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风贤 吴 洋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19 )

最近几年的雾霾围城，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困扰，短短数年之间雾霾围城就横跨大江南北、肆虐神州大地，雾霾破坏了我们赖以呼吸的清新空气，也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一、雾霾是人类文明的副产品

雾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在水汽充足、大气层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水汽凝结的水滴悬浮于空中，就形成了雾。霾是一种风沙飞扬、天昏地暗的异常天象，早在我国的甲骨文中“霾”就已经出现，反映了我国先民对这种天象的感性认知。《诗经·邶风·终风》有“终风且霾”句，两汉至民国时期“雾霾”的记载陆续出现，《后汉书·郎顗襄楷列传下》有“时气错逆，霾雾蔽日”句，唐代柳宗元在《与杨京兆凭书》中云：“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清末诗人宁调元在《八月十五夜漫书一律》中有“玉宇琼楼最高处，一天霾雾拨难开”句，《清史稿·灾异志》曾记载：“(雍正元年四月初七)恩县夜起大风，飞石拔木，有顷黑霾如墨，良久复变为红霾，乍明乍暗，逮晓方息”，“(顺治)十四年二月，阳城黄霾蔽天，屋瓦皆飞”。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雾霾大概相当于沙尘暴灾害，大气浑浊的天气特征极其明显[1]。

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霾的基本构成要素还是风、雨、土等物质，这与现代城市的雾霾有本质不同。工业革命以来大气污染严重，霾的出现频率加大，灾害程度加深，全球许多工业化国家都遭受到雾霾的侵袭，恶劣的空气质量也严重影响到我国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与生活品质。2013年12月6日，我国20个省份104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重污染的程度，中央气象台发布了自有雾霾预警以来的首个橙色预警[2]。2017年6月5日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仍有254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占75.1%[3]。可以看出，雾霾已成为我们健康最大的环境威胁之一。

工业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途径，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文明。工业化的始发地在英国，早在19世纪欧洲就步入了工业迅猛发展以及科学获得巨大进步的时代。英国丰富的煤炭资源为其工业的起步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能源，英国煤炭储备量一直位居欧洲甚至世界各国的前列，人们生产生活所需的热能绝大部分都是通过烧煤而获得，英国也成为一个以煤炭为主要燃料的典型国家。煤炭也是带动蒸汽机的核心能源，蒸汽动力推动了采煤业与制造业的兴起，林立的工厂、高耸的烟囱是当时伦敦的显著标志。众多工业行业均离不开煤炭的燃烧使用，钢铁业、制碱业、酿酒业、制陶业、制铜业、发电厂等都在大量使用煤炭作为动力能源，机器的轰鸣与煤炭的燃烧成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的缩影。煤炭蒸汽机的采用不仅让工厂提高产量成为可能，也把它们从利用水力所固有的地理和季节限制中解放出来[4]。工业化的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1500年只有7%的英国人是城市居民，而在1760年左右英国接近30%的人口住在城市，到了1851年英国的城市化率突破50%，1861年英国的城市化率超过了60%，在大规模利用煤炭资源的助推下，英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5]。工业化进程带来技术革新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遭到了巨大破坏，空气的污染随之而来，雾霾污染让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气象学家卢克·霍华德是这一时期对伦敦空气污染问题较为关注的知名人士，他认为伦敦所有的烟囱都参与了造成如此经常地悬浮在伦敦上空的“煤烟云”的过程[6]。由于煤炭的大量生产和燃烧，释放到空气中的烟尘、酸性水汽、毒灰、二氧化硫以及氮氧化物等有害物质逐渐对城市造成严重污染①。

