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柏辰 胡哲 李俊茹 滕星亮

总有一段故事，不为人知；总有一段心路，需要自己走过。在《律师来了》的幕后，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和汗水。其中对节目感受最深的，就是栏目的编导们。他们策划选题、深入一线，参与、见证了每一个案件的过程。经历过后，编导们已不仅是一个节目的制作者，更是一位参与者。面对悲喜，感同身受，一次又一次在奔波的路上收获着人间冷暖……

刘柏辰:不忘初心

此刻，我正坐着车奔驰在高架桥上，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汽车，车速很快，大家仿佛对于目的地并不迟疑。

2018年3月28日，我作为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律师来了》栏目组的编导，怀着忐忑的心情，踏上了去往湖南的旅途，这次出差是为了发生在2016年冬天的一件事。

2016年11月13日，当时7岁的亮亮和小伙伴在村里玩耍，无意中激怒了村里的中年男人祝某。于是，祝某就将亮亮按倒在地，伸出手抠向亮亮的左眼。而此刻，亮亮的父母正在广东打工，亮亮则是和爷爷奶奶在湖南老家生活。事情发生后，亮亮的爷爷立即将亮亮送到了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结果表明亮亮的左眼由外力导致视神经细胞损伤。得知此事的亮亮父母，也连夜踏上了返乡的列车。在治疗过程中，母亲唐三秀和丈夫多次与祝某及其家人沟通，对方分三次支付了两万元医药费。半个月后，亮亮受伤的左眼外伤虽然已经痊愈，但内部神经却受到了永久性损伤，导致视力逐渐下降。

无奈之下，亮亮的父母带其到深圳，又进行了三次治疗。通过协商，对方同意再次支付两万元。但是天不遂人愿，亮亮的视力一直没有好转。为此，他们仍在四处求医。

2018年春节期间，父母又带亮亮到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最新的检查结果表明，亮亮眼球黄斑瘢痕化，左眼裸眼视力0.04，矫正后的视力也仅能达到0.1。由于眼球结构特殊，现今医学上也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因此，医生建议保守治疗，对受伤眼睛进行药物涂抹，用来防止视神经萎缩及病情恶化。但也是从这次开始，祝某家人态度变得非常强硬，不仅拒绝支付亮亮的治疗费，还扬言祝某是精神病，杀人不用负责任。

我在得知事情后，为亮亮的遭遇感到遗憾，更为加害方的暴行感到愤怒。于是，摄制团队启程去往湖南，找到亮亮，希望能通过节目为他的不幸遭遇做点什么。

第一次见到亮亮，是在他的学校。我和同行的工作人员假装是照相馆拍照的哥哥姐姐为亮亮所在的班级拍集体照，由于我们没有直接说找亮亮，所以坐在第一排角落里的小家伙自然也没有发觉。远远看上去，亮亮是一个非常阳光帅气的男孩儿，个子也是班里最高的，看书写字的时候都特别认真。老师让他站起来读作文，他的音量大到已经传到邻班了，如果事先不知晓发生的这一切，我一定猜不出来亮亮的左眼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也一定体会不到一只眼晴突然看不到对于一个9岁男孩儿是一种怎样的“残酷体验”。

直到放学，我们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害怕多一眼的注视，会被这个小家伙发现。就这样，陪着他上完了课、写完了作业、放学时陪他坐校车回家。

在与亮亮相处的三天中，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小男孩儿，人小鬼大，特别聪明。由于通过亮亮的父母就知道他非常喜欢唱歌，所以我也特地从北京给他买了一个小型的蓝牙音箱。亮亮拿着它爱不释手，立刻就兴高采烈地唱了起来。他告诉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心中的另一个自己》。

我：亮亮，如果给你一次有超能力的机会，你希望去做什么？

亮亮：我希望能飞，飞到蓝天上，看看地下有多美。

我：妈妈平时去外地打工，你想她吗？

亮亮：我想妈妈的时候都在回想、回忆。

我：那有没有想对妈妈说的话呢？

亮亮：妈妈你别伤心了，我会好起来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又去了当地法院、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全面了解事情发生每一阶段的情况。2018年3月29日傍晚，摄制组去案发现场暗访，正好撞见本案的加害方祝某，他看到我们举着相机，撕心裂肺一样地冲我们大叫，并发疯似的追赶我们。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让我们措手不及。记得那天是一个月黑风高夜，村里四周被山包围，沿途都是碎石，路况非常差，随便拎起来什么都可以作为“伤人的凶器”。想起他对唐三秀说“我是精神病，我要杀人了”的话，再搭配此情此景，更让在场的人不寒而栗，眼下我们能做的只有“迅速撤离现场”。跑了几百米后，随着祝某叫喊声越来越小，几位编导和摄像才算“脱离了危险”。

