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南京国民政府（1927-1948）的现代化研究是近几年来学界关注的重要方面。本文认为研究南京政府的现代化，不能忽视南京国民政府始终代表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现代化要取得发展，必然会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而招至破坏，从而可以发现南京国民政府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现代与反现代倾向，它是被扭曲了的现代化。而南京国民政府的现代化成败主要取决于国家整合能力，包括对政治的整合、对经济的整合、对城乡一体化的整合。毫无疑问，南京国民政府因受限于自身局限性，其国家整合能力是错位的、弱小的，加上面临世界性经济危机、日本的入侵，最后只能是所谓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和失败。

关键词：国民政府；国民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6-0056-03

一、前言

现代化范式随着改革开放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而逐渐变成史学研究的热点。现代化范式即现代化史观也称近代化史观。北京大學罗荣渠教授认为，它是指自工业革命开展以来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其最突出的表现为经济上的工业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

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1927—1948）的现代化研究，应该根据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内核从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等多个维度分析与归纳。通过中国知网直接以主题搜索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现代化”，共显示127篇论文，发现与之直接相关的较少。在政治方面主要涉及公务员制度与相关婚姻法的现代化研究居多，而经济方面则偏重于财政、金融与银行方面的现代化研究，文化方面多从教育制度的现代化方向着手，社会方面则是通过某些具体城市的现代化来分析的。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关于该专题的研究比较零散，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较少。

二、主体

（一）政治现代化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现代化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主要体现在公务员制度的现代化与相关法律方面的现代化。赵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研究》认为抗日战争的出现，迫使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同意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迫使一党独裁的国民政府愿意继续与共产党对话、愿意倾听民众的呼声。国民政府政治体制松了一道民主的口子，国民参政会和各级临时参议会一定程度上连接群众与政府，为集束民智、民力一致联合对外提供便利。[1]徐岩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制度的现代化特征分析》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务员制度的各个方面为考察对象，发现南京国民政府在公务员管理体系的建设方面是相对完善的，相对于北洋政府时期有巨大的进步。这有助于中国近现代人事管理体制向科学化、秩序化方向转型，也推进我国公务员体制的现代化进程。[2]陈小锦的《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选制度的近代化意义》指出，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选制度。既要看到它理念的现代性，即吸收了西方文官考试的先进性和中国古代科考制度的公平性，使得这一套考选制度已初具现代化特征，也要看到它体制的固有缺陷，即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任人唯亲、贿赂考官等事屡禁不止，使得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选制度的近代化意义大打折扣。[3]李刚的《法律近代化视野下的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婚姻法》认为，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颁布的婚姻法是我国婚姻法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标志之一，首先要肯定它敢于挣破旧牢笼的开创精神。另外，也要看到它仍无法彻底斩断与旧婚姻制度、买卖婚姻等陋习的联系，要充分考虑它能否在当时中国国土上落地生根。[4]王新宇在《民国时期婚姻法近代化研究》中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为了适应婚姻制度变化的需要，但没有与传统的婚姻习俗完全割裂，因此，婚姻法在当时来说是存在一定的“折衷性”和“保守性”。[5]154

（二）经济现代化

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主要涉及经济领域的财政、金融等多个环节。周海燕在《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一文中，以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以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来阐述民国黄金十年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即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互动与措施创新，体现为保障财政金融稳定而采取的币制改革和工商管理机构在维护市场正常交易与竞争中推出的新举措。[6]张连红的《论南京国民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以财政为中心》从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年）的财政视角，去分析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主要从考察国家财政的吸纳能力、财政支出结构和财政政策的社会功效这三方面来分析它在南京国民政府现代化进程的地位，并发现财政在南京国民政府现代化的进程中的地位并非举足轻重，没有起到主导作用。[7]柯伟明的《营业税与民国时期的税收现代化（1927—1949）》一文另辟蹊径，从营业税的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探究中国税收现代化问题。他重点从传统税制与现代税制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关系、政府与纳税人（商界）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分析营业税与民国时期的税收现代化的关联，发现了民国时期的政府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还有官僚资本主义的扩张无不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税收现代化的因素。[8]刘椿的《中国近代农业现代化研究——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业政策为重心》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土地改革与减租减息的法律、法令、政策与方案，但一直以来并未在农业现代化方面取得任何的显著成效。中国的土地问题直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前又变得更加尖锐，其根本原因在于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土地政策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业政策在实际执行方面阻力重重，与最初制定的目的背道而驰。[9]郝明超在《1927—1937年中国金融制度现代化研究》一文中，首先就1927—1937年国民政府颁布的诸多金融措施展开进行研究，发现像实行币制改革、税制改革、银行业改革等金融措施在初期对于发展经济、保障金融稳定方面有成效，但南京国民政府金融制度现代化起初就以“统制”经济为目的，便利了官僚资本的加速积累和四大家族的形成，为后期经济混乱和通货膨胀埋下伏笔。[10]魏浩然的《中国中央银行的现代化（1928—1945）——以银行立法为视角》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民国财政金融的心脏，它必须应对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风险，这导致国民政府的银行立法最主要的目的是规范与促进中央银行职能的发挥，客观上也推动了以中国中央银行为首的银行立法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国整个金融领域的现代化进程也有重要的作用。[11]