二、雾霾围城与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如果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雾霾围城和工业化进程，就会发现雾霾随着工业化发展而日趋严重的基本趋势。英国在十八世纪工业化初期就出现了雾霾污染的迹象，英格兰形成一些巨大而黝黑的工业城市，无穷的烟云飞翔在这些城市的上空[7]。1812年1月10日《泰晤士报》这样描述当时的伦敦气象：“白天大多数时间不依靠照明都无法在窗边阅读或是写作。”1834年美国作家纳撒尼尔·帕克·威利斯造访伦敦时，“从射手山(Shooter’s Hill)顶眺望圣保罗大教堂，教堂一半都被包裹在幽暗骇人的浓烟中”[8]。严重的雾霾污染了环境，影响了城市生活，也摧残了人们的身体，1873年一场浓雾让伦敦陷入瘫痪，死亡率急剧升高，1880年1月至2月死亡率翻了一倍多[9]。1952年12月伦敦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毒雾事件，死亡人数与毒气浓度的时间曲线完全吻合，死亡案例远远超出正常水平[10]。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专题研究已经证明，新兴经济体城市化与空气污染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城市化率59%是城市化对空气污染影响由负变正的拐点[11]。通过对比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雾霾事件也可以发现雾霾围城与工业化进程之间存在类似的密切关系，在1850～1950年间英国工业化、城市化趋势日渐增强，雾霾事件也日趋严重。这一规律不但是英国雾霾历史的基本特征，也是判断和分析中国雾霾形势的重要根据。煤烟困扰大不列颠岛长达100多年之久，以煤炭为燃料的伦敦城在未找到可替代的燃料之前饱受严重的空气污染之苦[12]。有学者研究伦敦大雾天气发生频率的增长趋势，显示雾霾最多的五个年份中有四个出现于1895～1905年间[6]166，雾霾频发时期正是工业发展最迅猛的阶段(见图1)，也是城市化率达到一个新的高度(75%以上)的关键时期，工业燃煤导致城市的煤烟污染愈演愈烈。因此，1895～1905十年时间可以看作英国城市雾霾与工业化发展的历史交汇点。经过1895～1905年雾霾围城的时间拐点以后，英国伦敦于1952年12月再一次遭受雾霾侵袭，这一雾霾围城案例也可能预示着发展中国家的雾霾事件经历一个频发期并不能彻底根除隐患，雾霾还会在一定的潜伏期后卷土重来。

注：英国工业产量指数是以1913年为基数计算的，1913年的工业产品总值设定为100。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相继出现雾霾围城现象，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同样面临着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环境污染问题，工厂云集的大城市在以煤炭作为工业燃料的同时必然导致城市空气质量下降。

以西安市为例，作为建国以来新兴的工业城市，西安市东郊以发电、纺织业为主，西郊是以电力机械为主的“电工城”和以化学、冶金为主的“化工区”，重工业成为全市的重点发展行业。据1978年底不完全调查，全市有工矿企业1700多个，各种工业锅炉和炉窑2500多台，年耗煤量为300万吨左右[14]119。根据20世纪80年代西安市空气质量监测的情况来看，有害气体依然超标，二氧化硫日均浓度平均超标率范围为6.6%～27%，氮氧化物日均浓度平均超标率范围为0.039%～24.1%[14]120。至1990年底煤炭经营机构遍布全市，从业人员达数千人，市属工业和市场年用煤量高达200万吨[15]。全市重点工业企业自21世纪以来的原煤消耗量几乎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西安市工业用煤量的统计范围包括市区以及长安区和阎良区的生产企业600多户，年耗煤量5000吨以上的达21户，600吨以上的达149户，600吨以下的有400余户[16]。煤炭使用量与城市雾霾的发生频次成正比关系，这也是近几年西安市空气污染日趋严重的主要根源。

再以首都北京为例。北京的经济发展速度已远远超过许多国际大都市，它的人口总量、城市规模、交通流量、消费能力与日俱增，资源的聚集效应超过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在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同时，北京也产生了自然环境的破坏、空气质量下降这类“副产品”。 2013年新年伊始，中国城市从南至北经历了最新、最强一轮的空气污染警报，从华北的京津冀、东北三省到中部的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以及东部沿海部分省市，都出现了重度或严重污染，一条深褐色“污染带”由东北往中部斜向穿越我国大部分地区[17]。华北地区是重度污染地区，首都已成为空气污染重灾区。大体来说，作为北方两座特大城市——北京、天津的PM2.5来源主要是汽车尾气、垃圾焚烧，河北的PM2.5来源主要是燃煤污染、工业排放导致的扬尘污染[18]。

再以紧邻北京的唐山市为例，在其工业发展史上曾经开创了许多中国之最，中国第一家水泥企业就在洋务运动时诞生于此，清末我国规模最大的开平矿务局也在这里，大型钢铁厂比比皆是。由于唐山工业经济的发展，其国民生产总值已远远超过了省会城市石家庄，但我们也看到这里曾经钢花飞溅的火热场面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业的繁荣和经济水平的增长，空气污染也与日俱增。

