纸术、印刷术等众多话题进行了广泛探讨，并得出了一些相对审慎客观的结论。尤其是讲述敦煌古书《金刚经》在英国保存和修复的过程，吴芳思可谓不厌其烦。从古书被堆放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到包装简陋的长途邮寄;从几近粗暴的通卷托裱，到最终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一点一点取下各个时代不同的糨糊和黏合剂，一层一层揭下不同时期的装裱纸，最后小心地拼合上扉画的裂缝，将经卷表面的毛茬微妙地結合起来，前前后后共花费了一千多个小时，才终于使这部珍贵的古书现出原貌，重获新生。

这本书后记的作者是敦煌学研究专家方广锠先生，他曾经赴英国国家图书馆为馆藏敦煌遗书编目，目睹了敦煌古书《金刚经》修复前与修复后的样貌。他既为历史感到痛心，同时也对英国在保护敦煌遗书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表示由衷的感谢。方先生认为，尽管这件稀世珍宝远离祖国归程无期，但同时，它也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也得到了全人类共同的呵护，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