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田勘

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主治医师陈瑞，乘坐从贵阳开往北海的D3563次列车，车上有乘客突发疾病，出于医生的职业本能，她主动救治患病乘客。事后列车工作人员要求陈瑞出示其医师证，并要求其写出情况说明。

陈瑞医生不解，甚至委屈;围观的网友感到，这是一种明显的公开的“甩锅”。进而有疑问发出，以后，谁还愿意对突发病人和伤员实施急救？所幸的是，南宁客运段对此事发布致歉声明，广西科技大学也对陈瑞医生见义勇为的事迹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尽管如此，急救（主要是心肺复苏）在中国的处境其实并不妙，而且一直遭遇技术和文化的挑战，其中文化层面的挑战更广泛，包括社会心理、伦理和法律。也可以说，放在专业层面，技术和文化的阻力导致了中国的心肺复苏普及率不到1%;放大了说，全社会都在遭遇“甩锅”推责，增加了做好事和行善的难度和阻力。

急救分前期的基础生命支持（BLS，又称初步急救或现场急救），目的是在心脏骤停后，立即以徒手方法争分夺秒地进行复苏抢救，使心搏骤停病人心、脑及全身重要器官获得最低限度的紧急供氧（通常按正规训练的手法可提供正常血供的25%～30%）和下一步的生命支持（ALS，又称二期复苏或高级生命维护），主要是在BLS基础上应用器械和药物，建立和维持有效的通气和循环，识别及控制心律失常，直流电非同步除颤，建立有效的静脉通道及治疗原发疾病。

无论是初步急救还是二期复苏，都需要专业技术和知识，即便是初步急救，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非常专业的，包括突发心脏骤停（SCA）的识别、紧急反应系统的启动、早期心肺复苏（CPR）、迅速使用自动体外除颤仪（AED）除颤等。

正是技术原因，限制了很多非专业人员的出手抢救，也导致在公共场所的急救较少，能遇上医护人员相救，算是三生有幸。不过，患者有幸，救助者未必有幸，他们可能会陷入烦恼和不安，如果急救出现意外后果，会否吃不了兜着走？现在，陈瑞医生的遭遇说明，这种担忧并非多余。既然连专业人员都有后顾之忧，没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公众就更不敢在“人溺”之时援之以手。

针对这种情况，无论是国外还是中国，现有的法律早就为急救出现意外提供了免责的保证。中国的《民法通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被称为“好人法”。同样，各地也有相应的称为“好人法”的法律条文。

也许，这些法律条文并没有深入人心，才有陈瑞医生遭遇的尴尬处境。而且，现实中还有更糟的情况。2017年10月，沈阳一家药店的孙医生就接到一纸诉状，原因是几个月前孙医生对一位姓齐的女士做心肺复苏时，压断了齐女士的12根肋骨，后者要求孙医生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

这种情况意味着，人们并不太理解急救的地位和重要性，社会文化难以把救治生命与可能在救治过程中受到的伤害进行合理的评估和决定取舍，以及认定责任。

在急救过程，病患者受到伤害的概率并不小，如肋骨骨折。韩国延世大学医学院的 Min Joung Kim 博士的研究团队在2013年3月的《复苏》（Resuscitation）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心肺复苏患者确实容易受到伤害。他们对2011年1月～6月来自8所医院急诊室恢复知觉的71名患者进行CT扫描检查。这些患者均在送至急诊室之前或在急诊室中接受过心肺复苏，其中22人至少有1处肋骨骨折，14人为多处骨折，3人有胸软骨（连接肋骨的软骨）破裂，还有一些患者出现除骨折以外的其他损伤，如胸壁出血或肺瘀伤。总体而言，接受过急救的人约1/3会发生骨折。

接受心肺复苏的患者发生伤害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年龄，而是性别因素、专业因素和院内院外因素造成的。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在急救过后发生骨折或其他伤害，原因是她们的骨质比男性脆弱。非专业人员实施急救比专业人员（医护人员）进行急救更容易让患者发生肋骨骨折和其他伤害，原因可能在技术水准。

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非专业人员，只要进行急救，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伤害。那要不要急救呢？如果不急救，就有可能失去生命，实施急救虽可能遭受骨折等其他伤害，但能挽救生命。正因为如此，即便在急救中和之后患者受到了伤害，也应当免责施救者。这其实也是利害关系成为“好人法”立法和实施的更进一步的法理。

不过，急救实施受到文化制约还并非是“甩锅”和看不清利益的大小，也体现为更广泛的社会伦理和文化。在急救中，有一个明显的男女性别差异结果，男性患者比女性患者能得到更多的救治，因而男性出现意外伤病时得到救治后的存活率也高于女性。

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公共场所出现心脏停搏的女性中仅有39%的人得到了心肺复苏施救，但是，相同情况下男性被施救的比例为45%，由此也让男性存活下来的可能性比女性高23%。

急救中男女有别的原因当然在于伦理和行为准则的限制，由于心肺复苏要解开女性的衣服，以便更好观察和操作，除了医护人员，一般非专业人员同时也是陌生人都存在不愿触摸女性胸部的心理，这也造成了女性被施救的机会减少，因而女性突发心脏停搏时更容易去世。

而且，施救者除了在女性胸部中间用力快速做挤压动作外，还需要进行人工呼吸。按国际心肺复苏指南推荐的标准是，按压-通气比率为30：2，胸外按压幅度为至少5厘米，速度≥100次/分钟，这也让男性施救女性有畏惧和难为情的心理。

急救除了有（医）院内和院外的区别外，还存在一种公共场所与家庭中的环境差异效果，当然也体现在男女差异上。如果在家中发生心脏停搏，患者获得心肺复苏施救的比例并不存在性别差异。原因在于，在家庭环境中，施救者认识救护对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对亲朋好友的急救受到男女授受不亲因素干扰的可能性很小，或这种因素的制约作用不大。

急救实施和效果的男女性差异当然与社会伦理和文化有关，也与急救培训技术相关。现在的心肺复苏的培训方法实际上加重了女性难以获得施救的现象，因为心肺复苏的训练一般都倾向于以男性为模板，练习用的人体模型通常都是男性軀干。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培训，即便施救者有较好的心肺复苏技能，他们在施救时遇到女性患者也可能会很难下手，甚至手足无措，更不用说未经培训者了。

要想施救更多的人，不只是“好人法”应深入人心和全面实施，还需要在技术、文化和社会心理等方面进行配套改进，例如在急救培训时兼顾男女性特点和技术操作进行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