而中国遭受雾霾严重侵害的其他大城市，其成因直接来自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为我国自然环境带来诸多弊端。2011年我国的能源消耗总量达到34.8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耗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68%[19]。我国的能源总消耗过度依赖煤炭，而煤炭是PM2.5排放的最主要来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发生变迁，不仅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的变化，还导致大城市人口数量剧增、交通压力过大、汽车尾气排放量严重超标。2013年北京的汽车保有量突破520万辆，天津的汽车保有量突破230万辆[20]。不同于燃煤在秋冬两季污染，汽车尾气的释放不分春夏秋冬，因此，汽车尾气的大量排放是形成雾霾的又一隐形杀手。日益膨胀的城市规模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如此沉重的压力，在人类经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的音符。

基于1850～1950年间英国雾霾演变的长期趋势分析，基本可以确定工业化、城市化与雾霾围城之间呈现显著线性关联。虽然1860年代59%的城市化率并没有成为英国雾霾发展变化的转折点，但是1900年左右英国75%的城市化率则成为雾霾围城与工业化进程的时间交汇点。与此相对应的是1900年左右英国工业生产指数也达到前所未有的80(参见图1)，这种相对较高的工业化指数配合75%的城市化率和雾霾演变的转折特征，对我们理解英国雾霾围城的时间交汇点有一定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于发展中国家雾霾形势的59%城市化率指标显然并不适合英国国情，也不能作为判断我国雾霾长期趋势的理论指导。这种趋势性误差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既有英国工业化进程的时间差距，也有英国工业化过程中路径选择、国家规模、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作用。而且，59%的城市化率也是根据目前发展中国家雾霾现状所作出的短期判断，并不能代表长时段的雾霾趋势。综合这些影响因素，可以在英国雾霾历史规律基础上予以适当调整，综合城市化率与工业化指数去分析雾霾围城与工业化进程的历史交汇点，并由此对中国今后的雾霾形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自1980年以来我国主要城市空气质量问题日益严重，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率提高的重要阶段。一百年前英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工业化、城市化速度双增长伴随雾霾严重化的局势再次重演，只不过中国的工业化增长速度远比英国强劲。经过数倍乃至十几倍、二十几倍的工业生产指数递增以后,终于在2010年左右，工业化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化率也达到50%以上，此时爆发了大面积雾霾围城事件(见图2)。这也标志着中国的雾霾围城与工业化发展进入历史交汇点。

图2 1980-2013年中国工业生产指数与城市化率变化趋势[21]

注：中国工业生产指数以1978年为基准计算，1978年的工业生产指数设定为100。

2011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大关并逐年递增，2017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8.52%，也正是在这几年时间中国的雾霾形势急剧恶化并使雾霾围城大面积扩展。如果基于中国特殊的城市化国情将50%城市化率作为雾霾围城转折点的话，自2000年以来加速增长的中国工业生产总值也会为这一判断给予充分支持，200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首度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2]。综合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率两个指标，基本可以判定50%的城市化率与雾霾严重化趋势相吻合，对比英国雾霾严重化趋势出现以后的发展形势，极端严重的雾霾围城持续存在于1895～1905年期间，中国的雾霾形势也会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并将于2020年以后渐趋缓和。

三、雾霾围城后衍生出新的环境问题

雾霾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人体健康造成了极大危害，在防控雾霾侵扰的过程中我们也采取了一些看似积极的措施。首先，在雾霾席卷全国的同时，各式各样的防雾霾口罩纷纷在市场出现，但我们是否考虑到这些防霾口罩在生产过程中也增加了环境污染程度呢？据调查，雾霾出现后增加了口罩的加工量，而厂家在口罩加工中需要不同仪器设备，一些工厂采用半自动生产工艺，主要机器设备有耳带焊接机、口罩本体机，配有呼吸阀的款式还需具有呼吸阀冲孔机和焊接机，如果印上厂家标志还需再增加一台移印机；另一些拥有全自动生产工艺的制造厂则需要配备口罩一体机、口罩印刷一体机、口罩打片机；在口罩工艺制作完成后，还需包装机进行成品包装。在这一系列的生产流程中，又会产生一定的废弃物排放至空气中，同时产生大量的固体废弃物垃圾，这对我们的环境会造成二次污染，影响环境质量。除了生产流程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外，口罩的用料生产也会增加更多的污染程序，例如口罩的原材料制作首先需要制作无纺布，一般防雾霾口罩都是三层到四层，有的甚至达到六层，越多的材料意味着生产工序更多，其次还需要生产加工熔喷布、鼻梁条、耳带等材料，在生产这些材料的同时又会造成二次污染。此外，在生产外包装时，例如塑料包装袋和包装盒，还会增加污染工序。再进一步推敲，在生产口罩的工厂内都需配有供电设备以及冬天为工人提供的供暖设备，锅炉则必不可少，而这时使用锅炉必然会使用煤炭，煤炭不充分燃烧所造成的废气、二氧化硫以及氮氧化物的排放又会加剧空气中的污染，导致空气质量下降。