最终，亮亮一家通过参加《律师来了》节目的录制，找到了愿意为他们做公益代理的律师张荣光。待律师悉心了解了案情后，针对亮亮一家此前受到加害人祝某及其家人恐吓的事实，找到当地公安机关，保障了受害方的人身安全。在回访时，我采访了亮亮所在学校的校长和班主任，得知孩子目前状况良好，在师生的帮助和关心下，已经逐渐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我和张荣光律师也为亮亮带去了书籍、书包和玩具。

在采访本案的过程中，我发现亮亮的学校里还有很多的留守儿童，和亮亮一样，他们缺少父母关爱，身心安全缺乏保障。作为一名法制节目的编导，我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要怀着敬畏、审慎的工作态度做好每一期节目。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节目本身，了解到留守儿童的现状。虽然法律援助需要专业人士，但是爱心社会的构建则需要每一个人。

夕阳的光像被风吹散一般迅速消失，像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美好年华，不过日月转瞬间，山河未改，长歌未断，希望《律师来了》栏目组不忘初心……

胡哲：“还我孩子”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一直不断，都不会给接线员喝口水的时间。电话那头的人，或为好不容易接通而欣喜不已，或战战兢兢语无伦次，也有甚者大喊大哭，对着听筒咆哮。如遇克制冷静者，实属接线员之大幸，若是吐字清晰、普通话标准，那更是幸中之幸。

吴欢迎就属于这类令人松一口气的人。

接到他的电话是一个下午，在接听无数繁杂案件之后保持思维清晰不是一件易事，而他三言两语就简单概括了自己遇到的麻烦。在之后大致了解了事件的全貌后，我曾想过，若是当时是我在求助无门的时候，以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拨打了这个长期占线的号码，并终于接通后，我是否能保持如此克制？毕竟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吴欢迎说，他的妻子在怀孕期间携4岁的大女儿私奔。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后竟狸猫换太子，成了情人的孩子并上了户口。在费尽心力找到妻子后，妻子既不承认自己有情人，也不承认孩子出生，同时强烈要求离婚。据吴欢迎说，这个情人是妻子做直销时的上级，而情人的姐姐是一名律师，帮助弟弟将孩子偷梁换柱。

这听似如狗血家庭剧的情节让我不由怀疑它的真实性。最关键的一点是：为什么妻子的情人会要别人的孩子呢？吴欢迎告诉我，因为那个男人不育。然而做法制节目的基本原则，要求我抱着谨慎的态度审视每一位来访者。我要求他列出一些关键证据佐证他的说法。他爽快地接受了我的提议。没多久，我的邮箱里就收到了他发来的内容庞大的信息。文字、图片、录音、视频，应有尽有。我和同事打趣说：这个求助人真不简单，有做侦探的潜质。

将庞杂的碎片信息归总后，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和难度让我严肃起来。种种蛛丝马迹指向吴欢迎的妻子确实将孩子生产，而并非她口中的流产。可是这个孩子在法律上已经与吴欢迎失去了关系。甚至在孩子的出生证上母亲那一栏，都不是吴欢迎的妻子。在看完材料后，我有理由相信，求助人的说法是实情，然而残酷的是，线索归线索，他并没有直接有力的证据。而我们知道，不经孩子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同意，是不能够强制孩子进行亲子鉴定的。听似天方夜谭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自己的孩子成了别人的，而自己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2018年5月，我踏上了前往江苏新沂的列车，能否找到有力证据，我并不乐观。

初见吴欢迎，他的形象和电话里很相似。瘦瘦的，戴着眼镜，保持着一丝拘谨，十分礼貌而克制。

闲谈得知，吴欢迎出生农村，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受过良好教育。与妻子的相遇是在回家的大巴上，两人相见恨晚，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婚后两人生活甜蜜，育有二女。而这一切美好，都在妻子接触了一个名为“碧波庭”的直销产品后烟消云散了。妻子开始专注于这门生意，并不断往里投入，夫妻为此争吵不休。这个矛盾在妻子怀上第三胎后爆发了。妻子选择了离家出走，很长时间不见踪影。着急的吴欢迎多方打听，找到了大女儿的下落，并从大女儿口中得知妻子生下了一个男孩儿。而他去医院调查，却并没有发现自己妻子的生产记录，只有一份孕检记录。此时他又发现有一份陌生女子的生产记录与妻子的情况十分吻合，那份记录上有妻子情人的名字。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阴谋。于是他找到了这名男子，而这名男子对这一切一概否认。