（三）文化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教育制度方面，思想方面涉及较少。李东玉的《1927—1937年中国教育制度现代化研究》创新的一点，是从理念、体系、规范、运行四个层面来说明1927—1937年近代中国教育制度现代化的内容。以此为基础总结它的特点，结合当时独特的时代背景，得出教育具有逐步的法制化、世俗化、国际化与本土化并行的多种倾向，并归纳出它的积极意义与局限性。它的积极性在于能与时俱进跟国际接轨去完善教育制度，但教育制度本身也缺乏民主化的潜质，由国民党一党独裁，具体的教育政策也在不断变化，缺乏持续性，无法完整地发挥教育制度对社会的推动作用。[12]赵爱伦的《政府行政权力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影响——以南京国民政府高等教育制度现代化问题为中心》，从高等教育制度化的视角研究行政权力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认为政府可以像西方国家一样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高等学校的运作与管理，从高等教育领域去推动文化教育现代化的实现。

（四）社会现代化

社會的现代化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目前学界主要从城市的现代化角度来切入对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饶晓晓《近代杭州、宁波城市建设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比较研究（1840—1937年）》借助两个比较典型的城市杭州、宁波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以小见大，从城市具体的建设管理制度出发，包括现代城市建设管理机构的建立、现代城市建设管理法规的颁布及现代工程项目建设程序的形成等三个方面，然后再将二者进行对比，分析出两个城市在现代化进程方面的区别。[13]还有王洪刚《蚌埠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1908—1947）》在现代化的研究范式下，将视角转向于民国时期的蚌埠，从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俗等方面去探究它的更替历程。着重分析它由古代到近代的动态变化，了解类似于这种早期城市转型的阵痛。[14]

（五）其他

南京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建设，除了国内因素之外，还应该考虑国际因素的影响。杨柳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日本因素（1895—1945）》从国际因素去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因子，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伴随着日本不断入侵中国的进程，所以说南京国民政府现代化建设既是一部社会建设史，也是一部反抗侵略的历史。日本入侵这样一个外部环境，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建设被迫中断，但在抗日战争的大环境下又开启了一段畸形的、压抑的现代化路途。国共合作联合一致抗日，使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发生变化，国共双方共同承担现代化建设的任务。[15]

三、综述

综上所述，就南京国民政府现代化研究这个专题来说，学界目前主要以经济工业化方面研究较多，而政治民主化研究较少，大多从法律近代化方向着手来研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现代化。文化方面主要侧重教育现代化视角，对思想现代化的研究相对较少。社会方面除了以城市现代化为案例外，还可以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去进一步挖掘。另外，关于对南京国民政府现代化的评价性成果也比较欠缺。

就南京国民政府从1927—1948年这二十来年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它前期即1927年至1937年是国民经济建设相对较快的时期。政治方面，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结束了北洋军阀的混战局面；经济方面，国民政府逐渐统一财权和实现关税自主；等等。这些方面为国民政府可能实现现代化提供重要条件，但不能忽视南京国民政府现代化的客观环境是内外交困。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进行的现代化尝试并非完全自觉，而是以维系国民政府统治不受内外因素影响为目的。因此，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实践在不少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尤其是在经济建设方面，1936年经济达到旧中国的最高峰；但不能忽视南京国民政府始终代表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现代化要取得发展必然会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而招至破坏，从而可以发现南京国民政府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现代与反现代倾向，它是被扭曲了的现代化。而南京国民政府的现代化成败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整合能力，包括对政治的整合、对经济的整合、对城乡一体化的整合。毫无疑问，国民政府因受限于自身局限性，其国家整合能力是错位的、弱小的，加上面临世界性经济危机、日本的入侵，最后只能是所谓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和失败。

参考文献：

[1]赵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1.

[2]徐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制度的现代化特征分析[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3]陈小锦.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选制度的近代化意义[J].创新，2007（4）.

[4]李刚.法律近代化视野下的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婚姻法[J].中州学刊，2010（4）.

[5]王新宇.国民时期婚姻法近代化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6]周海燕.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15.

[7]张连红.论南京国民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以财政为中心[J].江海学刊，1997（4）.

[8]柯伟明.营业税与民国时期的税收现代化（1927-1949）[D].上海：复旦大学，2013.

[9]刘椿.中国近代农业现代化研究——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业政策为重心[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0.

[10]郝明超.1927-1937年中国金融制度现代化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4.

[11]魏浩然.中国中央银行的现代化（1928—1945）——以银行立法为视角[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5.

[12]李东玉.1927—1937年中国教育制度现代化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5.

[13]饶晓晓.近代杭州、宁波城市建设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比较研究（1840—1937年）[D].杭州：浙江大学，2016.

[14]王洪刚.蚌埠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1908—1947）[D].扬州：扬州大学，2017.

[15]杨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日本因素（1895—1945）[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0.

作者简介：龙小涛（1993—），男，湖南茶陵人，单位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责任编辑：李直）