除了防雾霾口罩外，近年来还出现了防雾霾围巾，这种围巾在羊绒中混纺了特殊的晶体结构碳镁离子材质，这些特殊的材质能吸收其他物质分子摩擦所产生的静电能量，其电离能放大人体的生物电磁场，从而对直径小于2.5微米的微粒尤其是含有碳源的正极颗粒具有极强的相斥作用，在围巾周围形成一个抗霾保护区。这些围巾在生产过程中也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羊绒在染色过程中就会产生污染，毛绒料送进水洗车间清洗、烘干、梳毛、纺纱等都需要大型机器作业来完成，大量机器运转也需要燃料消耗，从而产生废气污染。

此外，人们还会购买空气净化器来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生产空气净化器的厂家也会造成环境污染。空气净化器的生产工艺更为复杂，一般第一步是切管、成型、烤焙、老炼，第二步是器件成型、插件、浸焊等，接下来还有镇流器生产和包装等，繁多的生产工艺必然会引起环境污染，而空气净化器的主要构成包括空气滤网、液晶显示屏、电机、晶体石膏灯、过滤器、马达、风扇、水箱、负离子发生器以及机箱外壳等，这些复杂的内部组成部分在工厂的制造过程中都会产生各式各样的废弃物，它的组成零件越多，在生产中的排放物以及固体垃圾就越多，在净化空气的同时又对环境造成了一定危害。

在雾霾严重的一些大城市，日前也陆续出现了一种所谓的“防雾霾清洁车”，也叫“雾炮车”，它的工作机制实际上就是洒水车，目前其主要作用就是控制道路、建筑工地上的扬尘，但它产生的副作用也不容小觑。据专家称，使用“雾炮车”洒水会使PM2.5浓度降低一点，但很快周边的PM2.5就会聚集过来，浓度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程度。不仅如此，使用“雾炮车”还对微环境有干扰作用，“雾炮车”会对局部空气进行增湿，增湿对气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转化为二次污染物有促进作用，湿润的环境更有利于PM2.5中硫酸盐、硝酸盐等的形成，反而有可能增加空气污染。同时，“雾炮车”只是在小范围内运行，并不能缓解大区域内雾霾的严重程度，整个雾霾严重的区域污染物不仅浓度高而且范围广。在这种情况下，几辆雾炮车就能缓解天空中的整片雾霾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对抗雾霾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有效防控雾霾，却对空气造成了二次污染，无形中衍生出了许多新的环境问题。

四、在工业化进程中营造可持续的人居环境

面对“雾霾”带来的“黑色危机”，我们应该探索出一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的绿色发展道路才是我们的目标。生态文明时期绿色发展的主体就需要从“经济人”向“生态人”转变，因此，以“生态人”为主体的绿色发展拒绝以“经济人”为主体的黑色发展所走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的道路，构建一条低污染、低排放、低消耗并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实现人类存在意义和价值的道路[23]。