线索中断的吴欢迎决定用尽一切办法寻找真相。他偷偷在这名男子的车上放置了行车记录仪——尽管他知道这样并不合法。但是用这种办法，他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和一个男婴。至此，他充分相信了妻子出轨和生产的事实，可是依旧没有有力证据，一切中断在这儿。

我跟随吴欢迎来到他的家中，那是一个偏远而狭小的村子。他父母就是最典型的中国农民的样子。当提到儿子的遭遇——也可以说是他们家庭的遭遇时，老夫妇不禁落泪。

几天的调查，我询问了吴欢迎的大女儿，核实了吴欢迎口中的情况。在她的指认下，我来到了孩子母亲生产的医院，然而一无所获。我又来到吴欢迎妻子曾居住过的出租屋，可这里已经大门紧锁。在吴欢迎的建议下，我找到了“情人”的前女友。她告诉我，自己前男友确实存在不育的事实。我决定前往“情人”的老家找寻线索，在那儿我遇到了“情人”的老母亲。她对我的到来非常警惕，一口否认儿子认识吴欢迎的妻子。

而在第二天，我联系到了这个“情人”。在与他的沟通中，他承认自己认识吴欢迎的妻子，并且最近有孩子出生，但并不承认自己与其有染。面对我的到来，他非常警惕地选择了报警。最终在警方的协调下，这场见面无疾而终。

2018年9月23日，《律师来了》播出了吴欢迎的故事——《还我孩子》。在节目中，吴欢迎在提到自己女儿时几度落泪。这是我与他相处几天中没有见到的。

本文落笔时，已是2019年4月11日。从去年那时到此时此刻，近一年过去了，这件事还未有结果。吴欢迎在律师的帮助下将妻子和“情人”起诉至法院，等待法院下一步的裁定。不知道还需要多久，真相才能水落石出，可是孩子毕竟是无辜的，我们都不希望年幼的孩子不能和亲生父母在一起。只希望有一天，这场闹剧能圆满解决。

李俊茹：我们的执行款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处，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在这片美丽却并不富饶的土地上，每年有大量的彝族兄弟姐妹们外出打工，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

今年46岁的木什伍打子本指望着出去打工能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别人拖欠工资了！而且这一拖，就是3年！

几经辗转，木什伍打子一家找到了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四川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伟旭律师事务所律师杜伟作为他们的法律援助律师，正式开始介入这个案件。

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多次与雇主张某沟通后，杜律师最终帮助他们拿回了应得的薪资。

考虑到他们家在凉山州甘洛县，距成都也有五六百公里，让他们来成都签字领钱又要花一部分交通费，所以杜律师准备将执行款送到甘洛县去，送到他们手中，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给他们带来了公平正义，也让他们的权利得到了有效维护。

>>我们的执行款——农民工法律援助律师就像农民工的亲人和保护神一样 作者供图

2018年11月26日周一，天还没亮，迎着还未散开的雾，我和杜律师、汤律师开车驶入四川306省道，前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前往大凉山的路，比我想象中要难走许多。盘山路蜿蜒纵横，路面崎岖不平，行驶中，一块飞石突然砸到汤律师面前的挡风玻璃上，“嘭！”的一声，着实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玻璃被砸坏了，好在人没有受伤。就这样，我们一路跌跌撞撞地开了十几个小时，终于来到了木什伍打子的家中。在四川上了四年学，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大凉山。

去的这一路上，木什伍打子几次打电话询问我们的位置，叮嘱我们山路崎岖，要注意安全。木什伍打子和杜律师许久不见了，但一到村口，杜律师还是一眼就把他给认出来了。

那天我们把钱送到这些彝族兄弟姐妹手中时，正值彝族新年，他们高兴地和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拿到执行款，就能踏踏实实地过个好年了。

杜律师和我说，再次见到木什伍打子他们一家，感觉像亲人再次见面，看到他们一切都好，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家里各个方面得到了改善，他也非常高兴和欣慰。

大凉山一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农民工法律援助律师就像农民工的亲人和保护神一样。我认为杜律师为这些彝族兄弟姐妹送去的，不仅是历经千辛万苦拿回来的执行款，更是他们的希望，也是能够温暖大凉山的力量。