倡导生态适宜的人居环境已成为全球各国关注的问题。1962年，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空前关注，逐渐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1972年6月5～16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和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并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年6月3～14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这是继1972年6月瑞典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与发展领域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心声，许多国家也都采取了应对措施来解决大气污染的环境问题。防治雾霾措施如果不能从污染源上着手，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加剧环境的破坏，有效的治理应该从源头上进行控制，在能源结构调整上进行改革，煤炭作为污染能源应当被清洁能源所代替，从改变燃料结构、提升燃料利用率上减少雾霾的发生。英国和德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开始最早的两个国家，也是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欧洲国家，英国加强空气污染治理主要表现在能源结构的调整方面，英国自从20世纪60年代发现了北海油田和气田后，天然气的使用得到广泛推广。此外，伦敦市区还利用小型可再生能源装置(风能和太阳能)等代替部分由国家电网供应的电力，调整能源供给与配送分布，该行动计划的重点就是通过绿色能源计划实现减排目标。2003年，英国政府颁布了《能源白皮书》，在全世界第一个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也正式标志着英国率先将低碳经济设定为基本国策[24]。一些著名学府都积极投入到排放物鉴定、空气污染指标制定等方面的研究，为大气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与科技实践。1965年，英国成立了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专门对英国的空气、水体、土壤等方面的环境问题进行科学研究。该委员会是英国最重要的科学研究委员会之一，每年从英国商业、创新和技术部获得3.7亿英镑的拨款，负责对空气等方面的环境保护进行研究。自成立以来，该委员会已经建立了十几个专业研究所，遍布英国各地，致力于英国的环境保护工作[25]。在德国的一些大城市，居民们也在为环境保护作出自己的贡献，市民广泛采取了“环保贴”等措施[26]，从自我做起，减少机动车的出行。曾经遭受到“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的美国，同样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各个城市的“公共汽车”推广组织使共同使用汽车的理念深入人心，政府也对这种行动采取了税收补贴、专用车道、停车减免费用等鼓励措施[27]43。加拿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和空气污染有关的立法，主要包括机动车辆、烟尘控制、危险品管理等方面，其中影响最大的立法是在1999年《加拿大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和更新，该法规定了环境质量标准，对大气污染物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并采取了严格的预警制度[27]45。东京曾经是遭受空气污染较严重的城市，日本政府为了改善环境，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就制定了治理空气污染的专门法律，来营造高质量的空气环境。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能源消耗水平，都应该转变发展模式，构建出一条生态文明发展的绿色环保道路。2013年1月14日，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发布《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中文版报告提出，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地运用财政和行政手段治理大气污染，但全球10大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仍有7个位于中国，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28]。近年来出现的雾霾天气不仅影响范围广，而且持续时间长，这就要求中国城市从环境治理与空气质量提升方面进行深刻的反思。走绿色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全体国人的共识，也是中国政府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所作出的顶层设计[29]。进行能源的结构调整、发挥科研机构的社会服务功能、对空气质量进行持续性的科学监测、在治理道路上少走弯路都是我国雾霾治理的重要环节。目前，全世界都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提倡发展绿色工业和无公害产业，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雾霾时代回归人文关怀更应该不甘落后，更应该重视保护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丰富的资源和美好的家园。

我国自古便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的思想，这体现出儒家学者已经形成了朴素的保护大自然、顺应大自然、因应大自然的思想；道家的老庄更进一步，老子倡导“回归自然”等“无为顺天”的思想，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应该违背“道”的“自然而然”的特性，应该遵循万物生存发展的内在规律[30]。如今出现的“雾霾”便是人类一味发展工业经济而忽略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产物，“天人合一”则是构建我国绿色环保发展道路理念的思想来源。我们在遭受雾霾严重侵袭的今天，更应该意识到蓝天白云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适宜环境，不断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的共同家园打造美丽环境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五、结语

雾霾与工业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之际，我们可以采取必要的雾霾污染防治措施，我们也应该在环境与发展之间找到必要的平衡点。甚至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下，从子孙后代的长远发展考量，有限度地使用科学技术或许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毕竟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加速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我们已经享受了太多的文明成果，也品尝了科技发展酿制的污染后果。1964年，苏联天文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舍夫(Nikolai Kardashev)设想了外星文明的等级，根据能量控制技术划分为三种类型：I型文明是行星能源的主人，可以主宰整个世界能源的总和；II型文明能够收集整个恒星系统的能源；III型文明可以利用银河系系统的能源[31]。在过去的五千年中，人类步履蹒跚，寻求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也改造了地球环境，未来科技大发展的影响力将远远超过过去五千年人类活动的能量总和，也许另一种更加严重的“雾霾社会”正在扑面而来。未雨绸缪，只有学会如何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并切实造福于人类社会，才能建设好我们期盼中的美好家园。

注释：

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空气污染造成的疾病负担的评价，每年有超过2百万的过早死亡归因于城市室外和室内空气污染(由固体燃料燃烧引起)。最近更新的《空气质量准则》提供了四种常见空气污染物的新信息，即颗粒物(PM)、臭氧(O3)、二氧化氮(NO2)、二氧化硫(SO2)等(https://www.docin.com/p-3392535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