杜律师表示，农民工外出辛勤务工，权益还可能受到侵犯，要是没有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没有法律援助制度，没有执行法官和法律援助律师的努力，要讨回欠薪也还是比较难。能够为他们解决问题，他很自豪，这也是他坚守公益法律服务阵地，做好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推动更多的律师积极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滕星亮：助力农民工讨薪

2018年10月，我刚到北京就又踏上了去河南省驻马店市的动车。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农民工刘攀拿回给母亲治病的救命钱。

刘攀的家在驻马店市一个小村子里，父亲去世早，家里的重担都压在刘攀和他的弟弟身上。为了贴补家用，2016年他来到北京打工。2018年春节，刘攀回家过年看望母亲时，意外地发现母亲的脖子上有个凸起，于是他提出带母亲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很不乐观，刘母已经是食管癌中晚期。

为了给母亲治病，他开始四处筹钱，找到包工头李某要工钱。包工头李某一开始态度很好，说等工程款下来一定给，就这样一拖再拖。刘攀只好继续借钱，支付宝，微粒贷，360平台都借过。从2018年年初到2018年10月，借的钱也不足以维持治疗的费用了，刘攀的母亲不得不放弃部分治疗转到驻马店市的小医院。

工程完工后，刘攀多次找过包工头索要工钱，但是依旧没有任何结果。工钱拿不到，母亲的治疗陷入停滞，于是刘攀向《律师来了》进行求助。

>>上图∶为了给母亲治病，刘攀开始四处筹钱。作者供图

>>下图∶刘攀的家 作者供图

早在十几年前央视春晚的节目就曾说过：“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啊。”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我觉得他家的遭遇值得同情，欠薪问题更是一个值得全社会都来关注的法律现象。于是，我决定不光要接这个选题，还要把这个选题做好。

当我第一次几经辗转来到刘攀家里时，给我的印象就是贫穷，感觉房子都是危房，房顶有的地方都塌陷了，家里漏风的地方就用大尼龙布挡着。如果不是看见有被褥，真以为是荒废多年无人居住的老屋。

在单独和刘攀的母亲沟通时，刘攀的母亲让我们帮她录一段话给刘攀。母亲微笑着对着镜头说：“刘攀，妈妈走了之后，你不要为妈妈伤心，不要为妈妈难过，妈妈会在天堂祝福你，你永远是妈妈的好儿子，永远是妈妈的骄傲。”母亲一边哽咽一边慢慢举起大拇指。我躲在机器后早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作为编导让我刻骨铭心的就是在拍摄中，我不单纯是一个记录者，更是一个产生了情感共鸣的参与者。

我了解到，刘攀的母亲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的儿子。虽然已经是癌症中晚期但她依然很乐观，跟我们笑着说多活一天就是赚了一天。聊完后，刘攀回来了，他搀扶着母亲准备去县里的医院办理住院手续，虽然刘攀表现得很坚强，但是在他的脸上依然能看见面对现实的无奈。

在拍摄中，我第一次体会到生命是如此脆弱。但同时，我更感受到母爱的伟大，我不禁想念起了自己的母亲，作为编导每年在外奔波，一年也就回家两次，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看到刘攀一家的情况，我决定忙完后一定回家多看看父母……

农民工是弱势群体，有困难时，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我们都应该帮他们一把。作为在中央媒体工作的一名编导，我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2018年10月，刘攀来到了录制现场。在这里我们有四位公益律师帮助他分析案情、出谋划策，为求助人解答难题。在录制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老板张某、包工头李某涉嫌违法分包，应该为农民工欠薪一事负责。通过参加节目录制，刘攀如愿找到了愿意为他进行公益代理的律师。

录制结束当晚，老板张某的会计就联系刘攀表示会尽快结清欠款。录制后第三天，刘攀就拿到了所有被拖欠的工钱。本以为从此刘攀可以好好给母亲看病了，没想到就在第八天，噩耗从医院传来：刘攀的母亲病逝，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还记得听到这个噩耗是在晚上10点多，刘攀给我发来了信息。我当时不敢相信，一时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安慰刘攀。但我知道这样的安慰根本无法抚平他内心的悲痛，毕竟最亲近的人就这样离开了。

事后我在思考，如果没有欠薪，如果刘攀可以按时拿到工钱，母亲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是不是这样的结局就不会出现？如今再多的钱也挽回不了母亲的生命，安抚不了儿子的哀思！

愿悲剧不重演，愿天下再无欠薪。无信不立无诚不久，若仍诚信不讲，德耻不顾，那恢恢法网总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